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52號中華民國111年11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499號),就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上訴駁回。
一、上訴人即被告甲○○於本院中已明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見本院民國112年4月25日審判筆錄第2頁),則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被告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證據、理由、論罪(含罪名、罪數)、沒收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被告本案犯罪之事實、證據、理由、論罪、沒收均如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已知錯,請考量伊父母身患疾病,且母親為中低收入戶之生活狀況,請求從輕量刑等語。
三、上訴理由之論斷:㈠按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法院對於被告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度相稱之刑度。縱使基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必要,而必須加重裁量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重,不宜單純為強調刑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為裁判,務求「罪刑相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㈡查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加入本案詐騙集團擔任「收簿手及車手頭」之工作,致告訴人乙○○受有新臺幣(下同)11萬7,776元之財產損失。且被告於110年間因任「賣帳戶及車手」工作之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法院審理中猶再犯本案之同質犯罪,且其角色自「賣帳戶及車手」變本加厲進化為「收簿手及車手頭」之品行素行,有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32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案可憑。雖其於本案未實際獲有任何犯罪所得,但其主觀惡性顯較共犯即同案被告王自政更為深重且犯罪支配程度更高,是依被告之犯罪情狀,其刑度應高於共犯王自政(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始符罪刑相當原則之憲法誡命。並考量被告於歷次程序中均坦承犯行(其中一般洗錢罪及參與組織犯罪部分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犯行,符合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刑規定),但未賠償告訴人分文等尚可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自述國中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從事裝潢、月收入約5萬多元、須扶養小孩2人及父母、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原審卷第247頁),就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經核原判決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畸輕或有所失入、失出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原審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是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云云,尚非可採,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羅佾德提起公訴,檢察官蔡英俊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8 日刑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法 官 李水源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 日書記官 劉又華●附件: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52號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選任辯護人 黃建銘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王自政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499號),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如附表編號一所示之物,沒收之。王自政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如附表編號二所示之物,沒收之。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一、甲○○、王自政共同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間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者所組成三人以上實施詐術手段具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組織(下稱本案詐騙集團,尚無證據證明具未滿18歲者),分別擔任「收簿手及車手頭」(收受、轉交金融帳戶及指揮車手)、「賣帳戶及車手」(將金融帳戶出售與詐騙集團及出面收取詐欺取財款項)之工作,並分持己有之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以通訊軟體Line相互聯絡,且與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共同基於三人以上犯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取財所得去向之洗錢犯意聯絡,由王自政於同年8月23日20時許,在臺東縣○○鄉○○路000號老蔣民宿,將其申設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合作金庫帳戶)之提款卡、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交付甲○○,並自甲○○獲得本案詐騙集團成員所給之新臺幣(下同)2萬元對價,再由甲○○將之轉交本案詐騙集團成員。本案詐騙集團成員遂於翌(24)日11時13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向乙○○佯稱透過「簡街資本」APP下單買股票可獲利等語,致乙○○陷於錯誤而匯款11萬7776元轉帳至合作金庫帳戶,旋經本案詐騙集團成員網路轉帳一空。嗣因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行員見合作金庫帳戶有大額金流進出,察覺有異而設定限制其網路轉帳功能,甲○○、王自政為領得合作金庫帳戶之其他匯入款項,由甲○○指揮王自政於同年月26日9時33分許,在臺東縣○○市○○路000號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東台東分行,辦理合作金庫帳戶臨櫃提款,然未果而歸,經警獲報後旋於同日10時35分許,在臺東縣○○市○○○路000號前,以現行犯身分逮捕王自政與甲○○,並經其等自願同意搜索而扣得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一、公訴檢察官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就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1行「21時」更正為「20時」、第11至12行「不詳地點」更正為「老蔣民宿(臺東縣○○鄉○○路000號)」、倒數第9至10行「11萬7791元」更正為「11萬7776元」、倒數第6行「台東分行」更正為「東台東分行」,且被告甲○○、王自政亦當庭對上揭更正之部分無異議而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卷第231至232頁、第239至240頁、第246頁),堪認業足保障其等訴訟防禦權,合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王自政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被告甲○○另於本院訊問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時之證述、證人即共同正犯王自政於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手機翻拍照片、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32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足認被告2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而洵堪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其等犯行業堪認定,應予論科。
三、論罪科刑㈠按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參照)。㈡經查:⒈被告甲○○、王自政分別擔任「收簿手及車手頭」(收受、轉交金融帳戶及指揮車手)、「賣帳戶及車手」(將金融帳戶出售與詐騙集團及出面收取詐欺取財款項)之工作,業經其等於歷次程序中坦承不諱,是本案共同正犯已至少有被告2人。至起訴書雖將另案被告侯湘茗、郭武正、盧璋旺記載入犯罪事實,足以推知公訴意旨認另案被告3人亦均為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即共同正犯,惟另案被告郭武正、盧璋旺所涉詐欺罪嫌,依起訴書記載均由檢察官另案偵查中,且俱未經法院判處罪刑乙情,有臺灣高等法院另案被告郭武正、盧璋旺前案紀錄表附卷足以證明(本院卷第133至196頁);另案被告侯湘茗所涉詐欺罪嫌,現則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以110年度偵字第24230號、111年度偵字第6018號通緝中,亦未經法院判處罪刑,有臺灣高等法院另案被告侯湘茗前案紀錄表附卷可考(本院卷第129至132頁)。從而,另案被告3人詐欺罪嫌既未曾經法院認定,本案卷宗亦無另案被告3人之答辯內容,是認另案被告3人是否屬本案詐騙集團成員而從事詐欺等犯行尚有可疑,爰不將其等記載於犯罪事實欄以昭慎斷而防冤抑。⒉但是,被告甲○○稱:我以通訊軟體Line跟被告王自政講明了這是從事詐騙工作,由他提供存摺並綁定網路銀行帳戶後將贓款轉出,我會給他對價。接著我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上傳招募工作訊息,內容為人頭帳戶的資訊,如有廠商喜歡請跟我接洽等語。於111年8月18日左右,暱稱「昭和娛樂-小明」者私訊我想跟我合作並收取合作金庫帳號,最後以10萬元達成交易。被告王自政交付合作金庫帳戶給我後,我將合作金庫帳戶存摺交給暱稱「昭和娛樂-小明」者指派的白牌車輛駕駛。之後換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高鵬展翅」者聯繫我稱無法操作合作金庫帳戶,要我請被告王自政臨櫃提款並將現款交付上述白牌車輛駕駛等語(偵卷第14至15頁)。縱便採最有利被告2人之方式,即認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昭和娛樂-小明」者、暱稱「高鵬展翅」者及白牌車輛司機為同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者(無證據證明未滿18歲),加上被告2人後,詐欺取財之共同正犯已達3人,且其等間具上下之階層化關係(「上手」、「收簿手及車手頭」、「賣帳戶及車手」),顯然以此為業而屬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組織。又被告甲○○既明確告知被告王自政本案係從事詐騙工作等語,顯然被告2人主觀上均基於直接故意為之。更遑論被告甲○○於110年間因任「賣帳戶及車手」工作之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1年6月14日」提起公訴,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同年8月29日以111年度金訴字第328號判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4年,緩刑負擔為支付被害人損害賠償,並於同年9月28日確定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甲○○前案紀錄表、上揭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判決附卷可參(本院卷第95至97頁、第215至221頁),被告甲○○犯本案時即同年8月23日,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上揭案號審理中,足認其清楚知悉提供帳戶給他人使用會遭刑事訴追,但其於本案甚變本加厲進化為「收簿手及車手頭」之角色,顯然係基於直接故意為之,且上揭確定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判決亦非認定被告甲○○係基於間接之不確定故意而犯該案。基上,起訴書記載其等犯意為間接之不確定故意顯有違誤,爰由本院依認定結果更正犯意之記載。⒊另外,上揭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判決並未論處被告甲○○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乙情,有前揭被告甲○○前案紀錄表、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判決附卷可參;而被告王自政未曾因詐欺案件起訴或判處罪刑,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王自政前案紀錄表在案足參(本院卷第103至127頁)。揆諸上揭法律說明,本案為其等法律上首次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無訛。⒋最後,按以現行電信詐欺集團之犯罪模式,行為人為避免犯罪易被發覺並特意造成資金流向斷點,往往使用人頭帳戶之方式,詐欺被害人將款項匯至人頭帳戶中,因該帳戶之存摺、提款卡等物均為犯罪行為人所掌握,於被害人匯款至人頭帳戶時起至警察受理報案通知金融機關列為警示帳戶而凍結其內款項時止,犯罪行為人處於隨時得領取人頭帳戶內款項之狀態,顯對帳戶內之款項具有管領力,則於被害人將財物匯至人頭帳戶內時,即屬詐欺取財既遂,不因其後該帳戶被警示、凍結,犯罪行為人未能或不及領取反而成為未遂犯(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420、5577號判決參照)。查本案告訴人將款項匯入合作金庫帳號之際,合作金庫帳戶尚未列為警示帳戶,是贓款業已進入本案詐騙集團成員管領力之支配範圍,可供其等隨時領出而告詐欺取財既遂,且旋經本案詐騙集團網路轉帳一空而一般洗錢亦告既遂,不因被告王自政嗣後臨櫃提款告訴人以外之款項未果而動搖本案犯行之既未遂認定,一併敘明。㈢核被告甲○○、王自政所為,均係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之【本院卷第231、240頁】)。被告2人與本案詐騙集團成員間,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末被告2人俱以一行為觸犯上揭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規定,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參照)。㈣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參照)。又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同法第16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之罪,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同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亦有明文。查被告甲○○、王自政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一般洗錢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雖此部分輕罪均被重罪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所競合,未能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但於量刑階段仍應衡酌此部分事由以免評價不足。末被告2人以分工合作方式致告訴人受有財損且均居於關鍵樞紐地位,難認參與情節輕微而有何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減免規定之適用餘地,附此敘明。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⒈被告甲○○、王自政加入本案詐騙集團分別任「收簿手及車手頭」、「賣帳戶及車手」之工作,被告王自政因交付被告甲○○合作金庫帳戶並獲現金2萬元之對價,致告訴人受有11萬7776元之財產損失,所為均無足取。且被告甲○○於110年間因任「賣帳戶及車手」工作之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法院審理中猶再犯本案之同質犯罪而詳如前述,且其角色自「賣帳戶及車手」變本加厲進化為「收簿手及車手頭」,有前揭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判決、被告甲○○前案紀錄表在案可憑。雖其於本案未如被告王自政實際獲有任何犯罪所得而詳如下述,但其主觀惡性顯較被告王自政更為深重且犯罪支配程度更高,依其等之犯罪情狀而言,被告甲○○之刑度亦應高於被告王自政,始符罪刑相當原則之憲法誡命。⒉被告2人於歷次程序中均坦承犯行(其中一般洗錢罪及參與組織犯罪部分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犯行,符合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刑規定),但未賠償告訴人分文。末兼衡被告甲○○、王自政分別自述國中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入所前從事裝潢、月收入約5萬多元、須扶養小孩2人及父母、家庭經濟狀況勉持;國中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入所前從事水泥工、日薪2000元、須扶養父母及小孩1人、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247頁),爰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分屬被告甲○○、王自政所有供本案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分於其等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之。㈡未扣案之2萬元,為被告王自政出售合作金庫帳戶之對價,屬被告王自政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被告王自政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未扣案匯入合作金庫帳戶之11萬7776元,觀之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偵卷第111頁),該筆款項匯入後即經網路轉帳15萬元而僅餘208元,且亦無證據顯示網路轉帳所轉匯之帳戶為被告王自政所支配管領,另合作金庫帳戶嗣後匯入之其餘款項俱與本案無關,故應認該筆款項終非被告王自政所支配管領,是就此部分爰不宣告沒收及追徵。㈢被告甲○○犯罪所得部分,公訴意旨以其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為據認定其獲得2萬元之犯罪所得,固非無見。惟其於本院訊問中答稱:被告王自政須臨櫃提款贓款並轉交詐騙集團上游後,我方能實際領取2萬元作為報酬。(照你所述,你不是賣完帳戶就可以拿到2萬元了嗎?)因為被告王自政是不可控的,我要負連帶責任,不能當下就拿到2萬元等語(本院卷第60至61頁),足以推悉其於本院訊問前所述之2萬元犯罪所得,其表達之真意實係其與本案犯罪集團成員「談好」之對價,至是否實際領得之乃另當別論。被告甲○○既對其是否實際領得犯罪所得有所爭執,又因尚無證據足佐其確因本案獲得有何犯罪所得,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難認其確領有何犯罪所得而宣告沒收及追徵。至其餘扣案物,均與本案無關,此部分爰不另宣告沒收,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3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羅佾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薇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4 日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昆儒
編號 品項 備註 1 iPhone8 Plus 智慧型手機1支(含SIM卡1張) IMEI:000000000000000 2 realme 9pro智慧型手機1支(含SIM卡1張) IMEI: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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