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辯護人 王俊傑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緝字第62號，中華民國115年6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緝字第11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上訴駁回。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周顯明（綽號「上野」，下稱被告）以擔任酒店經紀人為業，負責應徵酒店坐檯小姐，竟基於意圖營利使未滿18歲之少年為有對價之猥褻行為而媒介營利之犯意，於民國106年5月間，透過臉書刊登應徵酒店小姐廣告，待被害人即少女3429-B106047（00年00月生，即A女，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以下稱被害人）閱覽廣告而與其聯繫，其明知被害人未成年，收走被害人之身分證而給與另名成年女子之身分證以偽充成年，並自106年6月16日中午12時許至7月5日下午7時許，媒介被害人至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金碧輝煌酒店」（即本案酒店），從事與不特定男客為撫摸身體之猥褻交易，每檯50分鐘收費新臺幣(下同)2200至2300元，被害人可獲得1000元，被告朋分400元，餘款餘款則歸金碧輝煌酒店。因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2條第2項之意圖營利而招募少年為有對價之猥褻行為罪嫌等情。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述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就此部分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除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理由（如附件）外，並補充記載理由如后。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由被害人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歷次證述可知，針對被害人於本案酒店工作係經由被告之招募及媒介、上班係穿著無袖短裙禮服、工作為陪酒、聊天以及客人有觸碰其大腿部位而向客人收取小費，被害人並有告知被告其有遭客人觸碰胸部並因此收取小費等具體主要事實，證詞前後一致，並無明顯瑕疵可指，亦無歧異或矛盾之處，自有相當之可信度。至於客人有無觸碰其胸部一情，被害人於原審審理時雖改稱：「胸部我也沒什麼印象」等語，然衡情人之記憶會隨時間流逝而模糊、混淆，甚難強求被害人就細節事項在歷次偵審之證述與案發時之具體細節一致，抑或均證述完全相同，本案被害人經法院傳喚到庭作證距離案發時間已近9年之久，殊難期待被害人仍可就案發時相關細節詳細說明，況被害人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其於偵查所述均為實在，故應以其偵查中所證稱有遭客人觸碰胸部而收取小費等情為事實認定之基礎，較為可採。況被害人始終明確證稱有遭客人觸碰大腿部位，而審之被害人上班係身箸短裙，客人手一旦稍有移動即可觸拱大腿內側、生殖器等其他私密部位，其試探及性暗示甚為濃厚，此行為在客觀上當足以誘起他人性慾，並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之色欲行為，主觀上亦能滿足行為人之性慾，而屬猥褻行為。況金碧輝煌酒店並非一般單純唱歌喝酒之場所，乃是有女侍穿箸無神短裙禮服進行服務、陪酒並收取高額小姐坐檯費用，被害人有與客人進行猥褻之肢體接觸，當然會因此提高客人來店消費之意願、延長客人消費之時間，也會增加酒店的收入，並進因而增加被告的經紀收入，益徵其主觀上顯有籍此吸引增加來客數量，以提升被害人之檯數，賺取經紀抽成費用之營利意圖甚明，以上可徵被告確有意圖營利而招募少年為有對價之猥褻行為，原審就此遽認被害人所述遭觸碰之部位前後不一或遭觸摸的過程未有細緻化證詞等情，顯有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違誤。㈡本案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已敘明被告係以「……明知被害人未成年，收走被害人之身分證而給與另名成年女子之身分證以冒充成年」之方式，用以招募、媒介被害人至「金碧輝煌酒店」從事與不特定男客為撫拱身體之猥褻交易，而原判決亦已認定：「證人即本案酒店午場店長王志偉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被害人是被告帶來本案酒店的，有告知我被害人已經成年，並提供1張『潘玉兒』的證件給我確認，我才讓被害人在本案酒店工作」、「……證人即被害人、王志偉均證稱被告陪同被害人至本案酒店工作，且被害人上班有繳交身分證予本案酒店人員，堪以採信且屬實。衡以被害人在本案酒店工作時僅15歲，則被害人是否有足夠能力取得其他成年女子的身分證，尚屬有疑。參以被告曾陪同被害人前往本案酒店面試，且證人王志偉證稱被告曾幫被害人繳交證件等語」等節，可知起訴書犯罪事實已載明被告有提供本案假冒成年女子「潘玉兒」身分證件之犯行，並經原判決理由予以說明，故本案被告所為，亦應涉犯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國民身分證」罪嫌，該部分超訴書雖漏繕法條，然此部分既經起訴書「犯罪事實」記載明確，縱漏載部分法條或全未記載，亦應認為已經起訴，然原判決漏未就被告此部分之犯罪事實予以判決，原判決即有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㈢綜上，原判決有上開違誤，爰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更為適法之判決等語。
四、本院除援引附件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檢察官應負舉證不足之結果責任，亦即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當受類似民事訴訟之敗訴結果判決，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二)原判決認定不能證明被告前揭被訴犯罪事實成立，主要理由係：⒈依被告警詢供述、證人即被害人偵查時之證述、證人即本案酒店午場店長王志偉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固可認被告曾媒介並陪同被害人至本案酒店面試、工作，並至少1次為被害人繳交非本人的身分證予本案酒店等情；⒉惟被害人於警詢、偵查以及原審審理時就其在本案酒店從事陪酒交易過程，其前後證稱關於被碰觸部位有無包括胸部此一主要事實，已有供述未符之處（警詢稱僅讓客人摸手、摸腿等部位；偵訊時稱有讓客人摸大腿或隔著衣服摸胸部；原審審理時稱客人有摸大腿，但有無摸胸部已無印象等語），且就遭觸摸的部位過程未有明確化證詞而無足進一步確認是否構成刑法上的猥褻行為；⒊證人王志偉亦證稱沒有看到被害人與客人互動狀況；⒋卷內亦無其他證據佐證而補強被害人之證述，難僅憑被害人有瑕疵之單一供述，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⒌綜上，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旨（證據卷頁出處及理由說明，詳見原判決第2至5頁之記載）。經核原判決所為此部分之論述說明，與卷內資料悉相符合，已詳予敘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尚無違證據法則、經驗及論理法則之違誤可言，本院在上訴審採覆審制之基礎下，基於相同事證之綜合判斷，此部分亦為相同之認定，茲予以引用。(三)檢察官其餘上訴所指事項無從為被告不利認定之說明⒈按刑法上所稱猥褻，乃指性交以外，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與性具有關連性，且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之行為而言（併參最高法院115年度台上字第227、2340、2611號等判決）。又依一般而言，觸摸女子胸部、陰部等身體隱私部位，較能謂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與性具有關連性，且能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屬於猥褻。惟如單純「摸大腿」之行為，不當然構成猥褻，此須視觸摸之具體部位（例如是否為大腿內側接近鼠蹊部）、方式、時間長短、行為脈絡及行為人的性意圖等而綜合判斷。原判決已剖析相關事證而敘明被害人於警詢、偵查以及原審審理時，就其在本案酒店從事陪酒交易過程，其前後證稱關於被碰觸部位有無包括「胸部」此一主要事實，有供述未符之瑕疵，又就遭觸摸的部位過程未有明確化證詞（按即便是觸摸大腿部分，其具體位置是否包括大腿內側接近鼠蹊部、方式、時間長短等情，均未能明確），且僅屬單一供述，無足進一步確認是否構成猥褻行為，在全案尚乏相關事證足以補強之情形下，難遽認被告被訴之意圖營利而招募少年為有對價之猥褻行為罪嫌成立之理由，經核於法尚無不合。至於上訴意旨臆稱本案酒店衡情會容許客人與小姐間進行猥褻之肢體接觸，如此才能提高客人來店消費之意願、延長客人消費之時間，也會增加酒店收入，而被害人上班係身箸短裙，被害人既容許客人觸碰大腿部位而收費，惟客人手一旦稍有移動即可觸拱大腿內側、生殖器等其他私密部位，其試探及性暗示甚為濃厚，此時有可能成立猥褻行為一節，單純為推測之詞，並未提出新證據以實其說，難以採取，尚不影響原判決之結果。⒉關於檢察官上訴所指被告另交付案外人「潘玉兒」之身分證予被害人之行為，可能涉犯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國民身分證罪嫌」乙節，查：⑴按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關於起訴書程式之規定，旨在界定起訴及審判之範圍，其中應記載之「犯罪事實」，必須具體明確足以表明其起訴範圍，使法院得以確定審理範圍，並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起訴而為防禦之準備，始為完備。尤其在一罪一罰之場合，各該犯罪行為之次數、方法等，均應逐一具體明確記載，始足以區辨犯罪之同一性而不與其他犯罪相混淆，俾完足保障被告之訴訟權（併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9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023號等判決）。是以，案件是否經起訴，應以檢察官擇為訴訟客體之社會事實關係為斷，非得以自行擴張方式為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568號判決意旨參照）。細繹本件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其中所敘及被告「明知A女未成年，收走被害人之身分證而給與另名成年女子之身分證以冒充成年」等語，僅係關於被告被訴意圖營利而招募少年為有對價之猥褻行為罪嫌之中間招募過程的描述，並未就戶籍法第75條第3項所定「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國民身分證罪」之犯罪事實，為具體明確之記載，且其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亦無相關此部分之事證可佐，又關於核被告所為之法條中，亦未記載上開法條及罪名，則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被告另涉犯「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國民身分證」罪嫌部分，是否亦在起訴範圍？實非無疑。⑵被告是否交付「潘玉兒」之身分證給被害人、被告有無冒用潘玉兒身分而使用潘玉兒交付國民身分證罪嫌一節：①證人王志偉雖於原審曾證稱被告曾提供1張『潘玉兒』證件供其確認被害人之身分、年齡等語，惟被告於警詢時稱：我不知道被害人年齡，被害人當時是拿1張滿18歲的成年證件給我看（見偵字第17007號卷第19頁反面）；於偵訊時稱：我並未給被害人一張成年人的身分證（見偵緝字第1117號卷第58頁）各等語，是被告已否認公訴意旨所指曾交付案外人「潘玉兒」之身分證予被害人之事實。②又被害人A女於警詢中證稱：酒店人員向我拿身分證給他們，也有填寫人事資料，但我是拿取友人「潘玉兒」的身分證給他們，然後人事資料也是填寫「潘玉兒」的年籍資料（見偵字第17007號卷第22頁反面）；於偵查中證稱：我去金碧輝煌酒店上班當天，被告就給我一名女子身分證，被告要我背這名女子的姓名、地址、身分證號，我在金碧輝煌酒店填的人事資料也是這名女子的相關資料，金碧輝煌酒店人員也不知道我的真名、年齡（見偵字第17007號卷第86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有提供「潘玉兒」證件給我，但我忘記有無交給任何人或作何使用，也忘記被告交付之目的是要作何使用（見原審訴緝卷第245至246頁）各等語，可徵被害人就「潘玉兒」之身分證究竟是否為被告提供一節，前後供述不一，而有重大瑕疵。③據上，本件被告是否提供「潘玉兒」之身分證給被害人使用？又被告有無進一步冒用潘玉兒身分而使用潘玉兒交付國民身分證罪嫌？均屬有疑且不能證明。④更況，戶籍法第75條第3項規定，係將國民身分證之濫用分成兩種態樣，其一為第75條第3項前段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其二同條第3項後段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國民身分證罪，可知戶籍法第75條第3項之立法意旨及欲處罰之行為人均不同，第3項前段係處罰交付人，同項後段則係處罰使用人（本院暨所屬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4號可資參照），如檢察官認「潘玉兒」之身分證係由被告提供給被害人使用，則可能涉及該第3項前段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嫌，而非上訴意旨所指該第3項後段冒用（潘玉兒）身分而使用他人（潘玉兒）交付國民身分證罪嫌，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為此部分指摘，亦有誤會，尚難採取。 (四)綜上所述，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求，並於判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可見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而諭知被告上開被訴犯嫌無罪，核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就此部分提起本件上訴，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有違證據法則、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一節，核係就原審調查、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憑己見重為爭執並為不同之評價，並無可採。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六、綜上，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高文政提起公訴，檢察官許佩霖提起上訴，檢察官蔡正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23 日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如玲法 官 文家倩法 官 邱忠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書記官 楊宜蒨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2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緝字第6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顯明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0號3樓 居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之3 選任辯護人 王俊傑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 公訴（107年度偵緝字第1118號），本院判決如下：
周顯明無罪。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周顯明（綽號「上野」）以擔任酒店經紀人為業，負責應徵酒店坐檯女子，竟意圖營利，基於媒介使少年為有對價之猥褻行為的犯意，於民國106年5月間，透過社群平台Facebook刊登應徵酒店女子的廣告，嗣經被害人3429-B106047（00年0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閱覽廣告後其聯繫，嗣其明知被害人未滿18歲，仍收走被害人之身分證而給予其他成年女子之身分證以冒充成年，並自106年6月16日12時許至同年7月5日19時許，媒介被害人至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金碧輝煌酒店（下稱本案酒店），從事與不特定男客為撫摸身體之猥褻交易，每檯50分鐘收費新臺幣（下同）2,200至2,300元，被害人可獲得1,000元，被告則分得400元，餘款則歸本案酒店。嗣經警獲報跟監被害人前往本案酒店工作而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2條第2項之意圖營利而招募少年為有對價之猥褻行為罪嫌等語。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之證述、員警拍攝被害人前往本案酒店工作的相片5張等件，為其主要論據。肆、訊據被告固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先前確實擔任酒店經紀人，並應徵酒店坐檯女子，但我沒有透過Facebook應徵酒店坐檯女子；現在對於被害人沒有印象，沒有媒介被害人至本案酒店工作，也不知道被害人實際有無與不特定男客為撫摸身體的猥褻交易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害人係透過Facebook找到被告的助理，被告根本不認識被害人，因此僅能從被害人的自我介紹、證件或外表判斷是否成年，被害人既然係欲前往酒店工作，會想盡辦法把自己打扮看起來像成年，避免被被告或酒店員工發現，且本案酒店沒有必要冒險招募未成年人工作導致酒店關閉的可能，是無從透過外表判斷成年與否；至關於被害人證稱被告於其上班前會收走證件乙節，被害人既然住在新北市土城區，被告則住在新北市三重區，無可能每次上班前，千里迢迢收取被害人的證件，且被害人尚有其他證件如健保卡、學生證，是不是要將所有證件收在被告身上，是證人即被害人證述不符合邏輯；又證人即被害人之證述係對被告不利之證述，而被害人前於警詢及偵訊時對於被告是否知悉其成年、證件是否交予被告等情證述相反，所述非無瑕疵可指，卷內亦無補強證據，故不得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等語。伍、經查：
一、關於被告是否媒介被害人至本案酒店工作，及其是否知悉被害人未滿18歲之說明：㈠經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認識被害人但不熟，被害人是我旗下的小姐，藝名為「妍妍」，曾帶被害人至本案酒店工作等語（見偵字卷第18-20頁）。被告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辯稱警察當時沒有提到被害人的姓名只有說明代號、藝名等語（見訴緝卷第158-159頁）。惟經本院當庭勘驗警詢筆錄，勘驗結果略以：被告於警詢時有告知警察被害人姓名，且警察有提示被害人年籍資料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1紙（見訴緝卷第161頁）存卷可查，是認被告於警詢時已知悉員警所指涉女子為被害人甚明，被告前揭辯稱，難以採認。至被告再改稱員警有要求其怎麼講等語（見訴緝卷第162頁），惟被告辯稱已有前揭不實之處，復未提出證據佐證其言，自無從採憑。是認被告前揭供述係基於自由意志。㈡次查，證人即被害人於偵訊時證稱：被告第1次面試我時有問我年齡，我有拿身分證給被告看，被告表示我未滿16歲很危險，有考慮要不要讓我去酒店工作，但我想去酒店工作賺比較多錢，被告就安排我去酒店；被告怕酒店員工知道我的真實年齡，所以上班前會向我收身分證，下班再還給我，過一陣子我懶得再拿就把身分證放在被告那邊；被告帶我去本案酒店工作的當日，給我1名女子的身分證，並要求我背該身分證上的個人資料，入職填寫的人事資料也是這名女子的相關資料，本案酒店員工應徵我時，我都是背該名女子的身分資料等語（見偵字卷第85-86頁）。㈢復查，證人即本案酒店午場店長王志偉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被害人是被告帶來本案酒店的，有告知我被害人已經成年，並提供1張「潘玉兒」的證件給我確認，我才讓被害人在本案酒店工作；我看身分證相片與被害人很像，請被害人背身分證資料也都有背出來，面試時被告也有在場；經紀人帶來的坐檯女子上班需要繳交證件，因為臨檢的時候需要用到，被害人有時候是自己繳交身分證，被告則至少有1次幫被害人繳交證件等語（見偵字卷第6-8、75-76頁、訴緝卷第265-276頁）。㈣從前揭證據可悉，關於被告是否媒介被害人至本案酒店工作乙節，被告於警詢時坦承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害人、王志偉前揭證述相符，則公訴意旨認被告媒介被害人至本案酒店工作（工作內容詳後述），已非無據。㈤再稽諸前揭證述，證人即被害人、王志偉均證稱被告陪同被害人至本案酒店工作，且被害人上班有繳交身分證予本案酒店人員，堪以採信且屬實。衡以被害人在本案酒店工作時僅15歲，則被害人是否有足夠能力取得其他成年女子的身分證，尚屬有疑。參以被告曾陪同被害人前往本案酒店面試，且證人王志偉證稱被告曾幫被害人繳交證件等語，堪認被告對被害人的外型有相當程度的觀察餘地。再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承：我有看過被害人的證件，因為被害人看起來不像成年人，所以我才會向被害人要證件等語（見訴字卷第74頁），是被告既對被害人的年紀存有疑問，更應該加以查證被害人的真實年籍，如被害人出於己意持非他人身分證，被告理應發現並拒絕經紀，惟其仍媒介被害人至本案酒店工作，並至少1次為被害人繳交非本人的身分證予本案酒店，是公訴意旨認被告知悉被害人未滿18歲，已然有據。辯護人前揭辯稱，實難採憑。
二、本案難認被害人在本案酒店從事猥褻交易：㈠經查，證人即被害人於警詢時證稱：我在本案酒店上班的內容為陪客人聊天、唱歌，讓客人碰觸身體部位即摸手、摸腿等部位等語（見偵字卷第21-26頁）。嗣於偵訊時證稱：被告面試我時，有提到酒店客人可能會摸我的身體，我願意讓客人摸身體時可以跟客人要小費，我有讓客人摸我的大腿，客人也會隔著衣服摸我的胸部，我再向摸胸部的客人要小費約500元至1,000元等語（見偵字卷第85-86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本案酒店的工作內容是喝酒還有聊天，我記得有摸大腿，但胸部的話現在沒有印象；因為案件過很久，現在都回憶不太起來，都是不確定等語（見訴緝卷第242-243頁）。㈡惟查，證人王志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害人與客人的互動都是在密閉的包廂中，我都待在外面，沒有看到被害人與客人的互動狀況，如果包廂內沒有喊需求，就不會進去包廂，也不會去巡包廂等語（見訴緝卷第265-276頁）。㈢質諸前揭證據，關於被害人在本案酒店從事猥褻交易過程，證人即被害人前後證稱關於被碰觸部位已有未符之處，且就遭觸摸的過程未有細緻化證詞而無足進一步確認是否構成刑法上的猥褻行為。又證人王志偉未證實被害人與客人互動過程，卷內亦無其他證據佐證而補強證人即被害人之證述，是難僅憑證人即被害人之證述，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基此，辯護人前揭辯稱，要非無憑。㈣至公訴意旨固稱證人王志偉可能因為被追究責任而證述有所保留，仍無法證明被害人沒有與客人為猥褻行為等語（見訴緝卷第338頁），惟認定犯罪事實應依積極證據認定之，自不得以此逕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又縱使本案酒店址設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即具代表性的聲色場所聚集地，惟酒店消費是否必然伴隨猥褻交易，尚乏證據證明，自無從遽此推論被害人在本案酒店從事猥褻交易。陸、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被訴罪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高文政提起公訴，檢察官許佩霖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6 日ガ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法 官 法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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