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任辯護人 鄭 瑋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4年9月23日第二審判決(114年度金上訴字第844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72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上訴駁回。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許佑全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各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如第一審附表四編號(下稱編號)1至5所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共5罪刑(均尚犯一般洗錢罪),編號6所示幫助加重詐欺罪刑(尚犯幫助一般洗錢罪;原判決認編號6部分為訴外裁判,而予撤銷)之科刑判決,就編號1至5部分,改判仍各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加重詐欺共5罪刑(均尚犯一般洗錢罪)。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並就上訴人否認犯行之供詞及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予以指駁及說明。
三、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並已於理由內詳述其取捨證據之理由,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且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而原判決綜合上訴人之部分供述,證人即告訴人蔡欣妤、趙育君、翁如娟、彭秀蕙(原判決誤載為「彭秀慧」)、陳芃愉(下稱告訴人5人)之證詞,土地銀行帳戶存摺影本、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提領款項錄影畫面截圖、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及卷內其他證據資料,資為判斷上訴人基於加重詐欺、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提供其申辦之土地銀行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待告訴人5人受詐騙而匯入金錢至本案帳戶,即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提領款項交付予綽號「育仁」之人,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犯罪事實。並說明「貸款專員蔡博元」與「劉福耀」於通訊軟體使用之暱稱與照片不同,且「劉福耀」指示上訴人交付款項予「育仁」期間,二人仍保持通話聯絡,可見「劉福耀」與「育仁」非同一人,因認本件參與加重詐欺、洗錢犯行者已達3人以上,符合加重詐欺犯罪構成要件,詳予論敘,記明所憑。所為論列說明,無悖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上訴意旨以本件無證據證明上訴人交款予「育仁」時,同時與「劉福耀」通話,不能排除「貸款專員蔡博元」、「劉福耀」與「育仁」是一人分飾多角之可能等語,係就原判決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已論說明白事項,以自己之說詞,重為事實爭辯,要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四、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定有明文。故自首之成立,須以行為人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或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該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為要件。雖不以言明「自首」並「願受裁判」或使用自首字樣為必要,惟仍須有向職司犯罪偵查之該管機關自承犯罪而願受裁判之事實,始與自首之要件相符。又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所稱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有調查的必要性,並有調查的可能性,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基礎者而言;倘事實已臻明確,法院未為無益之調查,自無所謂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可指。經查,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0月5日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前金分駐所報案,供稱其受「貸款專員蔡博元」、「劉福耀」等人以公司貨款進出來美化帳戶為詞詐騙,而提供帳戶照片予「劉福耀」,並依「劉福耀」指示,提領帳戶內之款項交付予「劉福耀」指派前來取款之男子,嗣因「劉福耀」遲未回覆訊息,始驚覺受騙等語。而上訴人於112年12月4日、113年1月17日接受警察詢問時,對於告訴人5人受詐騙之事,仍表示不知情,自己也是被騙等情,有上揭警詢筆錄可稽。上訴人既於報案時自稱遭騙而提供本案帳戶資料,顯非對有偵查權限之公務員坦承加重詐欺、洗錢之犯罪事實,並表明願受裁判之意旨,尚與前揭自首之要件不合。原審未認合於自白規定,而未予減輕其刑,於法並無違誤。又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判期日,經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上訴人及其辯護人均答:「沒有。」有原審審判筆錄附卷可佐。原審以本件事證已明,未為其他無益之調查,亦無違法可言。此部分上訴意旨未依卷內資料而為指摘,自非合法上訴第三審理由。
五、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第1項規定:「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之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旨在藉由具有建設性之參與及對話,尋求彌補被害人之損害、痛苦及不安,以真正滿足被害人之需要,並修復被告與被害人間因衝突而破裂之社會關係。乃明定法院於聽取檢察官、辯護人等各該相關人之意見後,參酌被告、被害人之意願,於有達成修復式司法之可能性與適當性時,賦予將案件轉介進行修復之程序。此修復式司法制度,並非被告因其身分而享有之固有權限,而係為保障被害人權益而設,自應以被害人之意願為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之前提,倘法院斟酌卷內可考之被害人意願,並盱衡達成調解之可能性及適當性等條件後,認無必要而未進行修復者,於法自屬無違。卷查,上訴人未聲請原審安排調解期日;而告訴人5人經原審傳喚於審判期日到庭陳述意見,均未到庭,且上訴人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亦未表達願與告訴人5人行調解之意,則原審衡酌上情因認無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之必要,而終結本案,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徒憑己意,指摘原審未詢問上訴人有無和解意願,亦未安排調解,以據為有利於上訴人之量刑事項,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理由欠備之違法等語,殊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六、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法 官 楊智勝法 官 林怡秀法 官 楊皓清法 官 高玉舜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 魏至言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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