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自由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立凱（涉嫌其他犯罪部分，均由檢察官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告訴人Ａ０１（涉犯傷害部分，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之處分）前為情侶，2人於民國113年10月8日晚間8時許，在址設臺南市○○區○○○路000號之雀客藏居飯店10樓1021房內發生衝突，被告竟基於強制之犯意，將告訴人所有之行動電話（下稱本案行動電話）藏匿在位於同址6樓、江珮萓所留宿房間內之熱水壺中，以此方式妨害告訴人使用該行動電話之權利，嗣經警到場處理，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等語。

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5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的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如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02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見警卷第9頁至第18頁，偵卷第31頁至第34頁、第133頁至第134頁、第135頁）、證人廖國鈞（見偵卷第85頁至第87頁、第107頁至第110頁）、證人江珮萓（見偵卷第93頁至第95頁、第107頁至第110頁）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指證，暨被告於警詢時及偵審中之供述（見警卷第3頁至第7頁，偵卷第31頁至第34頁、第107頁至第110頁，原審卷第60頁至第66頁），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當時有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之事實，惟否認涉犯上開強制罪嫌，辯稱：當下兩個人都起爭執，是酒後發生爭執的，沒有強制、妨害自由或竊盜之情事，且證人廖國鈞、江珮萓只有說看到行動電話放在熱水瓶裡面，並沒有說看到我將行動電話放在熱水瓶裡面等語。

五、經查：㈠公訴意旨所指被告與告訴人前為情侶，2人於113年10月8日晚間8時許，在址設臺南市○○區○○○路000號之○○○○飯店10樓1021房內發生衝突，嗣後警方獲報到場處理，始發現本案行動電話放在同址6樓、江珮萓所留宿房間內之熱水壺中之事實，有告訴人（見警卷第9頁至第18頁，偵卷第31頁至第34頁、第133頁至第134頁、第135頁）、證人廖國鈞（見偵卷第85頁至第87頁、第107頁至第110頁）、證人江珮萓（見偵卷第93頁至第95頁、第107頁至第110頁）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3頁），此部分事實應堪信屬實。㈡然證人即告訴人就本案行動電話之指述，先後歧異如下：⒈證人即告訴人於114年3月14日之警詢時以告訴人身分指稱：當下被告拳打腳踢我，還把我行動電話拿走，也就是被告動手打我，我說我要報警叫警察來，被告就來把我行動電話搶走等語（見警卷第14頁至第17頁）。⒉證人即告訴人於114年6月17日之偵查中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以被告身分指述：被告打我時，就把我行動電話藏起來等語（見偵卷第33頁）。⒊證人即告訴人於114年9月10日之偵查中具結證述：當時我把行動電話放在床上，被告趁我在整理東西時，把我的行動電話藏在他身上，後來我們發生爭執我想要報警時，發現找不到行動電話等語（見偵卷第133頁）。⒋證人即告訴人關於本案行動電話之指述，先後歧異，或稱遭被告拿走，又稱搶走或趁其做其他事時藏起來等語，在無其他具體事證可佐之情形下，依據罪疑有利於被告之原則，已難認為被告當時有刑法第304條規定之將告訴人本案行動電話強制拿走或搶走之情事。⒌另依據證人即告訴人關於本案行動電話遭被告趁其做其他事時藏起來，後來告訴人想要報警，才發現找不到行動電話之證述（見偵卷第133頁），顯然告訴人係指稱本案行動電話遭被告藏起之時，當下告訴人並不知悉行動電話遭藏起等語，則按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須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權利始克成立，而所謂強暴乃逞強施暴，即對於他人身體，以有形之實力或暴力加以不法攻擊之謂，所謂脅迫，係指威脅逼迫，即以言詞姿態脅迫他人，足使人心生畏懼而言，而告訴人所指「被告趁告訴人在整理東西時，把告訴人行動電話藏在被告身上」之舉措難認係刑法強制罪所謂之「強暴」、「脅迫」，亦即刑法第304條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為個人之意思決定或身體活動自由，固然不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壓制為必要，但所為強暴、脅迫，仍須達於足以妨礙他人意思決定或身體活動自由，而發生強制作用之程度，方屬該當，而本案當下告訴人之意思自由並未受任何妨害致使其行何無義務事或妨害其何權利之行使，要與強制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自難以該罪相繩。　　㈢至證人廖國鈞及證人江珮萓之證述如下：　　⒈證人廖國鈞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述：被告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發生衝突，告訴人不斷尋找本案行動電話，嗣廖國鈞指示被告先離開上開地點，並令告訴人留在原處緩和情緒，後本案行動電話在其他房間遭尋獲等語（見偵卷第85頁至第87頁、第107頁至第110頁）；證人江珮萓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述：本案行動電話於上開時間在江珮萓留宿之房間遭尋獲之事實等語（見偵卷第93頁至第95頁、第107頁至第110頁）。⒉而本案案發當下，證人廖國鈞及證人江珮萓均不在案發房間（即上開10樓1021房）內，其等乃係事後聞聲前往案發房間，其等均未目睹案發過程等情，有證人廖國鈞（見偵卷第85頁至第87頁、第107頁至第110頁）、證人江珮萓（見偵卷第93頁至第95頁、第107頁至第110頁）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指證可憑，故其2人該等證述均不足為被告於案發時有違犯強制罪之認定依據。㈣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舉證據，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觸犯強制罪之有罪心證，檢察官所提之相關證據方法，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前開強制犯罪之程度，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此外，本案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強制告訴人之犯嫌，起訴意旨所舉證據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自應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

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確有上開強制罪之犯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⒈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指稱：當下被告拳打腳踢我，還把我行動電話拿走，也就是被告動手打我，我說我要報警叫警察來，被告就來把我行動電話搶走等語（見警卷第14頁至第17頁）；於偵查中復指稱：被告打我時，就把我行動電話藏起來等語（見偵卷第33頁），以及具結證稱：當時我把行動電話放在床上，被告趁我在整理東西時，把我的行動電話藏在他身上，後來我們發生爭執我想要報警時，發現找不到行動電話，警察到場後，警察才在江珮萓房間內熱水壺裡找到等語（見偵卷第133頁），其前後所述固然稍有差異，惟均指稱被告與其同處一室時，出手將本案行動電話藏起，其於爭執中欲打電話報警發覺行動電話遭被告拿走，直至警察到場後才從江珮萓房間內發現本案行動電話。⒉證人廖國鈞則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稱：我在房間內聽到他們（被告與告訴人）的吵架聲，就去他們房間敲門，過了一下子（約10幾分鐘）告訴人才過來開門，因為告訴人歇斯底里，我請被告先出來房間外，我有請他去江珮萓留宿的房間等候，警方來了請被告拿出來，他才從朋友房間（我上述請他離開先去待著的那間房間）內拿出來等語（見偵卷第85頁至第87頁、第107頁至第110頁）。⒊證人胡秀珠（廖國鈞之女友）於警詢時亦證稱：我洗好澡時走出房門，聽到他們的吵架聲，過去看時廖國鈞就在那邊了，告訴人一直叫我和廖國鈞幫她找行動電話，有請我們報警，我們都沒帶行動電話，所以就幫忙分開他們，我當時在房間內都找不到行動電話等語（見偵卷第81頁至第83頁）。⒋證人江珮萓亦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稱：被告與告訴人發生衝突時有人通知我，我去他們房間時，被告已離開現場，我關心告訴人的傷勢，告訴人一直要我幫忙找行動電話，後來本案行動電話是在我留宿之房間遭尋獲等語（見偵卷第93頁至第95頁、第107頁至第110頁）。⒌被告雖自警詢起即一再矢口否認有拿取告訴人之本案行動電話，惟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不僅有告訴人之指訴外，並有證人廖國鈞、江珮萓、胡秀珠之上開證述可佐，應足認定被告趁其與告訴人同處一室發生衝突時，出手將告訴人之本案行動電話藏起，而告訴人在衝突中為打電話報警求援，即已發現本案行動電話遭被告拿走之事實。⒍被告出手將告訴人之本案行動電話藏起，既屬以不法有形力加諸於告訴人之物，即應為強制罪之強暴手段，且行動電話為現代人之重要物品，破壞告訴人對本案行動電話之支配，同樣可達到對其意思形成或決定自由妨礙之結果，是被告所為確係以強暴手段妨害告訴人使用本案行動電話之權利；本案雖無法證明告訴人有看見被告拿取本案行動電話，然可確定告訴人已於兩人衝突中因欲撥打電話報警而立即察覺本案行動電話遭被告拿走，及時感受被告之強暴手段對其意思自由之妨害，該妨害狀態直至警察到場後尋獲本案行動電話始結束，被告主觀上對於上開客觀事實亦有所認知，自應構成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無誤。⒎又蒞庭執行公訴職務之檢察官當庭補充：被告雖否認拿走告訴人之本案行動電話，然證人廖國鈞於警詢時證稱：告訴人說行動電話被被告拿走，警察跟被告講很久後，被告才把行動電話從朋友房間（我上述請他離開先去待著的那間房間）內拿出來還給告訴人等語（見偵卷第86頁至第87頁），於偵訊時證稱：我有聽告訴人一直在找他的行動電話，後來告訴人的行動電話在別人的房間裡找到了，應該是被告放的；我請被告離開原本跟告訴人爭吵的現場時，我有請被告去江珮萓的房間等語（見偵卷第109頁）；證人江珮萓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有拿走告訴人的行動電話，藏在我們房間內的熱水壺內（警方找到行動電話我才知道行動電話藏在我們房間）等語（見偵卷第94頁至第95頁），於偵訊時證稱：告訴人的行動電話是在我房間裡找到的等語（見偵卷第109頁）。足認被告與告訴人發生衝突後，確有拿走告訴人之本案行動電話，並將之藏放在江珮萓房間內之熱水瓶內，被告所為顯已剝奪告訴人對本案行動電話之占有使用，於警察到場勸說後，始返還告訴人，難認有真摯返還本案行動電話之誠意，自具有竊盜之不法所有意圖。綜上，原審諭知被告無罪，尚有未洽，請予以撤銷改判等語。　　㈡惟查：⒈按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須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權利始克成立，而所謂強暴乃逞強施暴，即對於他人身體，以有形之實力或暴力加以不法攻擊之謂，所謂脅迫，係指威脅逼迫，即以言詞姿態脅迫他人，足使人心生畏懼而言，而告訴人所指「被告趁告訴人在整理東西時，把告訴人行動電話藏在被告身上」之舉措難認係刑法強制罪所謂之「強暴」、「脅迫」，亦即刑法第304條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為個人之意思決定或身體活動自由，固然不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壓制為必要，但所為強暴、脅迫，仍須達於足以妨礙他人意思決定或身體活動自由，而發生強制作用之程度，方屬該當，而本案當下告訴人之意思自由並未受任何妨害致使其行何無義務事或妨害其何權利之行使，乃要與強制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自難以該罪相繩。⒉至上訴意旨所指之其他證人，於本案案發當下，均不在案發房間（即上開10樓1021房）內，其等乃係事後聞聲前往案發房間，其等僅能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有於案發房內發生衝突，嗣後警方獲報到場處理，始發現本案行動電話放在同址6樓、江珮萓所留宿房間內之熱水壺中之事實，然其等均未目睹案發過程等情，亦未指述被告於案發當時有對告訴人施以強暴、脅迫手段之情事，故其等證述均不足為被告觸犯強制罪之認定依據。　　⒊又竊盜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竊取他人動產為構成要件。是竊盜罪之成立，以行為人主觀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為必要；所謂不法所有，係指非法取得他人之物，據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而言。倘謂本件被告對告訴人之行動電話確有不法所有之意圖，理應將告訴人之行動電話拿取並藏放於被告所實際管領之處所，以便供己取用，然本件嗣後警方獲報到場處理，係發現本案行動電話放在兩人共同友人江珮萓所留宿房間內之熱水壺中，並非放置於被告之身上、行李中或其他被告所實際管領之處所，尚難謂本件被告對告訴人之行動電話確有不法所有之意圖，上訴意旨主張被告具有竊盜之不法所有意圖云云，尚難遽採。⒋綜上所述，檢察官僅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再為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並未提出足以影響原判決之新事證，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從而，檢察官提起上訴，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桑婕提起公訴，檢察官吳騏璋提起上訴，檢察官吳維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法　官　洪榮家法　官　吳育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　黃玉秀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