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協誌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林欣誼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356號中華民國114年7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6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上訴駁回。
一、黃協誌依其智識程度與社會生活經驗,可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予無信任關係之他人且代為將匯入款項提領、轉帳後,將可能為他人遂行詐欺犯行及處理犯罪所得,致使被害人及警方難以追查並製造金流斷點,竟仍與「陳士炫」(社群軟體臉書暱稱「陳凱文」)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黃協誌於民國111年11月間,將其所有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帳號資料,提供予「陳士炫」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黃協誌上開本案帳戶資料後,即以該帳戶作為犯罪工具,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方式,詐騙A03、A04,使其等分別陷於錯誤,因而轉帳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至上開本案帳戶內。復由黃協誌依「陳士炫」指示,將上開詐欺贓款,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提領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後,隨即在彰化縣某國泰世華銀行分行前,將上開詐欺贓款交付予「陳士炫」,以此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而掩飾或隱匿該犯罪所得之去向。
壹、證據能力
一、本判決所引用上訴人即被告黃協誌(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證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57頁),於本院審理期日時亦均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80-82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止,復均未聲明異議,且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況,認為以之做為證據應屬適當,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認均得為證據。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提供本案帳戶之帳號資料一情,惟矢口否認犯行,辯稱:我沒有去領過錢,我只有提供帳戶而已,提款卡是對方拿去。當時對方跟我說是博弈用的,他要賺錢才跟我借,後來我覺得不對,就打去銀行要申報遺失,銀行說帳戶已經被凍結;我不知道對方後來拿去詐騙別人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是為了賺取博弈獲利,而將帳戶交給朋友,主觀上沒有詐欺、洗錢故意等語。
二、經查: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原審卷第156-157、182、189-19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03、A04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見警卷第7-10、11-13、15-16頁),並有告訴人2人之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2人提供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匯款單及匯款憑證、本案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件在卷可稽(見警卷第18-20、23-46、47-49、50-62、63-89、95頁、原審卷第29-38頁),堪認被告上開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㈡被告上訴後,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1.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時一再供稱:僅將帳號告知對方,並未提供提款卡等其餘帳戶資料給對方;本案帳戶內款項係其提領後交付予對方等語(見偵卷第22-24、33-36、42頁、原審卷第157、190頁);且本案帳戶之交易明細可看出於案發時間後數日之112年3月15日,即有1筆新臺幣(下同)35萬元之領款(見原審卷第38頁),而被告自陳:35萬元是我本人領的,35萬元的一半是我作土方工程等語(見偵卷第42頁),可見該帳戶內除提供對方使用外,另有被告自己之所得匯入,依被告所述數額不小(至少35萬元之一半,亦有17萬多元),倘若被告將提款卡交予對方,則帳戶內連同自己所有之工作所得款項將悉數任由他人支配,顯悖於常情,是以被告前開於偵查及原審歷次陳稱:僅提供對方帳號,並未提供提款卡,本案帳戶內款項係其所提領後交與對方一情較為實在可採,堪認提款卡一直在被告手上並未交出,故而被告嗣後於本院辯稱本帳戶之提款卡已交付對方,帳戶內款項並非其所提領等語,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取。
2.金融帳戶為個人之理財工具,而在金融機構開設帳戶、領用存摺及提款卡乃針對個人身分與社會信用而進行資金流通,具有強烈屬人特性,且存摺、提款卡亦攸關個人財產權益保障,專屬性甚高,除非本人或與本人具有密切親誼關係者,難認有何正當理由得以自由互通使用,一般人亦有妥慎保管及防止他人任意使用之認識,縱於特殊情況偶需交付他人使用,亦必深入瞭解用途及合理性。蓋苟由不明人士使用個人帳戶且未闡明正常用途,極易遭利用於財產相關之犯罪工具,此乃一般人日常生活之基本認知及易於體察之常識。有犯罪意圖者,沒有正當理由,竟徵求他人提供帳戶,客觀上可預見其目的,係供為某筆資金之存入,後再行領出之用,且該筆資金之存入及提領過程係有意隱瞞其流程及避免行為人身分曝光之用意,此自屬一般智識經驗之人所能知悉或預見。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年滿28歲,為國中畢業,原從事粗工,為被告供陳在卷(見本院卷第86頁),並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1紙(個人戶籍資料上被告之教育程度註記為「高職肄業」,見原審卷第23頁)可資為憑,依其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歷練,其對事物之理解、判斷尚無異於常人之處,況報章雜誌、媒體新聞亦不時報導因提供帳戶而淪為詐騙集團車手之新聞消息,故被告對上情已難諉為不知。
3.被告雖自承其與對方「陳凱文」(即「陳士炫」,以下均以「陳士炫」稱之)乃很好的朋友(見偵卷第34頁),然進一步訊問被告有關「陳士炫」如何認識、或聯絡方式等,被告卻僅知該人為國中認識之學弟、住員林,之前以臉書及LINE聯繫,之後已無聯絡方式(見偵卷第34、36頁);於本院審理時更供稱:「陳士炫」是共同的朋友介紹我們認識,在一個網咖介紹認識,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之前與「陳士炫」認識不到2個月,平常與「陳士炫」沒有往來,出事之前,不知道「陳士炫」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聯絡電話、地址等,是出事之後,我請朋友幫我問,才知道對方叫「陳士炫」等語(見本院卷第55頁),顯見被告與所謂「陳士炫」之人並不熟識、遑論有何特殊親誼,足認彼此間實無相當之信賴關係。且被告於偵查中供述稱:他(按:指「陳士炫」)說人家欠他錢,要我借帳户給他匯錢進來,那時候我有問他為什麼要用我的薄子,他說他的帳户卡在洗錢被鎖起來,我問他我會不會出事等語(見偵卷第33頁),足見被告對於「陳士炫」係從事詐騙、洗錢一途已有所預見。雖被告隨後供稱:「陳士炫」說不會出事,匯入的錢是人家欠他的等語,惟被告亦供認並無查證等語(見同上頁),顯然被告聽憑「陳士炫」之片面說詞,根本無意查證。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陳士炫」說他在做博弈網站,要幫我賺錢,我沒有錢投資,「陳士炫」說我不用出資,只要把帳戶資料交給他就可以,我不用付款,「陳士炫」說我這樣就可以賺錢,一星期可以拿到6千元,但我後來也沒有拿到錢等語(見本院卷第55頁),適徵被告因無須自己出資,遂起貪念,漠視匯入自己帳戶內之資金來源為何,僅一心聽任對方指示,冀圖做無本生意、獲取報酬一節至明。
4.基上,依被告本身之智識能力、社會經驗、與對方互動之過程等情狀,足認被告對於將本案帳戶資料交予無特殊親誼、甚至無任何信賴關係之「陳士炫」之人收受款項,係用以犯詐欺、洗錢犯罪,且配合提領匯入其本案帳戶內之不明款項後,再交予「陳士炫」之客觀情狀,核與擔任詐欺集團中領款及洗錢「車手」之行為態樣不謀而合,卻不加以查證,反而為求取得不詳獲利之利益,甘於交付帳戶資料、出面負責提領款項並依指示交付,使該詐欺集團得以實際取得不法詐欺款項,更使國家無從追查該等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堪認被告主觀上具有詐欺取財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之一般洗錢之犯罪故意,是被告辯稱不知對方利用本案帳戶實施詐騙等語,並不可採。
5.參核上揭各情,足認被告前於原審之任意性自白真實可採,被告上開所辯,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其主觀上對於前揭所為涉及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行有所認識,仍為前述提供帳戶資料及提領贓款行為,自具有與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直接故意至為明確。
6.雖依被告上開陳述,可認其本案帳戶內之款項,有部分係被告自己之工作所得,然被告僅提供本案帳戶之帳號予詐欺集團成員,以供詐欺集團成員或其指示之人使用,已如前認定,則被告並未交出本案帳戶,該帳戶仍由被告所掌控,帳戶內款項亦僅被告所得提領,對被告而言並無損失該帳戶內金錢之危險,況被告在通常使用之帳戶內夾雜有告訴人受騙款項匯入,更讓人不易察覺款項有異,易於掩人耳目,是以被告之本案帳戶內仍有自己之工作所得存入一情,尚無法據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7.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不以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要。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依上述各項事證及說明,本案詐欺集團於詐欺犯行之分工上應屬精細,至少有實施詐術之人員、提供帳戶收取贓款之被告、指示或向被告收款之「陳士炫」等各分層成員,以遂行本案犯行而牟取不法所得,集團成員間固未必彼此有所認識或清楚知悉他人所分擔之犯罪分工內容,然此一間接聯絡犯罪之態樣,正係具備一定規模犯罪所衍生之細密分工模式,參與犯罪者透過相互利用彼此之犯罪角色分工,而形成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以利犯罪牟財。而被告參與之詐欺集團既遂行本案詐欺、洗錢等犯行,堪認其對集團成員彼此間可能係透過分工合作、互相支援以完成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行為一節當有所預見,被告既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相互支援及分工合作,以達上揭犯罪之目的,自應就所參與犯罪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而應論以共同正犯。至被告縱使未與其他負責實施詐騙之集團成員謀面或聯繫,亦未明確知悉集團內負責其他層級分工之其他成員身分及所在,彼此互不認識,亦不過係詐欺集團細密分工模式下之當然結果,無礙被告係本案共同正犯之認定。㈢綜上所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辯均難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參、論罪部分: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案被告行為後,有下列法律變更情形應予說明: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1.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施行、同年0月0日生效,又於115年1月21日修正部分條文,於同年月00日生效。其中該條例第43條增訂特殊(高額)加重詐欺取財罪,於113年0月0日生效之條文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百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以下罰金。」;於115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條文為:「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千萬元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億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億元以下罰金。」又該條例第44條第1項增訂特殊(複合型態)加重詐欺取財罪,於113年0月0日生效之條文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2分之1: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於115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條文則於第1項增訂第三款「教唆、幫助或利用未滿十八歲、滿八十歲或非本國籍人士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規定。惟本案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不符上述修正前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及第44條第1項各款之加重要件,不構成該條例修正前後之第43條、或第44條第1項之罪,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應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2.因刑法詐欺罪章對偵審中自白原先並無減刑規定,又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則行為人行為後法律因增定刑罰減輕規定者,因有利於行為人,乃例外承認有溯及既往之效力。而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關於刑罰減輕(免)事由之規定,性質上係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倘刑法本身並無此減免規定,法院於不相牴觸之範圍內,自應予適用,以維法律之公平與正義(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73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稱詐欺犯罪,依第2條第1款第1目之規定,包含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而於113年8月2日制定生效之該條例第47條為減刑規定,依上開說明,自應予以適用。茲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亦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修正前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嗣於115年1月23日修正施行後,將原第47條前段規定單獨列為第1項,原後段規定則移列為同條第2項,同條第1項並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新法雖無須「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減刑要件,然增加須「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之減刑條件,且僅「得減輕其刑」,不若舊法為法定必減之規定,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新法並未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減刑規定。 ㈡洗錢防制法部分:
1.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日施行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原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將上開規定移列為第19條,並修正為:「(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而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金額未達1億元,修正後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前則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經依刑法第35條第1、2項規定:「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比較結果,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最高度刑為有期徒刑7年,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最高度刑為有期徒刑5年。
2.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此為被告行為時法】;112年6月14日修正後(第1次修正)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此為中間時法】;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後,變更條次為第23條第3項(第2次修正),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為裁判時法】。查被告僅於原審時自白犯行,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則否認全部犯行(見警卷第21-25頁、偵卷第33-
36、41-42頁,本院卷第55、86頁),被告僅合於行為時法之減刑規定。
3.揆諸前開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說明,被告所犯之一般洗錢罪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均未達1億元,且僅於原審時曾自白犯行,而僅得適用前述行為時法之減刑規定。經綜合比較結果,應認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被告就一般洗錢罪部分應整體適用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
二、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三、附表一編號2-1至2-2所示之告訴人A04受騙接續匯入款項,乃詐欺集團成員以同一詐欺手法訛詐同一告訴人,致本案告訴人A04於密接時間內多次匯款,其施用詐術之方式及詐欺對象相同,侵害同一人之財產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各別舉動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該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四、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如附表一編號1、2-1至2-2)所示2次犯行,各係以一行為,而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五、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雖未親自實施詐騙行為,而推由同集團之其他成員為之,但被告與該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之間,分工負責提供本案帳戶並提領贓款,分屬該詐欺集團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堪認被告與「陳士炫」及所屬之詐騙集團成年成員間,就本件犯罪事實欄一所示各次犯行,分別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而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均為共同正犯。
六、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如附表一編號1、2-1至2-2)所示2次犯行,被害人不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肆、本案刑之加重減輕事由說明:
一、被告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㈠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而所謂檢察官應就被告累犯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係指檢察官應於科刑證據資料調查階段就被告之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各節,例如具體指出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前案之性質(故意或過失)、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在監行狀及入監執行成效為何、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即易刑執行】、易刑執行成效為何)、再犯之原因、兩罪間之差異(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各項情狀,俾法院綜合判斷個別被告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裁量是否加重其刑,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及罪刑相當原則之要求(最高法院 114 年度台上字第 1332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倘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且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危險結果所當然,是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而不予調查之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㈡被告前因詐欺取財案件,經法院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7年10月13日執行完畢之累犯事實,未據檢察官於起訴書載明,亦未於原審審理時提出。檢察官於原審審理就被告之前案紀錄表稱沒有意見,量刑辯論時僅表示被告認罪而具體求刑(見原審卷第190-191頁)。俟原審判決未對被告論以累犯,檢察官並未據以提起上訴,且於本院審理時就被告是否構成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亦未為主張及說明(見本院卷第86-87頁)。是以檢察官未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情形,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予以舉證及說明,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等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被告自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是以原審對被告未論以累犯,而不予加重其刑,經核尚無違誤。
二、被告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及修正後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之減輕其刑事由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否認犯行,已如前述,自無從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及修正後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
三、被告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 ㈠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原則。㈡查被告為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對於社會金融經濟秩序造成之危害甚鉅,觀諸其犯罪情節,客觀上實未見有何犯罪之特殊原因與環境。且被告提供帳戶並擔任領款車手,再將取得之贓款交付上游,致告訴人2人受有財產上損害,以其擔任之角色分工,乃遂行詐欺行為之重要工作之一,及其參與犯罪程度等量刑因子,並無情輕法重,即使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堪予憫恕之情形。至被告具狀(見本院卷第9頁)及於本院審理時所述自己為中低收入戶、父親中風、並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扶養、不能入監服刑,且本案並未獲得任何金錢等情,至多僅屬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輕重標準所應斟酌範圍,徒憑該等情狀,難認被告就本案犯罪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顯可憫恕,故尚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餘地。
四、此外,本院查無被告本案所犯之罪,有何其餘法定應予減輕之事由,附此敘明。 伍、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以被告上開犯罪事證明確,適用相關規定,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行為時正值青年,卻從事本案詐欺犯行,並隱匿、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侵害告訴人2人之財產法益,且製造金流斷點,增加犯罪查緝之困難,影響社會正常交易安全及秩序,所為實屬不當。另考量被告於本案擔任提供帳戶並依指示出面提款之角色,尚非犯罪核心成員,又被告犯後於警詢、偵訊時否認犯行(按:被告否認犯行,雖為其防禦權之正當行使,不得作為加重量刑之因子,然與其他自始坦承之被告相較,自應於量刑時加以考量,以符平等原則),於原審訊問、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按:惟於本院審理時再否認犯行);暨被告之前科素行、犯罪動機、目的、就本案犯行參與之程度、犯罪所造成之損害,兼衡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粗工,月收入約4萬3,000元,已婚,育有4名未成年子女,經濟狀況不佳,及檢察官對於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2罪),並說明被告行為侵害法益之類型、行為不法程度及罪責內涵後,認所處之有期徒刑已足以收刑罰儆戒之效,並無再併科輕罪罰金刑之必要。暨衡酌被告所犯各罪之手法、犯罪時間之間隔及其犯罪態樣、造成之損害程度,併斟酌其所犯上開各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及對全體犯罪為整體之評價,爰合併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4月。經核原審業已衡酌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之個人因素,其所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並未逾越法定、處斷刑範圍,且未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情形;另原審已說明不予併科罰金及定應執行刑考量之情狀,其審酌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原判決量刑自無不當或違法。
二、被告上訴雖執前詞否認犯罪,然本案原審依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適用相關規定,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一切情狀,量處如上述之刑,及不予宣告沒收之依據(不予宣告沒收部分詳後敘述),均已詳細敘述理由,是以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及不予宣告沒收部分亦屬妥適。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或請求輕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陸、沒收說明:
一、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復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犯詐欺犯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此為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故本案關於犯詐欺犯罪供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即應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又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修正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乃採義務沒收主義,考量洗錢行為輾轉由第三人為之者,所在多有,實務上常見使用他人帳戶實現隱匿或掩飾特定犯罪所得之情形,倘若洗錢標的限於行為人所有,始得宣告沒收,除增加司法實務上查證之困難,亦難達到洗錢防制之目的。末按刑法第11條明定:「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是以,除上述新增訂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所定沒收之特別規定外,其餘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於本案仍有其適用。
二、經查:㈠被告自陳並未因本案獲取報酬(見原審卷第190頁),且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本案取得任何報酬,應認被告並無犯罪所得,自無從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㈡本案告訴人2人所匯入之款項即為本案洗錢之標的,已經被告提領後交付予「陳士炫」,此情業據被告供明,並有前開本案帳戶之交易明細可證,卷內復無事證可認被告仍保有此部分洗錢標的,堪認該洗錢標的確實已悉數交付其他詐欺集團成員,被告對於該等款項實無支配占有或具有管理、處分權限,倘仍對被告宣告沒收本案洗錢之財物,有過苛之虞,爰不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對其諭知沒收本案洗錢之財物。㈢本案帳戶資料(含提款卡)雖亦為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然該帳戶現已遭凍結無法使用,為被告所自承(見偵卷第34頁、本院卷第86頁),且上開物品單獨存在尚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就沒收制度所欲達成之社會防衛目的亦無任何助益,再遭被告或所屬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持以利用之可能性甚微,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為免耗費司法資源,爰參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亦認無諭知沒收、追徵之必要,爰不予宣告沒收。柒、子女利益考量ㄧ、具我國國內法效力之兒童權利公約,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作為公約所有條款之基礎。基此原則明定,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之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參見公約第9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然上開公約就傳喚利害關係人表示意見之規定並非強制規定,故而是否使兒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表意、如何表意,均應得以綜合情狀予以裁量。又兒童權利公約第14號一般性意見內,針對父母因受刑事追訴而需與子女分離之情形指出:對家長或其他首要照料者「犯罪服刑」的情況,應逐一按情況充分考慮不同刑期對兒童造成之影響,係就父母因受刑事追訴而需與子女分離之情形,主張於父母「犯罪服刑」時,國家相關機構對應父母之「執行刑罰」情形,因家中兒童為適當之考量,然亦肯認父母因受刑事追訴有需與子女分離之情形,並未干預法院依法量刑之職權。況兒童為父母保護之對象,而非父母為違法行為後減輕刑責之託詞,照顧家中兒童並非父母違法行為之正當理由,父母之罪責仍應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僅因家中兒童而適度基於子女利益考量,並非基於行為人即犯罪父母之利益來考量(另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288號判決要旨)。
二、被告育有4名分別就讀國小二年級、一年級、幼稚園大班及中班之未成年子女,為其於本院審理時陳明(見本院卷第87頁),並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足憑(見原審卷第23-24頁)。原審於量刑時已考量被告之家庭狀況(包含其自述育有4名未成年子女一節,見原判決第4頁犯罪事實及理由欄三、㈤所載),顯已將被告家中有未成年子女之因素充分列入考量,且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亦已表示就科刑部分無證據請求調查(見原審卷第191頁),而上開公約就傳喚利害關係人表示意見之規定並非強制規定。綜合上情,縱原審未依該公約傳喚相關人等陳述意見,對判決結果亦無影響,並未違反法律正當程序(同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可供參考)。原審既已實質上考量被告子女之狀況,顯未違背上述兒童權利公約,自無違法。至本院審理時,因被告之未成年子女尚屬年幼,為免造成其就學及生活困擾,雖未使其表意,然被告已表明其中有2名未成年子女雖由前妻照顧,然其需支付扶養費,另2名係與現任妻子一同照顧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可認被告與其未成年子女之依附關係不淺。茲本院審理時,被告已表示上情,且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就科刑部分均已表示無證據請求調查(見本院卷第86頁),是以本院就將使被告與其子女分離之本案訴訟程序中,已基於兒童最佳利益而給予利害關係人即兒童之父(即被告)參與並陳述有關兒童部分意見之機會,且已了解該等未成年子女是否受其扶養、與之依附關係如何等情,再慮及前述兒童為父母保護之對象,而非父母為違法行為後減輕刑責之託詞,照顧家中兒童並非被告為本案犯行之正當理由,亦非其同時兼顧家庭狀況之途徑,而於審酌原審量刑是否妥適及本院量刑時均予以考量。依此,本院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應無違兒童權利公約規定,附此說明。捌、補充事項原審雖漏未論及接續犯,及就本案帳戶資料部分未說明不予宣告沒收之理由;且被告行為後,屬刑法加重詐欺取財罪特別法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部分條文,並已於同年月00日生效。依原判決之認定,被告因本件詐欺犯罪,未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並無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原審就上述各情雖均未及說明,然於判決之結果均不生影響,由本院補充即可,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怡盈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政揚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法 官 何 志 通法 官 周 淡 怡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 美 姿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附表一: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1 A03 ︵ 提 告 ︶ 112年3月3日19時2分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甜甜」聯繫A03,並佯稱:可透過提供之連結至「新葡京」網站,投資五分彩獲利云云。 112年3月12日18時50分 3萬元 2-1 A04︵ 提 告 ︶ 112年3月6日某時 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暱稱「林安倩」聯繫A04,並佯稱:可透過提供之連結下載「Molson Shop」APP,買賣商品獲利云云。 112年3月12日17時45分 3萬6,000元(因超過限額而未成功交易) 112年3月12日17時47分 3萬元(因超過限額而未成功交易) 2-2 112年3月12日15時24分 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暱稱「臻臻」聯繫A04,並佯稱:可透過提供之連結至「新葡京」網站,投資博弈獲利云云。 112年3月12日17時58分 6,000元 112年3月12日17時59分 3萬元(因超過限額而未成功交易) 112年3月12日18時7分 2萬4,000元
附表二:編號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1 112年3月12日18時1分 8萬元(已超額提領) 2 112年3月12日20時11分 10萬元(已超額提領)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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