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理 由

一、提交事件之基礎事實：再審原告因違反行為時（即民國107年12月13日修正施行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衝法）第6條及第10條第1項規定，經再審被告於101年5月24日以院台申貳字第0000000000號裁處書處罰鍰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再審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以上開處分應審酌再審原告所為是否屬同一行為及有無刑罰優先原則之適用為由，將該處分撤銷。嗣再審被告認本件並無一行為二罰及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刑事優先原則之適用，以102年1月25日院台申貳字第0000000000號裁處書仍處罰鍰500萬元。再審原告提起訴願，再經訴願決定以該次處分未俟法院裁判及依確定裁判結果再裁罰，有違行政罰法第26條第2項之規定為由，撤銷該處分。嗣因再審原告所涉背信及偽造文書罪（下稱系爭刑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3月24日100年度訴字第744號刑事判決為有罪，再審原告上訴後，亦經臺灣高等法院107年2月7日105年度上訴字第1159號刑事判決以其共同犯背信罪及業務登載不實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年及6月，如易科罰金，均以1,000元折算1日，該2罪均緩刑3年，再審原告應自該判決確定後1年內支付公庫1,500萬元確定在案。再審被告遂於107年9月19日以院台申貳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以再審原告違反行為時利衝法第6條及第10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16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第26條第3項規定，處100萬元罰鍰；惟因其行為同時觸犯系爭刑案，既經判決宣告緩刑確定，並命向公庫支付1,500萬元，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3項規定，再審被告所裁罰之100萬元，因已於1,500萬元範圍內扣抵，故不再予以執行等情。再審原告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39號判決駁回。再審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08年度上字第113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駁回。再審原告以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

二、提案之法律爭議　原確定判決送達日期為110年7月16日，提起再審之訴之不變期間自確定判決送達之翌日即110年7月17日起算30日，再審原告於110年8月19日始向本院提起再審之訴，因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之住居所，均不在本院所在地，且訴訟代理人有特別代理權，再審期間所應扣除之在途期間，究以當事人之住居所為據，或以訴訟代理人之住居所為據？

三、本院大法庭裁定如主文所示之統一法律見解（即提案裁定擬採之見解），理由如下：㈠依行政訴訟法第89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不在行政法院所在地住居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之期間，但有訴訟代理人住居行政法院所在地，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者，不在此限。」在途期間之設，端在保護當事人之權益，當事人如不在行政法院所在地住居，為該當事人之利益，於計算法定期間時，本應扣除其在途期間。惟當事人雖不在行政法院所在地住居，而有訴訟代理人住居於行政法院所在地，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者，則無扣除在途期間之必要。因此，如當事人與其具特別代理權之訴訟代理人有一方住居於行政法院所在地，因其中一方已可為訴訟行為，即均無扣除在途期間之餘地。究其立法意旨在使距離法院路程、交通情形不盡相同之當事人，及其在法院所在地有無得為訴訟行為之人，為訴訟行為之法定期間實際相同（司法院釋字第240號解釋理由參照）。是以依行政訴訟法第89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意旨，原則上固以當事人之住居所計算其在途期間，然如其委任具特別代理權之訴訟代理人之住居所在行政法院所在地，既已可為訴訟行為，則無扣除在途期間之必要。準此，行政訴訟法第89條第1項規定，就當事人應否扣除在途期間，並非完全採當事人說，而須斟酌具特別代理權之訴訟代理人有無住居於行政法院所在地而為比較後定之。㈡倘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具特別代理權者）之住居所均不在行政法院所在地，究應如何計算其在途期間，行政訴訟法第89條第1項並未明白規定，因此必須探求立法之意旨，透過法律解釋加以確認。法律之解釋，雖始於以文義確定法律解釋範圍，但並不限於此，猶應從中探究法律規範意旨，以體系因素、目的因素在此範圍內進行規範意旨的發現或確定，以獲得解釋之結果，最終，再以合憲性因素複核此解釋是否合乎憲法的要求，始能得為正確之解釋。㈢法定不變期間之長短，業經法律所明定，對兩造當事人及各種訴訟均相同，期間屆滿即生失權效果。依行政訴訟法第89條規定，僅法定期間始有扣除在途期間之適用，在途期間係於法定期間（即上訴期間20日、抗告期間10日或再審期間30日）之外，依當事人之住居所與行政法院之距離與交通狀況，而給予適當的額外之外加期間，使當事人依其與行政法院所在地之路途遠近，而增加其到達法院所需交通時間，以符公平。當事人既不住居於行政法院所在地，且其委任具特別代理權之訴訟代理人亦非住居於行政法院所在地，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者，固無行政訴訟法第89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適用，而應扣除其在途期間，惟此時扣除在途期間之基準，究係完全以當事人與行政法院間之在途距離為準，或應斟酌訴訟代理人與行政法院間之在途距離，則為爭議之所在。若依行政訴訟法第89條第1項之文義觀之，以當事人與行政法院間之在途距離為準，固為其文義可能解釋之一，但依行政訴訟法第89條之立法目的及精神觀之，如當事人與行政法院間之在途距離較長，而訴訟代理人與行政法院間之在途距離反較短，訴訟代理人既可於法定期間內為一定之訴訟行為，已可近用司法，此時即無須給予其較長之在途期間，始符法律所定「扣除在途期間」之原意，確保當事人間近用司法的公平，並維訴訟法律關係的安定。㈣準此，若當事人及具特別代理權之訴訟代理人「均不在」行政法院所在地住居者，原則上應以當事人之住居所計算其在途期間，然若當事人所委任受有特別代理權之訴訟代理人，得向法院為訴訟行為之在途期間較當事人為短時，該訴訟代理人既可儘早為當事人為訴訟行為，於當事人訴訟權之行使不生影響，此時即無須給予其較長之在途期間，而應以訴訟代理人住居所計算當事人之在途期間，如此始符在途期間之立法意旨。是以，在途期間既然是為了當事人（包含得為當事人為訴訟行為之人)自其住居所向行政法院為訴訟行為「路程」所須時間之目的而設，倘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具特別代理權者）之住居所均不在行政法院所在地，此時扣除在途期間之基準，即非完全以當事人與行政法院間之在途距離為準，而須斟酌訴訟代理人與行政法院間之在途距離為比較，亦即所應扣除之在途期間應以該當事人或訴訟代理人之住居所計算在途期間「短者」為據（因較短者之一方已先於較長之一方，可於法定期間內為一定之訴訟行為），始符法律所定「扣除在途期間」之原意，庶符合當事人之期間利益、公平性與適當性，使距離法院路程、交通情形不盡相同之當事人，及其在行政法院所在地有無得為訴訟行為之人，為訴訟行為之法定期間實際相同，始符平等原則，於人民訴訟權之行使不生影響，亦與憲法第16條規定之意旨無違。㈤行政訴訟法第89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意旨係以當事人雖不在行政法院所在地住居，但有訴訟代理人住居行政法院所在地，且已依行政訴訟法第51條第1項但書受有為當事人提起上訴或再審之訴之特別委任者，則其於收受判決後，既有權斟酌應否於法定之不變期間內為當事人提起上訴或再審之訴，自不應扣除在途期間，該規定固在規範當事人在途期間之有無及應否扣除，然如何認定「當事人」或「具特別代理權之訴訟代理人」是否住居在行政法院所在地，以決定在途期間之有無（即是否為0日），本即應依行政訴訟法第89條第2項所授權訂定之行政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下稱在途期間標準）據以決定，行政訴訟法第89條雖定為兩項，實則要結合觀之，無法分開解釋。又在途期間標準雖只規定當事人之住居所至行政法院所在地之遠近，訂定不同之日數，作為應否扣除在途期間，然此之「當事人」自包括得為當事人為訴訟行為之人（即具特別代理權之訴訟代理人），否則如何認定訴訟代理人是否住居在行政法院所在地？如何適用行政訴訟法第89條第1項但書規定？如何決定當事人應否扣除在途期間？自不能以在途期間標準僅規定當事人，未規定訴訟代理人，即謂行政訴訟法第89條規定未例外以訴訟代理人之住居所作為應否扣除在途期間之標準，倘如此解釋，實有違反母法之規定意旨，反致同條第1項但書規定無從適用，併此說明。㈥結論：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之住居所，均不在行政法院所在地，且訴訟代理人有特別代理權者，於計算法定期間所應扣除之在途期間，以當事人或訴訟代理人之住居所計算在途期間「短者」為據。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8　　日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審判長法官　吳 明 鴻法官　吳　東　都法官　帥 嘉 寶　 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鄭 小 康法官　王 碧 芳法官　李 玉 卿法官　簡 慧 娟法官 王　俊　雄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8　　日書記官　張 玉 純吳法官明鴻、李法官玉卿共同提出不同意見書如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