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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115,台上,3066 裁判日 2026-07-30 案由:違反銀行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台上字第3066號 上 訴 人 王派均

選任辯護人 王炳梁律師曾至楷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5年3月5日第二審判決(114年度金上訴字第57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406、384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王派均有如其事實欄所載之犯行,論處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以上罪刑,並諭知相關之沒收暨追徵。上訴人明示僅就上開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乃以第一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之基礎,認為其量刑尚有不當,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揭科刑部分之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3年8月,已詳敘其理由。

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伊雖參與大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大川公司)非法辦理匯兌業務之犯罪,然伊係依共犯即伊父親王興言之安排而為,欲伊不聽從王興言之命令,實無期待可能性;且伊僅擔任大川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兼總經理而已,與王興言實際營運之派川貿易有限公司、鼎璽貿易有限公司,及其用以經手非法匯兌款項之金融帳戶無關,自不得令伊就王興言之犯罪共同負責。乃第一審判決遽認伊有與王興言共同非法辦理匯兌業務之犯行,復逕認伊與王興言共同犯罪所得之匯差為305萬5,590元,估算伊實際獲得其中半數之152萬7,795元,併就相關之犯罪工具,諭知均應予沒收或追徵,顯有違誤。第一審判決事實認定失當,與其科刑之間具有本質上內蘊之不可分性,屬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前段所指有關係之部分,而應視為亦已上訴。原審對於第一審判決之上揭違法,未予調查釐清糾正,復未善盡訴訟照料之義務予以闡明,遽於判決內說明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不在其審判範圍內,因而對於與量刑有關係之部分,未一併加以審判,自有已受請求之事項而未予判決之違法。又假設伊所為觸法,然伊於偵查中坦承擔任大川公司之掛名負責人兼總經理,並將伊在中國大陸帳戶內之款項,匯入相關客戶所指定之帳戶等語,堪認伊已就被訴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犯行之主要部分予以肯認。惟原判決遽認伊未於偵查中自白犯罪,因而未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洵有可議。況伊之犯罪情節較王興言為輕,然原判決對伊所量處之刑,卻較王興言之量刑為重,同有失當。此外,原審一方面以伊嗣聲明僅對第一審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就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撤回上訴,因而於判決內認定上開撤回上訴之部分不在其審理範圍內;另方面卻於審理時曉諭伊犯罪之嫌疑及所犯罪名「詳如起訴書及原審(指第一審)判決書所載」,復調查卷內包括與認定犯罪事實有關之全部證據資料,審判程序顯屬違法云云。

三、惟查:㈠、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之規定,當事人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而對於其餘犯罪事實認定、論斷罪名及沒收等部分未有不服者,則上訴審法院原則上僅應就當事人上開明示上訴之範圍加以審理,對於當事人未請求上訴審審查之部分,尚無須贅為審查。卷查上訴人原就第一審判決有罪之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敘明第一審判決之量刑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嗣原審為確認上訴人上訴之範圍,闡明曉諭上訴人為必要之陳述,上訴人在與其原審辯護人同時在庭之情況,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且撤回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之上訴,有「刑事聲明上訴狀」、原審準備程序筆錄及「刑事撤回上訴狀」在卷可稽(見原審卷㈠〔即審金上訴〕第93頁、卷㈡〔即金上訴〕第46至47、85頁)。上訴人在原審審理時,並未主張或爭執第一審判決之採證認事、罪名論斷及沒收等部分,有如其前揭上訴意旨所指之違誤,則原審依前揭量刑一部上訴之規定,就上訴人未表明不服之部分,未贅予審查,難謂於法有違。上訴人上訴意旨對於不在原審審查範圍內之事項,迨於第三審程序始為實體上之爭辯,並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摘原判決不當,要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㈡、故意乃犯罪構成之類型,非僅罪責之態樣,本諸主觀構成要件之故意要素,對於故意犯成立之規制功能,行為人須就客觀構成要件要素有所認識與意欲方能論罪,俾符責任原則之要求,是無犯罪故意者,即無成立故意犯之餘地,故而行為人若否認有犯罪之主觀故意者,無非係否認犯罪,即難謂屬刑事法上之自白。原判決就上訴人在偵查中之供述,何以與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中關於「在偵查中自白」之前提要件不符,而不得據以減輕其刑,業已說明其憑據及理由略以:上訴人於偵查中供稱:「(是否知道王興言……等人在從事地下匯兌?)這我不清楚」、「(是否坦承違反銀行法之非法辦理國内外匯兌業務罪?)我否認」、「(你是否曾經到五分埔服飾業拜訪客戶、發送名片,表示若有匯兌需求可以找你們處理?)我有去發名片,當時是要幫公司招攬物流運送業務,但我後來就沒有再接觸」及「(按照共犯陳昱勝所述,王派均、王興言或多或少應該都知道大川公司有在做代收代付之匯兌業務,對此有何意見?)我不知道為何陳昱勝會這麼說,我跟他在公司幾乎沒有交流,他的說法可能是他的個人認知,我沒有從事匯兌業務」等語,足見上訴人以其並無犯罪之故意置辯,而就其被訴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明確地予以否認,顯未自白犯行,雖上訴人已繳交全部犯罪所得,然仍無從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等旨。核原判決之論斷,於法尚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執以任意指摘原判決違誤,顯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㈢、刑罰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事實審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科刑輕重符合規範體系與目的,並兼顧刑罰個別化及共犯間量刑之相對均衡,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暨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就上訴人被訴之犯行,於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後,復具體敘明如何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並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審酌包括上訴人已繳交全部犯罪所得等相關情狀(見原判決第6頁),因而量處前揭徒刑之理由。對照王興言於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及刑法第59條規定遞減輕其刑後,其處斷刑框架之下限,本較上訴人僅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刑後之處斷刑框架為低以觀,揆諸原判決斟酌上開各異之減刑事由及相關情狀,據而量處上訴人較王興言為重之刑,核未逾越法律授權之界限與範圍,且兼顧刑罰個別化及共犯間量刑之相對均衡,尚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暨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上訴人上訴意旨徒憑己見,任意指摘原判決之量刑不當,亦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 ㈣、刑事訴訟法於第一編「總則」之第95條第1項第1款前段,設有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之明文規定。原審於訊問上訴人前,據以告知其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曉諭「詳如起訴書及原審(指第一審)判決書所載」等語,於法尚無不合,且核諸原判決以上訴人嗣聲明僅就第一審判決之量刑為一部上訴,敘明以第一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其量刑是否適法之基礎等旨,亦相契合,難謂有何違法之情形。又上訴人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則原審就其審查第一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有關以外之證據,固本毋庸加以調查,縱有如上訴人前揭上訴意旨所指就全部證據資料贅為調查之情形,然於判決結果並無影響,自不得執為指摘之合法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綜上,上訴人上訴意旨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無非係就原審對於刑罰減輕事由採證認事、科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詳細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且就無關判決結果之枝節性問題,漫為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規定與說明,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5  年  7   月  30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法 官 林靜芬法 官 林柏泓法 官 陳松檀法 官 蔡憲德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 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5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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