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之殺人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Ｂ０６為王瓊春之姪子，彼此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緣Ｂ０６因經濟狀況困窘，不時向親友借款，並於民國114年10月3日下午3時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Ａ車），至王瓊春之住處（門牌號碼為南投縣○里鎮○○路000號；下稱Ｂ址）向王瓊春借款卻遭拒絕，Ｂ０６心生不滿，遂基於殺人之直接犯意，於同日下午3時30分至下午4時17分間之某時許，趁王瓊春在Ｂ址1樓客廳整理竹筍、不及防備之際，從王瓊春右後方猝然以不明鈍狀器物重擊王瓊春右側頭部1下，造成王瓊春右側頭皮之右耳後上方部位受有4處開放性挫裂傷（傷口長度由上到下依序為3公分、4公分、6公分、3.5公分；其中深度最深者已撕裂皮下軟組織至顱骨表面）之外在傷勢；及右側頭皮下出血、右顳肌出血、兩側廣泛薄層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大腦右額葉前極、左右兩側顳葉前極實質挫傷出血、兩側大腦側腦室及第4腦室內出血、顱底右後顱窩1道8公分長之線性骨折延伸至枕骨大孔之內在傷勢，且最終於甚短時間內，因頭部外傷、顱腦損傷骨折出血而死亡（死亡時間距遭擊打致傷時起至多不超過2小時），Ｂ０６則於同日下午4時17分許，騎乘Ａ車離開現場。嗣Ａ０６於同日晚間7時許，至Ｂ址門口呼喚王瓊春出門倒垃圾時，見王瓊春倒臥血泊之中，旋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貳、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證人Ａ０６、Ａ０３、Ａ０４及Ａ０５之警詢證述，確屬被告Ｂ０６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被告及辯護人既對該些證人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重訴卷一第237、238、251頁），而該些證人業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在卷，是其等於警詢時之證詞，尚非用以證明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定之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同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應無證據能力。

二、除上述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外，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證據，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就證據能力部分均表示不爭執，且同意當作證據使用，本院審酌前開證據均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又製作當時之過程、內容及功能，尚無違法不當、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等情，復均與本案具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俱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自亦有證據能力。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❶其為被害人即死者王瓊春之姪子，且於114年10月3日下午3時7分許，有騎乘Ａ車至Ｂ址與被害人碰面，途中被害人於同日下午3時30分許，有外出並折返Ｂ址1趟，其則於同日下午4時17分許，騎乘Ａ車離開Ｂ址；❷嗣第三人Ａ０６於同日晚間7時許，至Ｂ址門口呼喚被害人出門倒垃圾時，見被害人倒臥血泊之中，旋報警處理，惟被害人業已死亡，後經法醫師解剖鑑定，確認死因為：被害人遭鈍狀器物重擊右側頭部，致右側頭皮（右耳後上方部位）受有4處開放性挫裂傷（傷口長度由上到下依序為3公分、4公分、6公分、3.5公分；其中深度最深者已撕裂皮下軟組織至顱骨表面）之外在傷勢；及右側頭皮下出血、右顳肌出血、兩側廣泛薄層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大腦右額葉前極、左右兩側顳葉前極實質挫傷出血、兩側大腦側腦室及第4腦室內出血、顱底右後顱窩1道8公分長之線性骨折延伸至枕骨大孔之內在傷勢，最終因頭部外傷、顱腦損傷骨折出血而死亡等客觀情節，但矢口否認有何殺人犯行，辯稱：我沒有經濟困擾，也不曾向被害人借過錢，當天我只是去Ｂ址找被害人聊天，後來被害人還走到Ｂ址門口送我離去，我離開時被害人還活著，有可能是別人已經潛伏在Ｂ址內，等我離開後才下手行兇云云。辯護人Ｂ０７律師為被告辯護稱：被告當天前往被害人住處，僅係單純探訪、聊天，被告離開時，被害人身體並無異狀，被告並不知道被害人的死亡原因。而Ｂ址除1樓正門外，還有1樓後門、2樓落地門窗及3樓紗門等可能進出的處所，此外，卷附監視器拍攝角度並非正對Ｂ址大門，還有車輛、曬衣架等物遮擋，是監視器畫面無法確認案發前後進出Ｂ址者有多少人。又警方於案發翌日始進行現場採證，採證前現場並未封鎖，Ｂ址大門在案發後、救護車到達現場前就已經被打開，應可證明有不特定的第三人曾經進入Ｂ址現場，所以只以卷附現場照片及監視器畫面，認定案發後到被害人被發現前，他人不可能由外面侵入，只有被告進出Ｂ址，略顯速斷。被告無Ｂ址1樓大門鑰匙，而證人Ａ０６發現被害人時，1樓大門為上鎖狀態，雖該門為喇叭鎖，然卷內無證據證明是否可由第三人離開時，從裡面按住鎖而由外面上鎖，此部分應為被告有利的認定。另證人Ａ０３無法確認其於警詢所稱的機車即為被告案發當日所騎乘的機車，其證詞不足以作為證明被告涉犯本案殺人罪嫌的證據。證人Ａ０２、Ａ０５就被告曾向被害人借款的內容，均非親自見聞，且證人Ａ０２陳述前後不一，其等證述均屬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依證人Ａ０７的證述，被告與證人談話期間衣著、言行均無異常，亦未曾向Ａ０７借錢，足認被告案發當日僅單純探訪被害人。又依監視器影像紀錄，被害人最後現身至被告離去僅約40分鐘，期間被告尚曾至屋外抽菸，若被告確有殺人行為，其可供行兇及處理血跡、凶器等跡證的時間相當緊迫，然Ｂ址現場並無擦拭、清洗痕跡，亦無被告的指紋或血跡，被告當日衣物及所持拐杖也無血跡反應，此部分可作為被告未涉犯本案殺人罪嫌的證明；又法醫師雖能證明被害人死亡的原因，然無法確定被害人死亡的時間，亦無法證明造成被害人傷勢的凶器為何，此部分不足以證明被告涉犯本案；再依被害人所持用的手機上網歷程紀錄，於被告離開Ｂ址後，手機仍有持續使用上網的記錄，足認被害人於被告離開時仍生存，應認被告與被害人的死亡無涉。綜上，本案並無被害人受有財物損失的任何事證，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都只是情境證據或間接證據，均不足以證明被告涉犯本案殺人罪嫌等語。辯護人Ｂ０８律師則以：檢察官未提出凶器為何，且檢察官認為本件動機是因財行兇，但就被告與被害人借貸的狀況，相關證人的證述均非親自見聞；又被告如有從被害人身上取得財物，被害人的身體當遺留相關指紋或生物跡證，但本案無相關跡證；另外，警方事後查訪附近當舖，也未查得被告曾變賣金飾或其他財物的事證，所以並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因財行兇的犯罪動機。此外，檢察官雖推論被告可將Ｂ址1樓大門的喇叭鎖上鎖後關門，但喇叭鎖上如果未發現被告的指紋或其他生物跡證，檢察官的推論應不成立，所以Ｂ址1樓大門顯然係由被害人或被告以外的其他人上鎖，可以推論被告離開Ｂ址時，被害人仍然存活，之後被害人死亡，應非被告所造成的等語，為被告辯護。

二、上開為被告所不爭執之❶、❷客觀情節（重訴卷一第252、253、265、26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相卷第71-75、10

7、201頁、重訴卷一第346-356頁）、鑑定證人即法醫師Ａ０９（重訴卷一第428-435、445、446頁）、證人Ａ０６（相卷第71、73頁、重訴卷一第379-381頁）、Ａ０３（重訴卷一第357-362頁）、Ａ０５（重訴卷一第369-375頁）、Ａ０７（偵卷一第257-258頁、重訴卷一第423-426頁）、黃詹蕾（偵卷一第259-260頁）、Ａ０４（重訴卷一第364-368頁）、周經文（偵卷一第407-409頁）、蔡宏奇（偵卷一第411-412頁）、楊美瑋（偵卷一第421-425頁）、陳仕杰（偵卷二第209-211頁）、鄭又誠（偵卷二第213-215頁）、張銘吉（偵卷二第217-219頁）、Ａ１０（重訴卷一第382、383頁）證述之內容相符，並有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下稱埔里分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下稱南投縣警局）鯉潭派出所公務電話紀錄表（警卷第19頁）、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下稱南投地檢署）114年10月7日相驗屍體證明書（警卷第21頁）、埔里分局鯉潭派出所114年10月4日警員職務報告（警卷第23頁）、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診斷證明書（警卷第25頁）、案發現場即Ｂ址照片（警卷第27-32頁）、救護人員密錄器影像截圖（警卷第33-35頁）、被害人之急診室照片（警卷第36-40頁）、保險通知、藥袋照片（警卷第41-44頁）、樹人路157號監視器之錄影畫面截圖（警卷第45-49頁）、Ｂ址後門照片（警卷第51-52頁）、Ｂ址廚房照片（警卷第53-54頁）、Ａ車之行車軌跡路口監視器畫面截圖（警卷第55-61頁）、Ａ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卷第63頁）、查訪查紀錄表（警卷第65-77頁）、金飾買入登記簿翻拍畫面（警卷第79-83頁）、埔里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相卷第17頁）、南投地檢署勘（相）驗筆錄（相卷第69頁）、南投地檢署檢驗報告書（相卷第77-88頁）、法醫師張瀞云114年10月4日職務報告（相卷第89頁）、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相卷第99-103頁）、南投地檢署解剖筆錄（相卷第105頁）、法醫師張瀞云114年10月7日職務報告（相卷第113頁）、被害人解剖之照片（相卷第115-128頁）、埔里分局114年10月14日投埔警偵字第1140023806號函及所附解剖照片（相卷第131、135-154頁）、埔里分局114年11月13日投埔警偵字第1140025955號函及所附相驗照片（相卷第161-179頁）、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下稱法醫研究所）114年12月4日法醫理字第11400086860號函及所附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法醫研究所血清證物鑑定書（相卷第181-196頁）、南投地檢署114年12月10日相驗屍體證明書（相卷第203頁）、南投地檢署檢察官115年1月27日相驗報告書（相卷第207頁）、埔里分局搜索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偵卷一第31-43頁）、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偵卷一第43頁）、埔里分局鯉潭派出所114年10月8日警員職務報告（偵卷一第69頁）、現場大門門鎖照片（偵卷一第85、87頁）、路口監視器畫面（偵卷一第89、91頁）、被告測繪之現場圖（偵卷一第121頁）、114年10月4、5日現場照片（偵卷一第171-192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114年12月19日刑鑑識字第1146149884號函及所附血跡分析報告、現場影像（偵卷一第343-358頁）、南投縣警局114年11月3日投警鑑字第1140066305號函及所附刑事警察局114年10月28日刑生字第1146131771號鑑定書（偵卷一第361-369頁）、南投縣警局114年12月9日投警鑑字第1140075175號函及所附刑事警察局114年12月2日刑生字第1146137732號鑑定書、拐杖照片（偵卷一第371-391頁）、南投縣警局114年12月17日投警鑑字第1140076711號函及所附刑事警察局114年12月10日刑生字第1146153330號鑑定書（偵卷一第393-397頁）、埔里分局115年1月19日投埔警偵字第1150001644號函及所附現場示意圖（偵卷一第399-405頁）、被害人與家人合影照片（偵卷一第427-437頁）、Ｂ址與隔壁房屋相連情形勘察相片（偵卷一第439-447頁）、埔里分局偵查隊115年1月26日職務報告（偵卷一第449頁）、埔里分局114年10月15日偵查報告（偵卷一第451-453頁）、與被告同囚之名單（偵卷一第455頁）、南投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卷一第465-467頁）、南投縣警局115年2月10日投警鑑字第1150010981號函及所附南投縣警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現場照片（偵卷二第3-16、23-55、60-131頁）、南投縣警局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Ａ０２、楊美瑋、Ｂ０６】（偵卷二第133-150頁）、南投縣警局刑案現場證物清單【Ａ０２、楊美瑋、Ｂ０６】（偵卷二第151-168頁）、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偵卷二第169-177頁）、埔里分局115年3月2日投埔警偵字第1150004533號函及所附刑事警察局115年2月9日刑生字第1146168368號鑑定書（偵卷二第221-226頁）、被害人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行政尾卷第7-13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15年4月9日中區國稅綜合字第1152005045號函及所附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3、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行政尾卷第21-25頁）、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115年4月10日壽會遊字第1152040843號函及所附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行政尾卷第29-33頁）、南投縣政府消防局115年4月17日投消護字第1150006339號函及所附消防機關救護紀錄表（行政尾卷第41-43頁）、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5年4月22日新壽保全字第1150002801號函及所附保全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人壽保險要保書、人壽保險投保人須知、業務員專用報告書、要保書、新光人壽活力平安傷害保險專用要保書（行政尾卷第45-62頁）、南投縣政府消防局115年7月2日投消護字第1150010950號函（重訴卷一第231頁）、本院勘驗樹人路157號監視器錄影畫面及救護人員密錄器錄影檔案之筆錄（重訴卷一第254-264頁）、本院電話紀錄表（重訴卷一第273頁）、被害人持用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之遠傳通聯記錄查詢資料（重訴卷一第277頁）、Ｂ址市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中華電信通聯記錄查詢資料（重訴卷一第279頁）、遠傳通訊數據上網歷程查詢（重訴卷一第281、283、285頁）、南投地檢署115年7月31日Ｂ１士忠115蒞3033字第1159019176號函及所附職務報告（重訴卷一第325、327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通聯記錄查詢系統查詢結果（重訴卷一第329-333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回覆資料（重訴卷一第335頁）、告訴人刑事陳報狀及所附LINE對話紀錄（重訴卷一第473-485頁）等件存卷為憑，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被害人係遭他人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以鈍狀器物重擊其右側頭部1下，致受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外在及內在傷勢，最終於甚短時間內，因頭部外傷、顱腦損傷骨折出血而死亡（死亡時間距遭擊打致傷時起至多不超過2小時），且被害人死亡之結果，與該他人以鈍狀器物重擊其右側頭部1下之行為間，存有相當因果關係：(一)為釐清被害人死因，經檢察官督同法醫師即鑑定證人對被害人實施解剖，鑑定證人並本於專業知識及經驗，依其實際觀察、解剖所見之內容，對被害人之死因出具：「…五、解剖研判經過…（二）外傷證據：１、右側頭皮有4處開放性傷口，位於右耳上方由上到下，傷口長度依序為3公分、4公分、6公分及3.5公分，上述傷口深度最深撕裂皮下軟組織至顱骨表面，創緣有瘀血，部分創緣有皮瓣形成、創角有分叉形成，研判較符合為挫裂傷。以及併有右耳外耳上端2公分的瘀傷。…３、切開頭皮，右側頭皮下出血，右顳肌出血。鋸開頭骨，兩側有廣泛薄層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大腦右額葉前極、左右兩側顳葉前極實質挫傷出血，兩側大腦側腦室及第4腦室內有出血，顱底右後顱窩有一道8公分長的線性骨折延伸到枕骨大孔。…（四）解剖觀察結果：各部位之觀察分述如下：１、頭部：（1）頭臉部：頭皮有外傷如前述。…（4）切開頭部皮膚：頭皮下有出血。顱頂骨無明顯骨折。（5）鋸開頭骨：打開顱腔後，無硬腦膜上或下腔出血，腦重1102公克，略呈腫脹狀。蜘蛛網膜下腔有廣泛薄層出血如前述。腦實質連續切面呈現有局部挫傷出血如前述，腦室內有出血如前述。移除硬腦膜於顱底有骨折如前述。基底動脈無明顯粥狀動脈硬化。…六、鑑定研判經過（一）解剖觀察結果：１、右側頭皮右耳上方有4處開放性傷口，傷口創緣有瘀血，部分創緣有皮瓣形成、創角有分叉形成，研判較符合為挫裂傷。２、右側頭皮下出血，右顳肌出血，兩側廣泛薄層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大腦右額葉前極、左右兩側顳葉前極實質挫傷出血，兩側大腦側腦室及第4腦室內出血，顱底右後顱窩有線性骨折延伸到枕骨大孔。…（二）顯微鏡觀察結果：依本所法醫病理組製作本案之組織切片進行鏡檢觀察結果如下：１、腦髓：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腦實質內出血。經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於腦幹和胼胝體實質內的神經軸索呈β-澱粉樣前體蛋白（β-APP）陰性染色結果。…七、死亡經過研判（三）解剖結果：１、死者的外傷以右側頭部最嚴重，傷勢分析如下：（1）死者右側頭皮有四處開放性傷口，以傷口型態而言（創緣有瘀血、部分創緣有皮瓣形成、創角有分叉形成、檢驗報告書記載有撕裂狀的橋狀組織），研判較符合為鈍物或鈍器擊打所造成的挫裂傷。（2）造成死者右耳外耳上端瘀傷，右側頭皮下出血，右顳肌出血，兩側廣泛薄層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大腦右額葉前極、左右兩側顳葉前極實質挫傷出血，頭部顱內出血的傷勢右側比左側顯著，以此外傷及出血分布樣態，較符合撞擊傷（Coup injury）損傷型態，與死者右側頭部遭他人以鈍物或鈍器擊打該處不相違背。（3）除上述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及腦實質內出血外，死者兩側大腦側腦室及第4腦室內有出血，顱底右後顱窩有線性骨折延伸到枕骨大孔。死者大腦切片經β-APP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呈陰性染色結果。經查閱法醫學家DiMaio和Molina編著的Forensic Pathology第3版一書中第5章第135頁指出，β-APP染色最早可偵測到神經軸索損傷的變化是受傷後40分鐘到2個小時，但無法排除因死者受傷後存活時間不長，故未能呈現β-APP陽性染色顆粒堆積情形。…４、綜合上述，死亡的導因符合死者右側頭部遭他人以鈍物或鈍器擊打致傷，…，研判死亡方式應優先考慮為「他殺」，…。（四）由以上死者死亡經過及檢驗判明：死者之死亡原因為符合右側頭部遭他人以鈍物或鈍器擊打，造成頭部外傷、顱腦損傷骨折出血而死亡。研判死亡方式有可能為「他殺」。（五）研判死亡原因：甲、頭部外傷、顱腦損傷骨折出血。乙、符合右側頭部遭他人以鈍物或鈍器擊打。」之書面鑑定結論（相卷第183-194頁），明確指出被害人死亡之直接原因係受有右側頭皮4處開放性挫裂傷（位在右耳上方，傷口長度由上到下依序各為3公分、4公分、6公分、3.5公分；其中深度最深者已撕裂皮下軟組織至顱骨表面）之外在傷勢；及右側頭皮下出血、右顳肌出血、兩側廣泛薄層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大腦右額葉前極、左右兩側顳葉前極實質挫傷出血、兩側大腦側腦室及第4腦室內出血、顱底右後顱窩1道8公分長之線性骨折延伸至枕骨大孔之內在傷勢，且以上「頭部外傷、顱腦損傷骨折出血」之前行原因，係被害人之右側頭部遭他人以鈍物或鈍器擊打所造成。而被害人右側頭皮右耳上方4處開放性挫裂傷之具體位置係「右耳後上方」，亦有卷附被害人屍體照片可考（相卷第50、87、120、138、139、175、177頁）。(二)鑑定證人另於本院審理時，就該他人持鈍狀器物擊打被害人右側頭部之行為，與被害人死因間之因果關聯性，以言詞出具鑑定意見如下（重訴卷一第428-434頁）：⒈我畢業於陽明大學醫學系，先在慈濟受訓病理專科醫師，之後到美國邁阿密受訓法醫病理，而我從97年開始在法醫研究所工作至今，解剖鑑定共計3022案（核與鑑定證人之法醫研究所鑑定案件簽署人個人資料表相符，詳重訴卷一第445、446頁）。⒉關於本案解剖所見，被害人是右側頭部比較偏前方，大概在太陽穴這邊的頭皮即耳朵上方部位有4道開放性的傷口，比較像在前方，鋸開頭骨之後，看她大腦裡面的受損的狀況，是兩邊的大腦的前面有腦的挫傷的情形，所以外面的頭皮外的傷害是在右邊前面，腦的受傷的型態是在前方，這種都是在相同的話，會比較像裡面所說的，叫做撞擊傷，比較像是所謂的人頭不動，鈍物或鈍器在運動的狀態下，碰撞到人的頭部，所造成的損傷。而如果被害人的4條開放性傷口，是因為跌倒所造成的損傷，這種受傷的型態通常會造成腦裡面的損傷是在後方，外面的損傷是在前方，跌倒撞到之後力量傳到對側，也就是後側，之後造成腦後面有挫傷之型態，像一前一後這種比較符合人在動，而物體不動，物體是向下地面，或是大的鈍面等等，跌倒這樣所導致碰撞到頭的前面，而後面會出現腦的挫傷型態，這種就是所謂對撞傷，才會比較像是跌倒、墜落所造成的損傷。但是我解剖被害人時，看到是頭的右側有開放性的傷口，底下有肌肉軟組織有出血，取開顱骨看到她腦的損傷的型態，是前方的大腦有挫傷，都是在前方就是頭皮外有傷口，腦是前方有傷口，這種比較符合所謂撞擊傷，一般是人不動，鈍物在動，碰到頭部所造成的損傷，比較不像是跌倒所造成的損傷型態。 ⒊我之所以判斷是鈍器或鈍物造成被害人本案解剖所見的傷勢，是因為被害人傷口的創緣是有瘀血的，符合打下去之後受到鈍傷，表皮承受不住所以裂開的型態，這樣的傷勢比較像是鈍器而不是銳器所造成。而造成被害人傷勢的鈍器或鈍物，因為我不知道實際大小是多少，也不知道鈍器或鈍物的表面究竟是比較平滑的鈍面，還是比較有稜有角，或是有其他的形狀，我只能說根據以往經驗，如果是小的、長條狀的鈍器或鈍物，因為被害人右側頭部有4道開放性傷口，有可能是4次擊打、2次擊打都有可能，因為長條狀的鈍物或鈍器有一定寬度，所以打下去的話，長條狀的兩側有可能會造成2處裂傷，而如果鈍器或鈍物比較有稜有角，譬如像八角形那種棍子打下去，也有可能1次擊打就出現4條裂傷，也可能是分2次打才出現，又如果鈍器或鈍物比較細長，可能打1次，鈍器或鈍物兩側就裂開2條，甚至更極端的狀況，如果鈍器或鈍物再更細長一點，打下去1次可能就只裂開1條，那這樣就至少可能有4次打擊。總結的說，因為不知道鈍物或鈍器的實際形狀或大小，就算本案被害人右側頭部有4處開放性傷口，但這傷口數量從擊打1次就能造成到擊打4次才能造成，都有可能，也不能排除是木頭長條棍狀的物品打擊所造成，但無論如何，都還是要有實際的鈍器或鈍物才能進一步判斷。還有依據被害人外在傷勢的形狀，因為傷口裂開的創角最後末端，我有看到分叉狀的裂開，一般來講，分叉狀的裂開可能代表鈍物或鈍器的邊緣比較沒那麼平直，可能稍微有點凸出，或是有比較尖銳的角打下去，才會造成分叉狀的裂開，如果鈍物或鈍器的邊緣比較平滑，打下去的話，可能會呈現比較平直的裂開的形狀。⒋此外，因為本案被害人的頭部外傷蠻嚴重的，所以依我個人的準則，我會針對被害人的大腦切片做乙型澱粉樣前體蛋白（英文簡寫β-APP）的特殊染色，它是神經細胞所製造的物質，設想神經細胞是位在基隆的工廠，所做出產品為β-APP，用貨車把這些產品經由高速公路送到高雄港，就相當於神經送這些物質到手腳那邊去，但如果在運送過程中，發生土石流，受到外力之後，高速公路中斷，也就是神經受傷了，這些運送的貨車就會卡在土石流崩塌的地方，也就是神經受傷的部位，相關物質（含β-APP）會擠在那邊，這時候用特殊染色去檢驗，我們就可以在神經受傷中斷的地方染到β-APP，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反推，人體受檢驗染色的部位是否受有神經傷害。而人一旦往生，體內循環功能停止，理論上就不會再繼續運送β-APP等物質，β-APP也就不會繼續堆積在受傷的神經部位，這也就意味著，如果人在短時間內死亡，β-APP堆積在受傷神經部位的量不夠多，就算做特殊染色，雖然有受傷，但也會染不出來。本案被害人因頭部受創、外傷很嚴重，我才會推論應該可以從被害人的大腦切片染出來β-APP，但實際上並沒有，而依據相關文獻，β-APP在40分鐘到2小時之內，就會累積到足夠的量可以透過特殊染色發現，所以從被害人的大腦切片無法染出β-APP的情況來看，應該可以判斷被害人受傷後很快就死亡，所以β-APP來不及堆積，導致我在做特殊染色的時候，沒有染出來，從時間上至少可以判斷被害人自受傷起到受傷後2個小時之內就已經往生等語。(三)以上鑑定意見，俱認定被害人受有頭部外傷、顱腦損傷骨折出血進而死亡，係遭受他人持鈍狀器物擊打右側頭部，造成被害人受有右側頭皮（右耳後上方）4處開放性挫裂傷（傷口長度由上到下依序為3公分、4公分、6公分、3.5公分；其中深度最深者已撕裂皮下軟組織至顱骨表面）之外在傷勢；及右側頭皮下出血、右顳肌出血、兩側廣泛薄層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大腦右額葉前極、左右兩側顳葉前極實質挫傷出血、兩側大腦側腦室及第4腦室內出血、顱底右後顱窩1道8公分長之線性骨折延伸至枕骨大孔之內在傷勢，最終導致被害人因頭部外傷、顱腦損傷骨折出血而死亡。又互核被害人陳屍之Ｂ址1樓客廳照片（警卷第27-32頁）、救護人員所配戴密錄器之錄影畫面截圖（警卷第33-35頁）及本院勘驗密錄器錄影檔案之筆錄（重訴卷一第261、262頁），所呈現被害人遭發現當下之陳屍狀態，為被害人自生前所坐之白色油漆空桶滑落、往左側傾倒，上半身則倚靠倒在身旁左側之紅色垃圾桶上方，頭部垂落及大量出血，而被害人生前正在整理之竹筍（含切削成塊且置於紅色方型塑膠盆之筍塊、紅色網狀袋內所裝及砧板上已切成條狀之筍絲、尚未處理且放在紅色臉盆內之筍尖），均緊鄰靠近被害人前方，復無何翻覆凌亂等情，足以推論被害人遭他人以不明鈍狀器物擊打右側頭部後，幾無掙扎、移動等自救或求援跡象，顯係於受擊打後旋陷入昏迷、死亡，此核與鑑定證人所述，被害人於受有前揭外在及內在傷勢後之甚短時間內即死亡一情，並無出入。由此，足徵被害人受有頭部外傷、顱腦損傷骨折出血，且於甚短時間內即因此死亡之結果（死亡時間距遭擊打致傷時起至多不超過2小時），係遭他人持不明鈍狀器物擊打右側頭部之行為所致，且過程中別無其他原因介入，二者間顯存有相當因果關係，已臻明確。又本案未實際扣得攻擊被害人之鈍狀器物，佐以鑑定證人之前開言詞鑑定意見，即被害人所受右側頭皮4處開放性挫裂傷，有可能係1次擊打就能造成，也有可能是2次、4次不等之擊打次數才能造成，端看鈍狀器物之型態、大小及與人體接觸面之平滑程度而定，無法一概而論等語〈詳本判決參、三、(二)、⒊所載〉，自僅能作有利行為人之認定，即該他人只以不明鈍狀器物擊打被害人之右側頭部1下。(四)人體頭部乃掌握生命中樞之腦部所在，並受堅硬顱骨保護，如以足使顱骨骨折甚至腦實質嚴重損傷之劇烈外力衝擊人之頭部，凡是智識經驗正常之一般人，皆能明知該頭部受衝擊之人會因此發生死亡結果。詎被害人遭他人以不明鈍狀器物擊打右側頭部1下，不僅造成迭如前述之皮肉外在傷勢，且經解剖鑑定結果，被害人除腦實質受有傷害外，其顱骨更發生「顱底右後顱窩1道8公分長之線性骨折延伸至枕骨大孔」之傷害；再觀諸被害人之顱骨解剖照片，其骨折處非僅表淺龜裂，而係有明顯裂痕（偵卷一第115-119頁），則縱使鑑定證人表示，其僅測量被害人顱骨骨折之長度，未測量深度，法醫研究所也未做過有關人類頭骨需遭受多少力道，才會造成如被害人本案「顱底右後顱窩1道8公分長之線性骨折延伸至枕骨大孔」程度之研究，另依其經驗，亦不曾閱讀過有對此節進行研究之法醫學文獻等語（重訴卷一第434、435頁），然自被害人所受顱骨骨折及前述腦部損傷之程度，仍足信被害人右側頭部所遭受他人以不明鈍狀器物擊打1次之力道甚重甚猛，否則當不至於造成如此嚴重傷勢。而該他人既明知用鈍狀器物以強烈力道擊打被害人頭部，將導致被害人顱腦損傷進而死亡，卻執意為之，可見該名以不明鈍狀器物重擊被害人之右側頭部1下，最終導致被害人顱腦損傷並死亡之人，主觀上係基於殺害被害人之直接犯意甚明。

四、上述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以不明鈍狀器物打死被害人之「該他人」即為被告：(一)被告於事發當日之114年10月3日下午3時7分許，騎乘Ａ車至Ｂ址與被害人碰面，途中被害人於同日下午3時30分許，有外出並折返Ｂ址1趟，被告則於同日下午4時17分許，騎乘Ａ車離開Ｂ址，之後被害人於同日晚間7時許，由第三人Ａ０６發現死亡等情，此為前所確認。又徵諸證人即告訴人證稱：我於案發後，是先去詢問Ｂ址附近的店家及住戶，先跟他們調閱監視器來看，而我透過觀看監視器畫面，有確認過從事發當天早上到晚上的Ｂ址出入情況，且發現Ｂ址隔壁的住戶，應該是樹人路155號及157號所裝的監視器，有拍到被告事發當天進出Ｂ址的畫面，而被告到Ｂ址之後，被害人途中有從Ｂ址出來一次之後再進去，被告也有從Ｂ址出來之後再進去，最後被告離開Ｂ址，被害人就從未再出來過，這中間並沒有其他人出入Ｂ址，所以我就把這部分提報給警察等語（重訴卷一第3

48、349頁），亦敘明經其過濾Ｂ址附近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被害人仍存活時所最後接觸之他人唯獨被告1人，此情復與警員劉欣妮114年10月8日職務報告所載略以：警方調閱樹人路155號（為樹人路157號之誤載）監視器畫面，被告於l14年10月3日15時7分許，騎乘Ａ車至Ｂ址，被害人與被告分別於15時30分及15時41分許，走出Ｂ址後再返回，最後被告於16時17分許騎乘Ａ車離開Ｂ址，警方調閱監視器畫面，案發當日15時至20時期間除被告外，無其他人出入Ｂ址前門等旨（偵卷一第69頁），可以交參佐證。(二)裝設在樹人路157號之監視器，雖係證人Ａ１０基於保護自家居住安全之防閑目的所裝設（重訴卷一第382、383頁），其攝錄角度固未直接正對Ｂ址，然依本院勘驗樹人路157號監視器錄影畫面（重訴卷一第254-258頁）及佐以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警卷第45-49頁）可知，樹人路157號至Ｂ址之騎樓間，於事發之際雖有停放車輛及晾曬衣物，但仍能明確攝錄自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進出人士之動向，且自第三人立場，本無從知悉該支監視器之攝錄範圍，遑論得以預先安排完全迴避該支監視器之路徑，故外人倘從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進出，實無閃避樹人路157號監視器而隱匿其行蹤之可能。辯護人質疑樹人路157號監視器無法確認案發前後進出Ｂ址者有多少人云云，容非有理。此外，Ｂ址全戶對外之門扇、窗戶，共計有1樓前方客廳大門（喇叭鎖）、1樓後方廚房鐵門（橫向拉桿搭配於牆壁側面鑽孔之鎖洞）、2樓前方陽台落地窗（月牙鎖）、2樓通往3樓樓梯上方之鐵門（橫向拉桿搭配於牆壁側面鑽孔之鎖洞，須自2樓上鎖）、3樓前方神明廳紗門（月牙鎖）、3樓後方陽台鋁門（多段鎖），其中僅1樓前方客廳大門之門鎖（喇叭鎖）可自Ｂ址外面上鎖，其餘門扇、窗戶之門鎖均只能從Ｂ址內部上鎖，此觀刑案現場示意圖（偵卷二第17-21頁）、Ｂ址全戶對外門扇、窗戶之照片（警卷第51、52、54頁、偵卷一第81、83、85、87頁、偵卷二第24-26、44、45、51-55頁）自明。被害人由第三人Ａ０６發現死亡之當下，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係遭鎖上，為證人Ａ０６指述在卷（相卷第71頁），但此一門鎖既可從Ｂ址外面上鎖，自無從作為支持辯護人及被告所辯解：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係由被害人於被告來訪離去後，才自Ｂ址內部上鎖，此時被害人尚未遭受攻擊而依然存活等情節之堅強事證。另前揭除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外之Ｂ址其餘對外門扇、窗戶，於警方114年10月4日及5日蒐證時，亦俱呈現遭鎖上狀態（偵卷二第24-26、44、45、51-55頁），此時距離發現被害人死亡僅1日及2日，於採證時序上緊連密接，是Ｂ址內部各處之證據情況應無遭他人介入破壞之疑慮。況Ｂ址依我國民間習俗已成凶宅，殊難想像有無關第三人願進入Ｂ址而隨意更動Ｂ址全戶對外門扇、窗戶鎖住與否之狀態；又縱係與本案有關之第三人，亦豈有甘冒遭檢警查獲之高度風險，重返犯罪現場，卻僅為更動Ｂ址全戶對外門扇、窗戶鎖住與否之狀態？再參以前揭偵卷一第69頁之警員劉欣妮職務報告所載，被害人住家廚房有扇後門可通往後方防火巷，現場經查看無遭破壞痕跡且為鎖上狀態。由於該後門係由內部以門閂方式上鎖，無法於離開後門之後，再行對門閂進行干涉，故排除有他人從後門進入之可能等旨，是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外之Ｂ址其餘對外門扇、窗戶，均已自Ｂ址內部上鎖，乃本案事發當下之原始狀態乙情，應堪信實。至辯護人主張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外之Ｂ址其餘對外門扇、窗戶，不能排除有第三人於被害人死亡後、警方拍照蒐證前之期間，進入Ｂ址並加以鎖上之可能等語，洵屬多慮。是經統整上情，設若被告以外之第三人不論係在被告來訪前或後進入Ｂ址，並於被告離開Ｂ址後才殺害被害人，則：①倘該第三人係從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進出，必會遭樹人路157號監視器錄得其身影，但依前所確認，除被告以外，並未錄得第三人有自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進出之情，即第三人於行兇後，不可能從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離開。②倘該第三人係從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外之Ｂ址其餘對外門扇、窗戶進出，也無從於離開Ｂ址後，在Ｂ址外面將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外之Ｂ址其餘對外門扇、窗戶鎖上，然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外之Ｂ址其餘對外門扇、窗戶，於案發之際均已遭鎖上一情，亦認明如前，故第三人於行兇後，同無可能從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外之Ｂ址其餘對外門扇、窗戶離開。從而，「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於殺害被害人後，自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離去，卻不被樹人路157號監視器所錄得」，或「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於殺害被害人後，自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外之Ｂ址其餘對外門扇、窗戶離去，並同時使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外之Ｂ址其餘對外門扇、窗戶均呈現上鎖狀態」等可能性，於本案皆不存在，自可積極排除係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殺害被害人；至被害人遭發現死亡時，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門鎖雖已上鎖，但此門鎖係可自Ｂ址外面上鎖之喇叭鎖，業敘明如上，則被害人生前唯一遭樹人路157號監視器所錄得自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離開之人即被告，於離去時自行上鎖，無一絲困難，是排除行兇者為被告以外第三人之可能性後，認定被告為本案殺害被害人之人，毫不冤枉。被告及辯護人辯解稱，被告離開Ｂ址時，是被害人親送其出門，並由被害人從內將Ｂ址1樓前方客廳大門上鎖，此時被害人並無異狀、依然存活，而本案可能是Ｂ址遭第三人侵入，並於其拜訪結束、離開Ｂ址後，該第三人再下手殺害被害人云云，純屬臨訟推諉之詞，委無足採。(三)再者，被告供稱其前往Ｂ址拜訪被害人時，被害人正在切竹筍等語（偵卷一第21、23、138頁、重訴卷二第19頁），而依本判決參、三、(三)所載關於被害人遭發現當下之陳屍狀態，被害人亦係於整理竹筍時遭受攻擊，且為猝然遇襲、未有任何防備，否則被害人尚不至於死亡時仍維持正在處理日常家務之狀態，此情不僅凸顯被害人全無將遭受他人攻擊之預期，故毫無戒備，又加害者若係進入Ｂ址之陌生第三人，被害人必有所防備，由此亦可推知加害者應與被害人有所相識。而被告為被害人之姪子，親緣關係甚近，雖被告自承於其父母過世後，多年未與被害人來往，也很少去找被害人，除本案外，最近1次找被害人是距離本案數月前等語（偵卷一第21、23、138頁、偵聲卷第70頁、強處卷第22頁），但對被害人而言，被告究非完全素昧平生之第三人，對其所存戒心本即不若面臨陌生外人突然到訪時強烈；又縱依被害人女兒之女與告訴人之女雙方之LINE對話紀錄：「反正就到處喊吃混喝」、「他都害阿嬤不敢睡覺」、「阿嬤說他那時候睡覺還都樓上鎖門怎樣放剪刀什麼的」、「都睡不好」、「阿嬤都帶剪刀在床邊」（重訴卷一第481頁），可見被告向含被害人在內之親屬借款，已對被害人造成困擾畏懼（詳後述），然被告本案係於被害人清醒之晝間時段來訪，則被害人自忖只需稍事應付、勿加以刺激（如言語譏諷），被告尚不敢亦不致於光天化日之下對其不利，遂未戒備、注意被告在Ｂ址內之動態，亦符情理，殊難僅憑此些LINE對話紀錄，逕謂被害人必時時防備來訪之被告，不可能如本案於鬆懈時刻遭攻擊，遽以反推殺害被害人之人並非被告。準此，被告係於被害人處理竹筍之際，趁其不備，猝然以不明鈍狀器物重擊被害人右側頭部之右耳後上方部位等情，亦可透過被害人遭發現當下之陳屍狀態推論而得。(四)本案造成被害人死亡之嚴重傷勢，均集中在被害人身體右側，外傷部位並特別集中在被害人右側頭部之右耳後上方，誠如前述。而被害人身體左側僅受有零星「左眉外側2.5公分長之裂傷」、「左下顎角1處5*4公分之瘀斑」、「左乳下方胸壁15*2公分之挫瘀傷」、「左手掌背2*1公分之瘀斑」、「左小腿前部2*1公分之挫擦傷」之傷害（其中「左下顎角1處5*4公分之瘀斑」、「左乳下方胸壁15*2公分之挫瘀傷」部分，經鑑定證人研判為被害人趴在垃圾桶上，垃圾桶緣壓迫所形成），有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附卷為憑（相卷第

187、192頁），鑑定證人亦無判斷被害人身體左側部位之外在傷害為防禦傷，是由此等傷勢之分佈位置及型態以觀，除益徵被害人係遭被告趁其不備，猝然以不明鈍狀器物重擊右側頭部之右耳後上方（否則應不至於無任何防禦傷），也符合被害人係遭位在其右後方之人持不明鈍狀器物擊打之情形。而被告自承其於案發之際，因左手、左腳骨折，僅剩右手可以使用等語（偵卷一第27、141頁），則被告以當時功能正常之右手，持不明鈍狀器物自被害人右後方重擊被害人右側頭部之右耳後上方部位，明顯無礙，至被告辯解其因左手受傷，且始終與被害人相照面對坐，倘以右手持械擊打被害人，應係造成被害人身體左側受傷，而非如本案明顯係身體右側受傷，故絕非其殺害被害人云云，要屬薄弱（蓋被告是否始終與被害人相照面對坐，僅被告一面之詞，欠缺可資核實之證據），無從採信。職是，以被告確有造成被害人受到本案嚴重傷勢進而死亡之能力，再輔以本判決參、四、(一)至(三)所示勾稽卷證所得之結論，本案確為被告下手殺害被害人一情，更可嚴格證明無疑。(五)被告於114年10月3日下午3時7分許，騎乘Ａ車至Ｂ址與被害人碰面，途中被害人於同日下午3時30分許，有外出並折返Ｂ址1趟，嗣被告於同日下午4時17分許，騎乘Ａ車離開Ｂ址等情，乃前所認定之客觀事實，而被害人既於114年10月3日下午3時30分許依然存活，則被告下手殺害被害人之時點，自足特定係於其騎乘Ａ車離開Ｂ址前之114年10月3日下午3時30分至下午4時17分間之某時許。

五、被告有殺害被害人之動機(一)被告於本案事發之際，即因傷病休養數月，致無法工作、收入斷絕，日常生活開銷只能仰賴微薄積蓄，於案發之際更已花用殆盡，無力支付房租、機車維修等費用，其並為此向友人尋求借款支應等情，業據被告①於警詢時供述：我之前做園藝工作，日薪約新臺幣（下同）2,000元，沒有每天做，有工作才有做，但我因身體不舒服，已經約2個月沒有做了，之後的經濟來源是我先前工作所存的6、7萬元，現在也已經花完了，警方來找我的時候，我身上只剩1塊錢，而我現在的租屋處（臺中市○○區○○路○段000巷00○0號2樓2E號房）住了大約7個月，每個月25日要繳房租8,500元，但是9月25日沒有錢繳，所以直到現在都還沒繳，我之前的租屋處也就是戶籍地址，房租是每月5,000元，但當時我沒錢繳納房租，房東又不給延期，所以與房東吵架，環境又不好，我才會搬到現在的租屋處等語（偵卷一第15、17頁）、我案發當天回到臺中後，打公共電話給姓莊的朋友，要跟他借錢，但是到隔天都沒有找到他，所以我又前往豐原找Ａ０８，從Ａ０８家離開時，身上只剩20幾元，當時Ａ０８有借我300元，我的機車當時壞了沒有錢修，所以放在Ａ０８家等語（偵卷一第19、27頁）；②於檢察官訊問時供述：我現在沒有工作，休養3個月，存款6、7萬元都花掉了，買泡麵吃，房租則以押金抵付等語（偵卷一第138頁）、我打電話給朋友，是要向他借2萬元繳房租，房租8,500元，還有電費要繳，還要生活，我到處去找朋友是要去借錢等語（偵卷一第140頁）；③於本院羈押（含延押）訊問時供述：我之前摔到龍骨，因龍骨受傷，休息3到5個月，暫時沒有工作，所以沒有錢交保等語（偵卷一第149頁、強處卷第23、24頁）歷歷，是可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經濟狀況已窘困至幾乎無法自持之程度。(二)再稽之證人即被告胞姊Ａ０４證稱：被告去年（即114年）有1次騎機車找我，說他沒有加油錢，向我拿1,000元，之後也沒有返還等語（重訴卷一第364頁）；證人即被害人之姪女Ａ０５證稱：這幾十年以來，我有聽我母親（即被害人之胞姊）說過3次以上關於被告曾經向她借錢的事，雖然被告都是趁我們子女不在時，才會來找我母親借錢，但被告只要有向我母親借錢，我母親都會跟我說，而被告每次都是借500元或1,000元，因為不是什麼大錢，所以我母親都有給被告，被告也說他下次來會還錢，但每一次都沒還等語（重訴卷一第37

0、374、375頁）；證人黃詹蕾證稱：被告是我的姪子，上次見到被告是他還是嬰兒的時候，但我曾聽過被告會向其他親戚借錢等語（偵卷一第260頁）；證人即告訴人證稱：就我所知，被告曾向被害人、我的二舅媽、二姨她們借過錢，我曾聽二舅媽說過，被告向她拿過1次5,000元，被告口頭上是說要修車子之類的，就直接跟我二舅媽拿，至於向被害人借錢的部分，是透過話術，比如被告會跟被害人說我的二舅媽有給被告5,000元，就跟被害人索要金錢，但被害人因為擔心我們會害怕，所以不敢跟我說她拿多少錢給被告等語（重訴卷一第350頁；關於被告向告訴人二舅媽索取金錢之事，被告亦自承稱：我因為機車電池沒電，有向告訴人的二舅媽借3,000元，對方拿5,000元借我等語，見重訴卷一第357頁），足見被告並非本案數月前之偶發傷病、不能工作，致陷入短期性經濟窘困，而是素來於經濟上即不時左支右絀，甚至連小額日常開銷亦無法自力處理，只能向周遭親友借款以為支應。(三)被告本案前往Ｂ址之目的，衡其所稱：我於我的父母30多年前過世前，跟被害人常有來往，但我父母過世後，就很少去找被害人，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與被害人來往及聯絡，除本案外，上一次見到被害人大約是3到5個月前的事等語（偵卷一第19、21、23、138、277頁、強處卷第22頁），可見被告與被害人已多年未有往來，彼此關係疏離淡薄，被告又何以突生拜訪探望之念？是被告本案前往Ｂ址之目的，顯係欲向被害人借款以紓解所面臨之經濟困境，要非如其所辯僅單純前往拜訪探望、閒話家常。而被告本案向被害人借款，過程中被害人應無任何刺激被告情緒之舉，蓋依證人即告訴人證稱：被害人曾告訴我，很擔心被告會對她不利等語（重訴卷一第353頁）；證人Ａ０５證稱：被害人曾說被告在其住處住了兩夜，被害人說很怕、非常怕。晚上睡覺被害人在樓上，樓上的門很多鎖、暗鎖都有鎖住。因為被告常去跟被害人借錢，還有被告的臉部、眼神很兇煞，被害人他們從小看被告長大，所以會覺得害怕等語（重訴卷一第372頁）；證人楊美瑋證稱：被害人有跟我說，被告於114年3、4月間有去Ｂ址，被害人說當天很害怕，從一樓客廳後面的門，鎖到二樓房間的門，甚至還帶一把剪刀去床頭自保，怕被告對被害人動手等語（偵卷一第425頁），暨本判決參、四、(三)所示重訴卷一第481頁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顯見被害人對被告借款之行為，非但感受困擾，更有所畏懼，衡情絕無於被告向其借款之際，刻意加以刺激惹怒，致使自己陷入險境之理；又被告如成功借得款項，金錢需求既獲滿足，當將直接離去，但被告卻殺害被害人，應可推論其動機乃被害人當日未允諾被告之借款需求，被告則因借款遭拒，又迫於個人財務困境，頓時心生不滿，遂殺害被害人。

六、其他依卷內事證，無從為有利被告認定之理由(一)警方於案發後所實施並送鑑之採證行為如下（僅採證未送鑑之部分，此不贅述）：⒈與被告有關部分⑴114年10月8日：被告雙手指甲（編號B1，照片見偵卷二第115頁）、被告所持拐杖（編號B2、B2-1、B2-2，照片見偵卷二第115-119頁）。⑵114年10月10日：被告之夾腳拖（編號B5-1、B5-2、B5-3，照片見偵卷二第122-124頁；夾腳拖本體之編號為B5）、被告之黑色短袖T恤（編號B3、B3-1，照片見偵卷二第120-121頁）、被告之淺藍色牛仔褲（編號B4，照片見偵卷二第121-122頁）。⑶114年10月16日：被告現租屋處內電視櫃抽屜指甲剪（編號D3，照片見偵卷二第108頁）、Ａ車左側把手、煞車桿（編號D4，照片見偵卷二第111頁）、Ａ車右側把手、煞車桿（編號D5，照片見偵卷二第111頁）、Ａ車踏墊（編號D6，見偵卷二第111頁）、Ａ車前置物箱掛勾上之安全帽（編號D8，照片見偵卷二第114頁）。⑷114年11月3日：Ａ車之鑰匙（編號D7，照片見偵卷二第113頁）。⑸被告唾液。⒉與被害人有關部分　⑴114年10月4日：Ｂ址1樓客廳垃圾桶旁地面上菜刀握把（編號A-1，照片見偵卷二第28頁；菜刀本體為編號A）、Ｂ址1樓客廳垃圾桶旁地面上菜刀刀刃上斑跡（編號A-2，照片見偵卷二第28頁）、Ｂ址1樓客廳地面上疑似血灘（編號1，照片見偵卷二第32頁）、Ｂ址1樓客廳地面垃圾桶上斑跡（編號2，照片見偵卷二第33頁）、Ｂ址1樓客廳木櫃下方疑似血點（編號3，照片見偵卷二第34頁）、Ｂ址1樓客廳地面上塑膠袋內紙張上斑跡（編號4，照片見偵卷二第35頁）、Ｂ址1樓客廳桌面上電視遙控器（編號5，照片見偵卷二第37頁）、被害人左頰瘀傷（編號S1-2，照片見偵卷二第60頁）。⑵114年10月5日：Ｂ址1樓客廳電視旁收納盒抽屜把手（編號7，照片見偵卷二第40頁）、Ｂ址1樓客廳木櫃抽屜把手（編號8，照片見偵卷二第41頁）。⑶114年10月7日：被害人雙手指甲（編號S1-1，照片見偵卷二第57頁）。⑷114年10月8日：被害人左手上手錶表面（編號S1-3，照片見偵卷二第76頁）。⑸114年10月16日：Ｂ址1樓客廳沙發旁地板上（編號C3，照片見偵卷二第83頁）、Ｂ址1樓客廳後方廁所磁磚（編號C4，照片見偵卷二第85頁）。⑹114年12月7日：Ｂ址1樓客廳沙發不明斑跡（編號E-1，照片見偵卷二第129-130頁）。⑺被害人血液（編號S1、被害人標準檢體）、告訴人唾液（編號S2）。⒊前揭與被告有關之檢體，均未鑑定出被害人之生物跡證，而以上與被害人有關之檢體，亦皆無鑑定出被告之生物跡證，此有刑事警察局114年10月28日刑生字第1146131771號鑑定書（偵卷一第361-369頁）、114年12月2日刑生字第1146137732號鑑定書及拐杖照片（偵卷一第371-391頁）、114年12月10日刑生字第1146153330號鑑定書（偵卷一第393-397頁）、115年2月9日刑生字第1146168368號鑑定書（偵卷二第221-226頁）附卷憑參。辯護人並援引上開鑑定內容，主張被告如有從被害人身上取得財物，被害人之身體當會遺留相關指紋或生物跡證，但本案無採得相關跡證，亦無被告之指紋或血跡，被告當日所著衣物及所持拐杖也無血跡反應，應可作為被告未涉犯本案殺人罪嫌之證明等語。⒋然查，與被告有關之物件雖均無鑑定出含血液在內之被害人生物跡證，但被害人本案為頭部遭受重擊，致死原因乃顱腦嚴重損傷，非大量失血之出血性休克，且人體頭皮部位無主要大血管經過，縱遭外力重擊，亦不能與主要大血管遭傷害之出血量相比擬（至被害人屍體遭發現當下雖有大灘血跡〈警卷第28-30、32-34頁〉，但此乃其遇襲後累積至發現時止之總出血量，無以據此反推被害人遇襲當下就有大量出血）。易言之，被害人遭被告持不明鈍狀器物打擊其右側頭部之瞬間出血量應屬有限、未達足以噴灑濺出之程度，此觀警方在Ｂ址1樓客廳採證時，除被害人傾倒地點所累積之大灘血跡、被害人雙手指甲（編號S1-1）、被害人左頰瘀傷（編號S1-2）、Ｂ址1樓客廳地面上塑膠袋內紙張上斑跡（編號4）、Ｂ址1樓客廳垃圾桶旁地面上菜刀刀刃上斑跡（編號A-2）外，便未能於客廳其他位置採得被害人之血液，及對照偵卷二第17頁之刑案現場示意圖，上述編號4、編號A-2之斑跡均未脫離被害人之倒地範圍即明，復依前所認定，被告僅擊打被害人1下，未反覆擊打致血液自傷口帶出、揮灑，則除所使用之兇器外，被告未沾染被害人遭攻擊後所流出之血液，自正常不過。再本案僅能判斷殺害被害人之器械為「不明鈍狀器物」，未認定被告前往Ｂ址所持之拐杖為本案兇器，至依本院勘驗樹人路157號監視器錄影畫面之筆錄（重訴卷一第254-258頁）、被告前往Ｂ址前及離開Ｂ址後騎乘Ａ車之沿線監視器錄影畫面（警卷第55-61頁），雖皆未錄得被告當日除所持之拐杖外，尚有攜帶其他器械，但被告當日所著衣物寬鬆，所騎乘Ａ車亦有置物空間，均可供藏匿器械之用，自無從絕對排除被告當日有攜帶其他器械之可能性。是要難僅因與被告有關之檢體，均未鑑定出被害人之生物跡證，與被害人有關之檢體，亦皆無鑑定出被告之生物跡證，便忽視本判決參、一至五所載證據調查之結論，逕謂殺害被害人之人並非被告。實則，自被害人及被告之指甲均未採集到彼此生物跡證乙節，即知雙方未曾發生肢體衝突，如被告非自被害人右後方猝然突襲，或節制下手力道，使被害人第一時間未完全失去抵抗能力，應不至發生被害人毫無反抗並試圖爭奪兇器之跡象，故此一定程度上亦側面反映被告本案犯罪手段，確係乘被害人不及防備之際，自被害人右後方猝然以不明鈍狀器物重擊被害人右側頭部1下。(二)辯護意旨另謂，依監視器影像紀錄，被害人最後現身至被告離去僅約40分鐘，期間被告尚曾至屋外抽菸，若被告確有殺人行為，其可供行兇及處理血跡、凶器等跡證之時間相當緊迫，然Ｂ址現場並無擦拭、清洗痕跡，故被害人應非遭被告殺害；而警方事後查訪附近當舖，也未查得被告曾變賣金飾或其他財物的事證，故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因財行兇之犯罪動機等語。惟查，被害人所配戴之手錶（即編號S1-3）固未遭行兇者取走，另細繹警方對Ｂ址蒐證之結果，確也無發現Ｂ址有遭清理或明顯翻動之痕跡，此不僅載明於南投縣警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偵卷二第8、9頁），且考諸刑案現場勘察報告所附照片，亦可見Ｂ址內部物件擺設自然，無遭翻箱倒櫃、搜刮財物後之傾倒凌亂情形（偵卷二第26、29-31、36、39-52、55頁）。然而，出於財殺動機而殺害他人後之行為人，本非必然逗留並清理犯罪現場或趁機搜刮財物，擔心遭第三人發覺，乃立即畏罪離去，也與脫免刑責、趨吉避凶之人性常情相符，則縱使被害人所配戴之手錶未遭取去、無發現Ｂ址有遭清理或搜刮財物之痕跡，或依查訪查紀錄表（警卷第65-77頁）、金飾買入登記簿翻拍畫面（警卷第79-83頁）所載，也查無被告事發後有前往典當、變賣財物之紀錄，仍無足推翻本院所為「被告係因借款未成，迫於個人財務困境，一時心生不滿，遂殺害被害人」之不利認定。(三)鑑定證人本於其法醫學術專業及多年大量之解剖鑑識經驗，根據被害人外在及內在傷勢之成因、型態、部位、所採集之組織樣本等資料，分析判斷本案殺害被害人之工具為鈍狀器物、被害人死亡時間距其遭擊打致傷時起至多不超過2小時，已足使本院得據以具體特定被告本案殺人犯罪之構成要件事實，況本案實存有鑑定所需資料不全之情形（如本案未實際扣得作案兇器、無全程監控被害人遭擊打後生命體徵變化等），倘若苛求鑑定證人仍必鑑定至犯罪工具須器械明確、犯罪時間須分秒不差之程度，其鑑定意見方有證明行為人犯罪事實之適格，則除全知全能之上帝、神明之外，即無任何將行為人定罪之可能。是辯護人忽視本案鑑定所憑材料不全所致之法醫學極限，徒謂鑑定證人無法確定被害人死亡之精確時間，亦無法證明造成被害人傷勢之兇器為何，尚難對被告為不利認定等旨，至顯無稽。(四)第三人Ａ０６於114年10月3日晚間7時許，即發現被害人陳屍Ｂ址，業認明如前。而告訴人所申辦給被害人使用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依114年10月3日凌晨0時起至同年月5日凌晨0時止之遠傳通訊數據上網歷程查詢資料所記載，旨揭手機門號不論於被害人遭發現死亡前（含被告到訪Ｂ址前、被告到訪Ｂ址後離開前、被告到訪Ｂ址並離開後被害人遭發現死亡前）或遭發現死亡後，均定期有「通聯時間（秒）」1800、2700之數據紀錄（重訴卷一第281、283、285頁），但被害人最慢於114年10月3日晚間7時許，被第三人發現死亡後，已絕無使用手機之可能，則雖被害人死後，旨揭手機門號仍有通訊數據紀錄，惟核其性質，應確如告訴代理人所稱，乃電信設備對長時間持續連線進行階段性切分歸檔之標準系統運作模式（重訴卷二第41、43頁），自不能憑此推論於被告離開Ｂ址後，旨揭手機門號之通訊數據紀錄為被害人使用手機所產生。是辯護人主張，旨揭手機門號於被告離開Ｂ址後，仍有持續使用上網之記錄，足認被害人於被告離開Ｂ址時仍生存，故被告與被害人之死亡無涉等語，即失所依據，斷不可採。(五)本院並未使用證人Ａ０３之證詞，作為推論被告前往Ｂ址係本於借款目的之依據（詳本判決參、五），則無論該名證人能否確認其於警詢時所述會找被害人借款之人所使用之機車，是否為被告於案發當日所騎乘之Ａ車，均不影響本院認定「被告前往Ｂ址係基於向被害人借款目的」之結論。再者，證人Ａ０２、Ａ０５就被告曾向被害人借款之內容，固均非親自見聞，但本院並非僅憑該2名證人之證詞，即率認被告本案係為向被害人借款方前往Ｂ址，且證人Ａ０２歷次針對其聽聞被害人所轉述被告借款一情所為之供述，僅陳述詳盡、簡略之區別，諒無前後不一之瑕疵，自無從否定其等證述對被告本案殺人動機之判斷價值。末以，證人Ａ０７雖稱被告於事發當日來訪，與其談話期間，被告之衣著、言行均無異常，亦未曾向其借錢等語，但被告是否趁探訪之際向證人Ａ０７借錢，與被告有無向被害人借錢之判斷，本無必然關聯，且對臨時登門拜訪之被告，既係閒話家常，證人Ａ０７又有何特別仔細觀察被告之必要？自無從由此推論被告案發當日僅為單純探訪被害人。是辯護人主張此部分證人之證述，或能對被告為有利判斷，或為傳聞證據而不足對被告作不利認定等語，均殊無可取之處。

七、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肆、論罪科刑

一、按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為被害人之姪子，彼此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而被告殺害被害人，不僅構成刑法之殺人罪，同時亦符合家庭暴力行為之定義，故該當家庭暴力罪至明，惟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第271條之規定論處。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

二、刑度量定之理由(一)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就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及其他與被告或其行為有關之一切有利、不利情狀，予以通盤考量而綜合評價如下：⒈犯罪之動機、目的：被告因財務狀況非佳，有金錢需求，前往Ｂ址向被害人借取錢款之際，因借款未果，方臨時萌生殺害被害人之念頭，尚非單純為追求個人心理滿足之隨機淫樂殺人。⒉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被告因借款不成，迫於個人財務困境，心生不滿，一時未能自控，終致本案不幸結果，且被害人應無刻意刺激惹怒被告情緒之舉。⒊犯罪之手段：被告以不明鈍狀器物，趁被害人不及防備之際，猛力擊打被害人頭部僅止1次，便造成被害人迭論如前之嚴重內在及外在傷勢，終至被害人顱腦損傷並身亡。⒋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被告有向他人借款以求解決自身經濟窘況之需求，已如前敘，再酌以被告事發之際，係在外租屋生活，且現租屋處內擺設簡單（偵卷一第17頁、偵卷二第98-103頁），及本判決參、五所認定之被告個人經濟狀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自陳：「國中畢業，羈押前從事油漆、防漏、園藝等工作，每日收入約2,500元或3,500元，有做有錢，就看叫工的價錢，未婚無子女」等語（重訴卷二第20頁），可知被告無個人恆產，長期以來也只能勉強維持生計，不致貧病交加、淪落街頭而已。⒌犯罪行為人之品行：被告於本案發生前之83年（竊盜、麻醉藥品管理案；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89年（妨害自由案；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105年（竊盜案；經判處拘役刑確定）間，陸續因觸犯刑章，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並執行完畢，此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可稽（重訴卷一第141-145頁），素行雖不若完全無刑事前案紀錄之人良好，惟最近一次之前案距本案已相隔將近10年之久，且僅屬侵害他人財產權之竊盜犯罪，未危及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應非不知悔改而於短期內接連從事犯罪，或有暴力犯罪傾向、反社會性格濃厚之人。⒍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被告自陳為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業如前述，其智識程度自與常人相仿，尚無因智識程度不足，致影響其判斷是否及如何從事本案殺人犯罪之情事。⒎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被告為被害人之姪子，親緣關係甚近，但雙方往來尚屬疏離淡薄，亦無證據證明雙方過往有何不快或夙怨。⒏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被告明知他人之生命權應受絕對尊重，縱有萬般不如己意，也絕無一絲可以允許其任意剝奪他人生命之理由，竟僅因借款未成即殺害被害人，視人命如草芥，足認違反刑法誡命義務之情節重大。⒐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被告殺害被害人，使被害人失去生命，造成告訴人在內之被害人家屬因被告本案犯行而痛失至親，情感傷痛難以撫平。⒑犯罪後之態度：被告就客觀事證俱在明確之犯罪情節雖有所坦白（即本判決參、一、❶及❷所載之客觀情節），但此部分所節約之司法資源非多。而被告始終否認為本案犯罪行為人乙情，雖屬其訴訟防禦權之合法行使，要難逕予評價為飾詞狡辯，但相較於犯後始終坦白犯行、供承犯罪全部始末，甚至積極賠償被害人家屬所受損害，使被害人家屬得以明瞭案情，內心不致有所疑惑，也有取得損害之實際填補，而相當程度修復被害人家屬身心創痛之犯罪行為人而言，被告否認係本案犯罪行為人，暨其未能與告訴人在內之被害人家屬達成民事上之調、和解及賠償損害等情，均應併列入犯罪後態度之量刑因子。(二)本院經盤點以上各項量刑因子及審酌其他一切情狀，復基於罪刑均衡及一般預防之觀點，固可認被告之犯行確值嚴重非難，然其本案僅殺害被害人1人，手段亦非極其兇殘暴虐，尚難認係情節最嚴重之罪行，又兼衡被告過往之犯罪素行，堪信被告不具無法教化改善之絕對反社會性，是如對被告施以最長期之監禁，使其深刻反省，矯正偏差之價值觀念，不僅仍有令其遷善而再次復歸社會生活之可能，況依現行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被告至少須執行25年始有提報假釋出監之機會，屆時被告已年近九旬，絕無再犯類似重罪之虞，亦可達防衛社會之功能，故本院認應無對被告處以極刑，使其與人世永久隔絕之必要，暨參酌檢察官、告訴人、告訴代理人、被告及辯護人對刑度之意見後，量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刑，併依刑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宣告褫奪公權終身，以資懲儆。

三、被告本案持以殺害被害人且迄未扣案之不明鈍狀器物，依卷存事證，無法確定其所有權之歸屬，亦不能認係違禁物，倘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應認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是為免執行上之困難，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諭知沒收及追徵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姿倩提起公訴，檢察官鄭宇軒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24　　日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育良法　官　李松諺法　官　廖允聖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書記官　林儀芳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