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欺等

事　實

一、張婷芸依其智識及生活經驗，已知悉依指示至超商代領包裹後放置指定地點或轉交之工作內容極為單純，倘可據此獲取不相當之報酬，包裹內物品恐涉及不法，目的應在於使檢警無從查緝包裹真正收貨人。緣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集團）推由LINE通訊軟體暱稱「林美珈」之成年成員（下稱「林美珈」），前於民國113年8月27日指示劉念慈將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甲帳戶）之提款卡，以統一超商交貨便方式寄至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1樓統一超商○○門市（下稱本案超商），並告知提款卡密碼（劉念慈所涉幫助詐欺取財部分另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侯騰睿再指示郭意昌（斯時為張婷芸之男友）、張婷芸前往領取，而張婷芸已預見包裹內物品常與現今財產犯罪用以規避追查之需要密切相關，極可能作為詐取財物之犯罪工具，竟基於縱使代收含有提款卡之包裹並送至指定地點可能為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之一環，仍不違背本意之未必故意，與郭意昌、侯騰睿及本案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3年8月30日13時5分許，搭乘郭意昌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案發時登記於張婷芸名下）前往本案超商，車行途中由張婷芸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持續與侯騰睿聯繫，待抵達後由郭意昌下車進入本案超商取得裝有甲帳戶提款卡之包裹（下稱本案包裹）後，郭意昌再駕駛乙車搭載張婷芸前往屏東市屏東公園圖書館附近，依侯騰睿指示將本案包裹放置在公園座椅下，此外，張婷芸尚提供其所申設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丙帳戶）供匯入提領包裹報酬之用。又本案集團不詳成員先前透過通訊軟體INSTAGRAM投放不實抽獎廣告（無證據證明張婷芸明知或已預見本案集團係使用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之手法），林靖崎於113年8月27日瀏覽後，乃使用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李藝」之人聯繫，「李藝」遂佯稱：為防範洗錢需先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林靖崎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3年8月31日0時7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40,088元至甲帳戶，旋即遭本案集團成員提領及轉匯一空，以此方式隱匿上開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侯騰睿嗣後並於113年9月8日2時20分許，以無摺存款方式存入報酬5,300元至丙帳戶內，再由張婷芸提領後交予郭意昌使用。

二、案經林靖崎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作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張婷芸（下稱被告）犯罪事實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判程序時，檢察官、被告暨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上訴卷第177至178頁），本院並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另審酌此等證據資料作成時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亦無其他依法應排除證據能力之情形，乃認以之作為證據要屬適當，均得採為本件認定事實之依據。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訊據被告固坦認有於事實欄所載時間搭乘乙車陪同郭意昌外出，並於郭意昌駕車期間與侯騰睿使用通訊軟體聯繫，事後則以丙帳戶收取5,300元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辯稱：當天郭意昌只說要一起出去吃飯，當下郭意昌接到指示就直接過去超商，我也不能說我要下車，就一起過去，我不知道包裹內容物是什麼，我也僅是依郭意昌之指示回覆侯騰睿訊息，如果我不按照郭意昌的意思行事，我就會被暴力相向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被告出社會後均勤懇以勞力換取收入，並非遊手好閒、欲藉偏門工作賺取非法利潤之人，本案實係被告受郭意昌之邀外出同遊，而郭意昌於外出期間空檔另行從事領取包裹工作，因郭意昌與被告交往期間有極強之掌控欲，先前更曾因家暴行為經被告對郭意昌聲請保護令獲准，故被告對於郭意昌之邀約無法拒絕，被告之通訊軟體TELEGRAM帳號實際上係由郭意昌在操作使用，被告僅是在特定情況下代郭意昌打字，訊息內容更係由郭意昌決定，丙帳戶亦係因郭意昌表示理貨工作需要而向被告借用，相關款項入帳係由郭意昌提領使用，則被告並非明知領取包裹不法而自主參與聯繫侯騰睿，亦非明知丙帳戶將作為收取犯罪所得之用而同意如此使用，縱被告曾自陳對於郭意昌從事之工作存有懷疑，至多僅能證明被告對於郭意昌個人行為可能涉及不法一節有所預見，尚不足以推論被告認知己身受郭意昌指示具臨時性、片段性回覆訊息之舉，係屬詐欺或洗錢共同實施或助成犯罪之行為，更遑論對該結果抱持容任態度，則被告行為時是否有共同參與或幫助犯罪之意思，顯有疑義，退萬步言之，縱認被告行為仍有助成犯罪之效果，至多亦屬幫助犯等語。㈠「林美珈」前於113年8月27日指示劉念慈將甲帳戶提款卡以統一超商交貨便方式寄出，並告知提款卡密碼，郭意昌再依侯騰睿之指示，於同年月30日13時5分許駕駛乙車搭載被告前往本案超商，車行途中被告曾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持續與侯騰睿聯繫，待抵達由郭意昌下車進入本案超商取得本案包裹後，郭意昌再駕駛乙車搭載被告前往屏東市屏東公園圖書館附近，依侯騰睿指示將本案包裹放置在公園座椅下；另本案集團成員於事實欄所載時間，以同欄所示方式對告訴人林靖崎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甲帳戶內，旋遭轉匯及提領一空，而丙帳戶嗣後於事實欄所載時間收受5,300元之款項等事實，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證明確，並分經證人劉念慈、郭意昌證述屬實，此外尚有甲帳戶基本資料與交易明細、劉念慈提供之交貨配送明細表及對話截圖、告訴人提供之對話暨轉帳紀錄截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9月11日偵查報告暨所含監視器影像截圖、乙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及丙帳戶交易明細截圖附卷為憑，上情復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是認無訛，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㈡按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未必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包含行為與結果，即被害之人、物和發生之事），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至行為人主觀上究有無容任發生之意欲，係存在於其內心之事實，法院於審判時，自應參酌行為人客觀、外在的行為表現暨其他相關情況證據資料，本諸社會常情及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詳予剖析予以認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18號判決意旨參照）。參諸當前社會合法提供物品、文件寄送服務業者眾多，其服務項目不僅快速、多元、周全，收費亦屬實惠，兼有相當嚴謹之流程制度，據以保障寄、收件雙方當事人之權益，且該等業者亦有提供前往指定處所收件之服務，或與遍布大街小巷之便利商店存有合作關係，俾利一般大眾使用，故若非所欲領取之物品涉及不法，致寄件或收件之一方有意隱瞞身分及相關識別資料以規避稽查，衡情應無以高額報酬刻意委請專人代為領取物品或文件後，再轉送至指定地點之必要，是以稍具社會經驗之人，倘僅須單純受指示領取、轉交來路不明物品即可輕鬆獲利，當可知悉或預見此行為內容有涉犯不法之高度風險。而被告自陳學歷為大學畢業，曾從事餐飲業之店員及店長工作（金訴卷第179、374頁、上訴卷第109頁），堪認其具備正常智識能力及相當社會生活經驗，對於上情自無諉為不知之理，至於辯護人雖欲以被告先前從事均戮力從事正當工作之情，主張被告對於本案無犯罪動機或故意，並提出被告之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為佐（上訴卷第83至84頁），然本案應探究者為被告主觀上對於己身所參與之客觀行為涉及不法是否已預見，判斷上本不以被告是否持續以代收包裹為業一節為必要，與被告先前係從事正當工作、無不良素行並無必然關係，自無從據此解免被告之罪責。㈢復稽諸被告初於警詢時針對本次陪同郭意昌出門之緣由供稱：此次領取包裹之人是郭意昌，我知道他是領詐欺包裹或是做偏門的工作，郭意昌因涉嫌詐欺案件在113年8月26、27日被扣押手機後，他就使用我的手機通訊軟體TELEGRAM與上游侯姓男子（即侯騰睿）聯繫，案發當天郭意昌使用我的手機接獲侯姓男子訊息後，就邀我一起去領包裹，開車期間郭意昌要求我用手機回覆侯姓男子的訊息，到達指定地點後郭意昌在遠處停放車輛，要我在車上等他，等他領完包裹回車上後，郭意昌再用我的手機回報侯姓男子，當天侯姓男子是交代郭意昌前往屏東公園圖書館附近將包裹交付他人，任務完成後郭意昌有使用丙帳戶接受侯姓男子的匯款，而丙帳戶於113年9月8收款5,300元，就是上手使用無摺存款存入之獲利等語（高市警刑大偵20字第11470037900號卷〈下稱警二卷〉第26至29頁）；於偵訊時除大抵重申上開案發經過外，並供稱：我知道郭意昌持續在做詐欺包裹或偏門工作，也知道本次與郭意昌前去本案超商拿取的是金融卡，郭意昌會一直要求我跟他去等語（偵31902號卷第9至11頁）在案。審酌承認犯罪事實與否，涉及將來遭訴追犯罪之可能，則承前所述，被告既為具有相當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之成年人，當知不利於己之供述在法律上將遭致刑罰宣告及執行之效果，故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實無可能明知自身對於郭意昌所從事行動之具體內容及違法性一無所悉，卻無端為前開不利於己之供述之理。㈣再者，證人侯騰睿於警詢及另案偵訊時亦證稱：我是在通訊軟體TELEGRAM的「灰色偏門工作群」認識郭意昌和被告的，該群組內有上千人，本案我印象中是群組內有人發文說要領包裹，我再聯繫派遣郭意昌、被告去領包裹，郭意昌領完會將領到的訊息貼到群組和我這邊，之後TELEGRAM群組的上手會丟虛擬貨幣給我，我再折算為新臺幣以無褶存款方式給郭意昌，被告在警詢所稱「侯姓男子」就是我本人，本案我有將他們的獲利給他們，至於郭意昌領完包裹是交給誰我就不清楚了；我先後大概找郭意昌領了三至四次包裹，我與郭意昌之間有一個群組，群組中暱稱「菡」之人就是被告，是郭意昌拉她進來這個群組的，當有人丟領包裹的訊息給我，我就會丟到三人群組看郭意昌要不要接等語綦詳（警二卷第8至11頁、金訴卷第166頁）；另證人郭意昌同樣曾於另案供稱：侯騰睿要我去領包裹，我們有對話群組，裡面除了我、侯騰睿外還有被告，對話內容有提到我正在找斷點，意思就是侯騰睿叫我不要找有監視器的地方領包裹等語在案（金訴卷第392至939頁、上訴卷第150至151頁）。則綜參證人侯騰睿、郭意昌前載證述可知，被告與證人侯騰睿、郭意昌有共同的通訊軟體群組，領取包裹事宜會在該群組中傳達、討論，且被告係與郭意昌一起接受侯騰睿派遣領取包裹之工作，非僅未能佐證被告於法院審理時所辯全然不知情一節為真，更可徵被告確有親身見聞群組中關於領取包裹過程為了避免遭查緝之相關對話，此節與被告在本案偵查階段所稱知悉郭意昌係在從事領取金融卡詐欺包裹一節吻合，已可資相互補強而堪信實，至於被告於法院審理階段改以前詞置辯，核屬事後卸責之詞，尤難憑採。㈤則承前所述，以被告之角度而言，侯騰睿縱果有接收包裹之需求，因坊間業者多有提供前往指定地點收件並送往指定處所之服務，或與遍佈大街小巷之便利商店存有合作關係，實無另行支付報酬委請專人代為領取包裹之必要，基此被告當已預見所領取繼而轉交之包裹有涉及不法之可能，此觀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之前郭意昌有拿我的帳戶說要去收工作上的薪水，我認為5,300元金額很高，我才懷疑可能是偏門工作，我有懷疑過包裹可能涉及不法等語（同卷第178頁）自明；且由被告於本院所稱：我現在記得我與侯騰睿訊息聯繫時，侯騰睿有問說「安全嗎」，我有依郭意昌之指示以訊息回稱「安全」等語（上訴卷第110頁），亦可突顯依被告親身見聞之案發歷程，領取包裹竟須密切聯繫確認是否安全，此誠與正常合法之工作大相逕庭。更有甚者，郭意昌於本件案發前，已曾因前往便利商店領取內含有提款卡之包裹後轉寄之行為經檢察官提起公訴（金訴卷第407至416頁起訴書檢索資料參照），此節復據郭意昌於原審陳稱：我的前案目前還在審理中，也是提領包裹，被告當時知道我有這些前案等語明確（同卷第177頁），則依被告與郭意昌之互動情誼，同堪審認被告已預見本案包裹與郭意昌前案一樣內含帳戶提款卡之可能性甚高。而被告在其已預見所分擔與上游侯騰睿密切聯繫確保取包裹過程安全順利無虞之舉，可能涉及詐欺、洗錢不法犯罪情事之情況下，猶與郭意昌形成犯罪共同體，一起從事領取、轉交包裹之行為，容任犯罪結果之發生，且領取報酬之方式更係匯入其與郭意昌共用之丙帳戶（詳金訴卷第401頁被告另案警詢筆錄），則被告主觀上具有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未必故意，至為灼然。至於辯護意旨提及被告並非明知包裹內容不法而自主參與聯繫，亦非明知丙帳戶將作為收取犯罪所得之用而同意如此使用一節，雖非無見，然此僅能排除被告係基於直接故意參與本案犯行，並不影響本院前載關於被告主觀上仍具有未必故意之認定；另辯護人為被告辯稱：丙帳戶相關款項入帳係由郭意昌提領使用一節，亦與被告所稱：郭意昌叫我把錢領出來交給他等語（金訴卷第341、346頁）所示帳戶管領狀態有悖，亦無從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論據。㈥其餘辯解暨證據不足以對被告為有利認定之理由⒈證人郭意昌雖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當天因為我約被告吃飯，所以才開車載她，我沒有跟被告提到本案包裹是什麼東西，我自己的工作從來沒有讓被告插手過，被告也完全不知情等語（上訴卷第179至182頁）；然稽以證人郭意昌與被告先前曾為男女朋友關係，其於本院交互詰問之初，甚且證稱並未讓被告處理與侯騰睿聯絡之事宜等語，係至辯護人告知被告自陳有協助傳訊息一事，郭意昌方始改稱確有此事（見同卷第180頁審判筆錄），足見證人郭意昌於本院審理所為證言有高度迴護被告之傾向，已非客觀公正；況其前開證述情節，非僅與其在另案之陳述矛盾，亦與前載被告在本案偵查階段之供述及侯騰睿之證言相左，難認與事實相符，自無從作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⒉被告雖辯稱係在自由意思受到壓抑之情況下與郭意昌出門同行等語，並經辯護人主張被告曾在112年間對郭意昌聲請保護令獲准一節如前，然遍觀被告歷次針對此部分之辯解，始終未言明郭意昌於本次出門前，果有以何具體言語或肢體動作脅迫被告須偕同前往，而郭意昌於訴訟程序中固時而有迴護被告之說詞，然亦未曾自陳本案有要脅被告陪同前往領取包裹，況前載保護令之核發時間距本案案發已有相當時日，尚難僅因郭意昌曾對被告實施家庭暴力行為，即率認被告本案確係非自願隨同前往領取包裹。此觀被告亦自承：我與郭意昌先前在112年10月19日因郭意昌被關而分手，之後在113年4月聯絡復合，直到113年9月25日又分手，交往到後來有一次郭意昌直接說要離開，所以我也搬回去我家住，就分手了，（問：既然妳怕郭意昌的暴力動作，妳也可以搬回家，並非沒有地方可以去？）是，郭意昌會對我講一些話，講我怎麼樣，這確實是我的選擇等語（偵31902號卷第8頁、金訴卷第373至374頁），亦可見被告於該保護令存續期間，非僅未極力避免與郭意昌接觸，反而選擇與原已分手之郭意昌重新復合成為男女朋友，復未見其曾前往司法機關提告郭意昌違反保護令，堪認被告與郭意昌之關係並非如被告及辯護意旨所稱遭郭意昌控制自由意志，況被告倘有遭郭意昌暴力相向，其亦有選擇迴避之機會及能力，然其並未為之，憑此益徵此部分辯解僅係為脫免刑責所為矯飾之詞，無足憑採。㈦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正犯與幫助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無論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若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屬幫助犯（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再者，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是以，行為人參與構成要件行為之實施，並不以參與構成犯罪事實之全部或始終參與為必要，即使僅參與構成犯罪事實之一部分，或僅參與某一階段之行為，亦足以成立共同正犯。經查，被告雖未自始至終參與詐騙告訴人暨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之各階段犯行，而僅係依侯騰睿指示與郭意昌一同前往領取本案包裹，惟其在過程中分擔確保取包裹過程安全無虞之聯繫行為，並提供名下申設之丙帳戶作為匯入領取包裹報酬之用，再將匯入款項領出交予郭意昌，足見其就領取本案包裹之行為，與侯騰睿、郭意昌形成犯罪共同體，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則被告與侯騰睿、郭意昌及本案集團其他成員，既為詐騙告訴人而彼此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參諸上開說明，被告自應就所參與犯行，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辯護意旨主張被告所為至多僅成立幫助犯一節，即無從憑採。㈧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及刑之減輕事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罪。被告就前開犯行與郭意昌、侯騰睿及本案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被告與共犯所實行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舉，雖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行為時間至為相近，部分合致並相互交錯，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若予以數罪併罰恐有過度評價之虞，應適度擴張一行為概念將之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從而其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㈡刑之減輕事由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被告實行本案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此次修正將原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列為第1項，除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修正限縮為「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顯未較有利於被告，仍應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而被告本案所犯固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詐欺犯罪，然其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否認犯行，自無從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同理亦無由於量刑時一併審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減刑事由。

⒉刑法第59條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該條立法之旨即在避免嚴刑峻罰，法內存仁，俾審判法官得確實斟酌個案具體情形，有無特殊之原因、環境或背景，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且於法律上別無其他應減輕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認即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35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就本案犯行雖有共同犯意及行為分擔，然告訴人遭詐取之財產價值為40,088元，尚非過鉅，且被告主觀上僅具未必故意，加以被告僅係與郭意昌同車外出並依郭意昌指示與侯騰睿聯繫取包裹事宜，其與郭意昌係實行最前端之領取、轉交包裹工作，並無證據足認尚有進一步親自實行後續對告訴人施用詐術、提領或轉匯款項等構成要件行為，更有甚者，本案包裹係由郭意昌下車至便利商店領取後放置在指定位置，所取得之報酬亦係由郭意昌獨得（見原判決第12頁），綜此足見被告之分工項目僅係邊緣行為，則參照被告前載參與情節及主觀惡性，倘科以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1年，容有情輕法重之嫌，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三、上訴之論斷㈠被告上訴意旨猶否認起訴書所載罪名，相關辯解及辯護意旨業經本判決事實認定段落援引要旨，爰不予贅述。㈡原審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罪事證明確，經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後，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竟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參與本案犯行並製造犯罪金流斷點，致使告訴人難以追回遭詐欺款項，亦增加檢警機關追查詐欺集團其他犯罪成員之困難度，並影響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秩序，所為實屬非是，並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復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賠償損失，兼衡其之角色分工地位、告訴人受損害金額、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前科素行，暨其於原審審理時所陳智識程度、工作、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審認卷內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犯行獲有犯罪所得，乃未諭知沒收、追徵犯罪所得，復敘明告訴人匯入甲帳戶之款項已由本案集團成員取走，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仍保有上開款項，如對被告宣告沒收此部分款項實有過苛之虞，遂未宣告沒收洗錢之財物。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並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屬允當（至於原審適用刑法第59條減刑時，其中一個理由雖採認被告所辯惟恐遭郭意昌暴力相向而屈從，此節則經本院認屬臨訟卸責之詞如前，然原審所執其餘理由及減刑結論則與本院相同，本院乃認無庸據此撤銷，併此說明），更係於處斷刑區間擇定最低刑，另關於不諭知沒收犯罪所得及洗錢財物所執理由亦屬適法。則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依前揭說明，即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同案被告張浚圻、楊哲瑋、郭意昌部分，因當事人自始未上訴而確定，自均不另論列，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彭斐虹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10　　日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法　官　李政庭法　官　陳薏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10　　日書記官　駱青樺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