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自由
資料來源:司法院裁判書開放資料(JID: TCHM,115,上易,411,20260903,1)・每日增量同步・ 抓取時間 2026-09-17 17:55 UTC・官方原始連結
當事人
- 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檢察官
- 被告劉宥青
原始抬頭(逐字)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劉宥青
選任辯護人 賴玠宇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簡上字第373號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667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宥青(原名賈立勤,下稱被告)於民國113年7月29日向案外人董O麟(以下僅稱姓名)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且斯時董O麟係將本案車輛借予告訴人A02(下稱告訴人)使用。被告與告訴人於113年7月29日17時45分許,在址設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之總冠汽車檢驗廠前,因對本案車輛之使用權發生爭執,告訴人乃乘坐於本案車輛駕駛座不願離去,被告見狀竟基於強制之犯意,於同日18時1分許在上開地點,將身體趴在本案車輛之引擎蓋上,又徒手強拉告訴人之左手,欲將告訴人拉下車,以此方式妨害告訴人之行動自由及離去之權利。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至於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本於無罪推定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強制罪嫌,無非係以:⑴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⑵證人董O麟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⑶證人温承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⑷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⑸監視器影像截圖、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繼中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案件證明單、⑹告訴人提供之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中部汽車D56CPO台中廠維修單、告訴人與車輛保險人員及證人董O麟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原判決既認定被告客觀上有妨害他人權利之事實,參以告訴人係與本案車輛車主董O麟一起去驗車,且當時駕駛該車去總冠汽車檢驗場驗車,告訴人自對該車有合理管領使用之權利,任何人非經合法權利不得任意以暴力方式阻其權利之行使,乃事理之常。又刑法第304條第1項規定所謂「強暴」,係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而影響他人者,本件客觀上自足構成強暴行為無訛。至告訴人主張曾有約定轉讓該車交易等情,告訴人既非契約當事人,也明確表示不同意移轉占有,在此情形下,被告仍以暴力方式阻止,其主觀上自有強制行為之認識,原判決否定此事實,有違一般社會經驗法則。況被告若主張民事債權而妨害告訴人之行動自由乃為自助行為是否成立為斷,惟因該自助行為係針對為保全受不法侵害之權利,不待該管公務員之救濟,而以己力為權利保全之行為,其規範目的在補公權力無法及時介入之不足,故其要件極為嚴格,須具有自助意思,須為保全自己之權利,須其情事急迫而有實施自救行為之必要,須限對於債務人之自由予以拘束或財產施以押收或毁損,不逾越保護權利所必要之程度,始可阻卻違法。忖本件所為全然無急迫性,貿然以暴力方式為之,依法實無可阻卻強制罪之故意。是以原判決認事用法,容有未洽。㈡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361條第1項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公訴意旨所指之客觀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強制之犯意,辯稱:我有趴在本案車輛之引擎蓋上,有徒手強拉告訴人之手,因為當時告訴人有踩油門要離開,我當下的想法是我錢已經給了,我怕告訴人將車開走。再者,當時告訴人很激動,把我們視為同一夥人,但我只是想將車留下來驗車過戶,沒有其他想法。當下這件事情過去之後,我們有趕快交車及交付費用,費用也因為發生這件事情,董先生也收了比原先講的金額少,我不曉得後來會有這麼多問題。現在車子是我在使用中,當時我缺1台車,因為我本身從事旅行社業務,需要車使用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有關車輛所有權一事,因為過戶與否與民法上所有權無關,被告至檢驗廠前已經先取得車鑰匙,依照當時狀況被告自已受交付該車之所有權。另告訴人證稱有移動車輛,可知被告是為了避免車輛遭移動,在警方到場之前希望告訴人能夠與其商討車輛所有權一事,因此被告於本案當日之行為並未有意圖妨害告訴人自由,並無妨害自由之犯意等語。
六、經查 ㈠被告客觀上有妨害他人權利之事實
1.據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訴:113年7月29日17時45分許,我駕駛本案車輛去總冠汽車檢驗廠驗車,驗完車有一個女子跑過來趴在我車子的引擎蓋上咆哮,說我開車就會撞到她,然後逕行走到駕駛座車門,要拉我下車,不讓我離開;我是跟本案車輛車主董O麟一起去驗車;驗完他們就把本案車輛之鑰匙搶走,不讓我離開等語(見偵卷第53-54、58頁)。其於偵查中結證稱:我與案外人李孟儒(下僅稱姓名)有借貸關係,本案車輛本來在我兒子名下,當初講好這台車和房子要給他們作抵押;當初要做擔保時,我就把車過戶給李孟儒,但李孟儒未經我同意就將本案車輛過戶給董O麟;我不知道董O麟要將這台車賣給被告,我當天跟董柏驎說我不會讓他們把車開走,因我當初有簽本票;當天是董O麟約我去驗車,到現場才知道李孟儒擅自過戶給董O麟;我驗完車後,被告突然就把我的車鑰匙拿走,此時我趕快上車,車沒鎖,我坐在駕駛座,被告就一直拉扯我,我就報警;我跟被告說車廠要下班了,先移一下車,我說不然請董O麟坐我副駕駛座,證明我不會把車開走,我就坐在車上,董O麟就坐副駕駛座,但被告還是一直拉扯我手臂、脖子,且她有用手打我額頭,想要強拉我下車等語(見偵卷第118頁)。
2.據證人董O麟於警詢時證述:當時我與告訴人一起驗車,我是本案車輛的車主,大約今年6月左右,有將車借給告訴人,她一直沒有歸還,那天我跟她相約,驗完車後順便把車還給我;我要把車賣給被告,我有跟被告聯繫,當天驗完車後給被告看車,並且跟被告談汽車簽約的事;驗完車後,保養廠人員把車開出來,我看到被告跟告訴人有爭執,當時我不知道鑰匙在誰手上,之後我看告訴人坐在駕駛座上並移動車輛,被告就擋在車前,不讓告訴人離開;因告訴人有駕車要離去,被告才用手拉告訴人下車;告訴人不願意下車,我們一直請她下車等語(見偵卷第50-51頁)。其於偵查中證稱:本案車輛是告訴人於113年6月底跟我借的,本來就在我名下,原本講好一週還,後來我就討不回車,我們約在7月29日去驗車,講好驗完車,她要將車還我,結果驗完車,她就坐在車上;我於113年6月份跟李孟儒買這台車,告訴人不知道我要將這台車賣給被告,我只有跟她說車子要還給我,因我要賣給其他人;我當時跟告訴人溝通,她說車子還要開,我當時在旁扶著車窗,怕告訴人把車開走等語(見偵卷第262-263頁)。
3.據證人溫O哲於警詢時證稱:是被告要買車,我陪她一起去總冠汽車檢驗廠;當時是告訴人不願意下車,被告才拉告訴人下車等語(見偵卷第46-47頁)。
4.另由卷存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見偵卷第77-79頁)可見:①113年7月29日17時57分許,被告與告訴人於驗完車後在旁爭執;②同日18時1分許,被告趴在本案車輛引擎蓋上,告訴人坐入本案車輛駕駛座;③同日18時4分至18時6分許,被告步至本案車輛駕駛座旁,手拉告訴人下車。
5.參合以觀,被告於案發時趴在本案車輛之引擎蓋上,又至本案車輛駕駛座旁以手拉告訴人下車,被告客觀上有妨害他人行使自由通行權利之事實堪以認定。㈡被告欠缺強制罪之故意及實質違法性
1.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之成立,除行為人在客觀上具有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事實外,行為人主觀上亦必須具有強制故意。行為人如誤信自己有適法權源而使被害人違反意願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被害人權利之適法行使,應認屬對於自己有無適法權源欠缺認識,而欠缺強制罪之故意。又刑法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係人之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其所謂之妨害人行使權利,乃妨害被害人在法律上所得為之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不論其為公法上或私法上之權利,均包括在內。而是否妨害人行使權利,必須檢驗是否有手段目的之可非難性,倘行為人之行為,已該當正當防衛、緊急避難,或為依法令之行為,即已阻卻違法,自係法之所許,難認係妨害他人行使權利;即便行為人之行為不符合法定阻卻違法事由,仍應藉由對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整體衡量,以判斷是否具有社會可非難性。倘依行為當時之社會倫理觀念,乃屬相當而得受容許,或所侵害之法益極其微小,不足以影響社會之正常運作,而與社會生活相當者,即欠缺違法性,尚難以該罪相繩(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40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我國強制罪之規定屬開放性構成要件,該當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範圍相當廣闊,而日常生活中,個人之間基本權發生衝突之情形無所不在,自需考慮刑罰謙抑性與最後手段性原則,以免造成個人在社會活動中受到不當箝制而動輒得咎之情形。因此,學者多認為強制罪之構成要件,必須額外地探討「手段與目的之間之違法關連」,亦即以「目的與手段之關係」,考量行為人要求對方履行一定義務或妨害對方行使權利理由之存否、程度,對方自由遭受妨害之程度,以及行為人所用手段之態樣、逸脫之程度等等,綜合審酌是否已逾越社會生活上所能忍受之範圍,作為判定是否具有實質違法性之標準。倘綜合行為人之目的與手段關係,認行為人之強制行為只造成輕微之影響,則此種強制行為仍不具社會倫理之可非難性,即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
2.查告訴人已證述有將本案車輛過戶給李孟儒供擔保,且李孟儒將本案車輛過戶給董O麟一情,而董O麟已與被告聯繫,當日要把車賣給被告,於驗完車後給被告看車,並且跟被告談汽車簽約之事,此節亦為董O麟證述如前。被告因而已付訂金新臺幣(下同)10萬元,亦據被告供明在卷等語(見本院卷第85頁)。是以被告為向董O麟購買本案車輛已預付訂金10萬元,雙方因而約定於案發當日驗車後看車、進行後續買賣車輛事宜,則被告主觀認知上關於本案車輛,其已有預付10萬元訂金之債權存在,合於常情,因而被告擔心告訴人將車開走,後續不好處理,亦未悖於事理,故而被告供稱我想錢已經給了,我怕告訴人將車開走,我只是想將車留下來驗車過戶,沒有其他想法等語,並非不足採信。由此可見被告上開趴在本案車輛上,繼而見告訴人仍移動車輛,而出手拉告訴人下車之舉,乃為維護自己債權、情急之下所為,難認已有強制或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之犯罪故意,本案尚難以被告在客觀上之舉措,遽認被告主觀上具有強制犯意。
3.依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片可知,被告於當日下午18時1分許趴在本案車輛引擎蓋上,於18時4分至6分許欲拉駕駛座上之告訴人下車,而於18時6分許,原本一直站立一旁之董O麟消失在畫面中(見偵卷第77-79頁上方編號2-5所示照片),參以證人董O麟證稱:我們都是一直希望告訴人下車等警方過來。然後我看到車子有移動,擔心車子被開走,我只有說等警察來。把車門拉著不讓她離開,但現場狀況有一點混亂,所以我想說我上到副駕駛座,等警察到等語(見偵卷第51頁)。顯見當日18時6分許畫面中之所以不見董O麟身影,乃係董O麟為等警方到來,而坐入副駕駛座之故,因而董O麟既於18時6分許已為等警方到場處理而坐入車內,益徵本案於18時6分前已有人報警。佐以證人溫O哲證稱我有注意到被告報警等語(見偵卷第264頁),且告訴人係於當日20時24分許才向警局報案,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繼中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可證(見偵卷第85頁),堪認被告供稱其有報警,請警察到場協助一情確實為真(見偵卷第264頁),足以採信。
4.由上述認定之實情可見被告為維護關於本案車輛之債權,與告訴人發生爭執,被告報警,然告訴人卻欲駕駛本案車輛離去,被告再以身體趴在本案車輛引擎蓋、並手拉告訴人下車之方式,欲使告訴人於警員到場前勿離去,明顯係希望藉由報警,由警員到場處理雙方糾紛。綜合本件事發脈絡及被告所實施之手段、方式、時間長短為整體觀察,其主觀上係為使告訴人留在現場等候警方到場,以處理當日雙方所生之糾紛至明,尚難認有何強制或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之犯意。其目的既在於阻止告訴人駕車離開以待員警到場釐清責任、排解紛爭,手段又尚未逾越防衛自身財產權或請求公權力介入處理之必要程度,且所採取之手段及目的之間具有關聯性,對告訴人影響亦尚屬輕微,確不足以影響社會之正常運作,亦屬欠缺強制罪之實質違法性,自難以該罪相繩。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上揭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有何強制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維持原判決之理由原審以檢察官所提事證,堪認被告主觀上係認知當日驗車後即將取得該車,為防護自己對車之所有權,目睹告訴人極可能駕駛本案車輛離去,始會有以身體趴在本案車輛引擎蓋並手拉告訴人下車之舉動,其主觀上並未具有強制故意,而諭知被告無罪。經核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違誤。檢察官提起上訴,僅就前述依審判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再為爭執,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可供調查審認。從而,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侯詠琪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添興提起上訴,檢察官黃政揚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3 日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法 官 何 志 通法 官 周 淡 怡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 劉 美 姿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