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玉竹山雲棲寺（下稱上訴人）於原審起訴略以：

（一）上訴人原名稱金粟山維摩精舍（下稱維摩精舍），於民國90年12月28日正式辦理寺廟登記，並於91年2月7日變更為現在名稱。上訴人雖未辦理財團法人登記，然有一定名稱及目的，且於90年已向花蓮縣政府辦理寺廟登記而有獨立之財產，並設釋自孝法師為代表人，以及訂有竹玉山雲棲寺組織章程，應認上訴人為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之非法人團體，有訴訟當事人能力。

（二）維摩精舍於83年間建寺籌備期間，為取得建寺需用土地，向訴外人林信義購買坐落花蓮縣○○鄉○○○段00地號土地（原花蓮縣○○鄉○○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0,231.2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然因上訴人當時尚未辦妥寺廟登記，且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乃與林信義約定移轉指定予具有原住民身分之人即被上訴人吳秀月（下稱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亦同意辦理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登記名義人。準此，系爭土地雖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然僅借名登記方式於其名下，待將來法令鬆綁，再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有83年12月25日維摩精舍信徒大會會議記錄、89年4月9日維摩精舍財產交接明細書、90年12月28日寺廟登記之財產不動產欄位載有「土地，20,230.M^2，182,070（元），秀林鄉文蘭村，吳秀月，083花土字第000000號」、92年4月8日花蓮縣政府證明書可證。近期上訴人因同為借名登記之寺產與他人有訴訟，乃聯絡被上訴人一併洽談系爭土地事宜，詎料被上訴人否認借名登記，拒絕返還，上訴人爰以本件起訴狀通知被上訴人終止兩造借名登記契約，並類推適用委任規定（民法第541條）及不當得利等請求權基礎，擇一為勝訴判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並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並由訴外人許愛梅代為受領。

（三）依據證人柯萬見於原審時證稱：系爭土地屬於佛教居士會的，寺廟有管理使用權，但是沒有所有權等語；證人楊振隆於原審時亦證稱：伊是基於花蓮佛教居士會的負責人所作的決定，伊出錢出最多，所以大家叫伊當會長，又因為被上訴人是原住民，所以才決定登記在她名下等語，可證明上訴人有權管理使用系爭土地，且被上訴人並非系爭土地之實際購買人及真正所有權人，僅因其原住民之身分而為登記名義人。

（四）被上訴人雖抗辯系爭土地實際購買者為花蓮佛教居士會，借名登記關係之借名人應為花蓮佛教居士會等語，然花蓮縣佛教居士會於96年4月16日已經解散，居士會運作期間及解散後，均未見有關系爭土地為花蓮縣佛教居士會財產之文件資料，況系爭土地歷年來均由上訴人為實質管理使用，足見被上訴人所述與事實不符。再者，上訴人曾向當初辦理購買系爭土地之楊振隆請求交付系爭土地設定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所有權狀，楊振隆同意惟文件遺失而承諾願意協助補發或出庭作證，有原法院102年度司小調字第101號調解筆錄可憑，倘楊振隆認為真正權利人是花蓮縣佛教居士會或被上訴人，當無可能同意作成上開調解筆錄等語。

（五）並聲明：

1.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上訴人，並由許愛梅受領登記為所有權人。

2.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

（一）花蓮縣佛教居士會係75年間，由被上訴人之配偶陳文慶及楊振隆等人共同發起成立，由楊振隆擔任會長、陳文慶擔任副會長，一開始會址設在楊振隆位於花蓮市國盛一街家中。嗣因成員增多，國盛一街會址已顯狹小，楊振隆及陳文慶等人81年間開始尋找適當地點，82年間覓得系爭土地，又因楊振隆主動捐出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故由其出面與地主簽立土地讓渡契約書，而款項則由楊振隆、陳文慶、曹陳靜枝、孫美汝、李恆德及其他居士會成員捐助，惟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居士會便決議借名登記在具有原住民身分之被上訴人名下。

（二）花蓮縣佛教居士會與上訴人並非同一主體，二者亦無前後主體關係，上訴人並未取得花蓮佛教居士會之任何權利。

1.居士會成員對於佛學，幾乎都是基於「在家人身分」「自己修行」的態度而組成「共修團體」。然上訴人提出之維摩精舍財產交接明細書所載，柯萬見及釋自孝均為維摩精舍的「住持」，均非居士會的會長。況住持係指掌管一寺之主僧，渠等先後管理之維摩精舍屬於「寺」之組織，二人亦為「僧」（出家人），顯然與由在家修行之「居士」組成之「花蓮縣佛教居士會」不同，維摩精舍和花蓮縣佛教居士會並無同一主體性。

2.花蓮縣佛教居士會現今仍繼續存在，且尚持續辦理各項活動，有花蓮市○○路00號之花蓮縣佛教居士會外觀照片、活動傳單上記載「協辦單位花蓮佛教居士會」、東方報新聞可證。

3.柯萬見手寫文件雖記述：「本人柯萬見於民國七十五年間擔任花蓮佛教居士會會長」等語，然事實上75年間為楊振隆擔任花蓮佛教居士會會長，有花蓮佛教居士會第11期會訊（75年2月9日創刊、76年元月20日發行）上記載「發行人楊振隆；本會會址：花蓮市○○○街00號」為證。又柯萬見擔任居士會會長後，由其主導另購置與系爭土地同段之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則主要由楊振隆之捐款購置，故系爭土地上當時分別設有抵押權人楊振隆及楊振隆之妹夫郭敏聰，而312地號土地之設定抵押權人則為主要捐款人柯萬見。復依柯萬見手寫文件記述「民國八十七年三月，縣佛教居士會幹部改選，楊振隆當選新一任的會長，我即將會長職務交接給他，並將居士會立案證書、所有權權狀、土地買賣契約書、設定抵押權狀悉數移交。楊振隆接任會長之後，就不積極，任會務荒廢，我只好住在精舍看管內務，一直到民國八十九年我就將維摩精舍住持一職交接給來自埔里的釋自孝法師」等語，可見柯萬見並無任何權利將居士會購買之系爭土地「交予」上訴人。

4.又金粟山維摩精舍係柯萬見於87年設立之組織，並非花蓮縣佛教居士會之繼受組織，居士會亦從未變更或改組為「金粟山維摩精舍」，此由柯萬見手寫文件自述「八十七年三月縣佛教居士會幹部改選，楊振隆當選新一任會長」可證，亦即「金粟山維摩精舍」設立後之87年，花蓮縣佛教居士會仍存在，並進行幹部改選，故金粟山維摩精舍改名為玉竹山雲棲寺與花蓮縣佛教居士會無涉。則上訴人所提出之金粟山維摩精舍83年度信徒大會會議紀錄既非居士會之會議紀錄，所載內容不能拘束花蓮縣佛教居士會或是被上訴人。

（三）並聲明：

1.上訴人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除援引起訴主張，並於本院補陳略以：

（一）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然有下列事證可證均由上訴人實際管理、使用，合於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96號判決意旨中關於借名登記契約之「仍有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之要件：

1.依上證一照片所示，左、右側門樓上分別掛有「雲棲寺」、「玉竹山」。左側通道連接玉竹山雲棲寺主殿，坐落於花蓮縣○○鄉○○○段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文蘭段000號土地，下稱德姆南段00地號土地）；右側通道連接系爭土地，其上有門牌號碼花蓮縣○○鄉○○村○○0000號之鐵皮倉庫（下稱系爭建物），為上訴人放置宗教用具等物品使用，因非主殿，故平時設置鐵柵欄，均由上訴人管制進出，可證系爭土地為上訴人管理使用。

2.系爭建物因坐落系爭土地上，故以被上訴人之名義申請電表，但因實際使用管理及繳納電費之人均為上訴人，故於92年4月後之電費單據即改為玉竹山雲棲寺，迄今亦未改變，此有台灣電力公司委託金融機構代繳電費收據、繳費憑證影本等件可憑。

3.花蓮佛教居士會已於96年4月16日解散，居士會運作期間及解散後，均未見系爭土地記載為花蓮佛教居士會財產之相關文件，而上證5所示位於花蓮市軒轅路上之「花蓮佛教居士會」僅為籌備處。

4.系爭建物因係上訴人使用管理，故併同納入花蓮縣○○鄉○○村○○00000號之房屋稅籍，且因系爭建物與系爭土地均為上訴人使用範圍，依據房屋課稅標準，係屬免徵房屋稅，有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花蓮縣稅捐稽徵處房屋現值核定通知書影本可證。由上開情形可知，系爭土地因納屬上訴人之寺廟使用範圍內，始能獲得免徵房屋稅之優惠，更證上訴人確係系爭土地實際之管理使用之人。

5.又證人柯萬見於原審曾證稱：「楊振隆自己要做生意，…，所以他不願意上山，也沒有人願意上山做義務的工作」、「財產依然是寺廟的，是由寺廟住持管理」等語，亦可證明系爭土地歷年來均由上訴人實際管理使用。

（二）金粟山維摩精舍早於80幾年間興建使用，亦以此為名，直至90年間配合辦理寺廟登記，才出現在官方申請文件。原判決認定本件借名登記契約成立時，金粟山維摩精舍尚未成立，恐有誤解。再者，依花蓮縣政府函文所載，花蓮佛教居士會係於89年1月9日立案，然系爭土地早於82年5月10日即已向林信義購買簽約，則當時花蓮佛教居士會尚未存在，何來以其為借名登記契約之借名人。從而，原判決認定系爭土地係由花蓮縣佛教居士會與被上訴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有所違誤。

（三）上訴聲明：

1.原判決廢棄。

2.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指定之登記名義人許愛梅。

3.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四、被上訴人除引用原審陳述外，於本院補陳略以：

（一）原判決認定花蓮縣佛教居士會與上訴人並非同一主體，二者亦無前後主體關係，並無違誤：

1.原判決從借名登記成立時間為「82至83年」，上訴人之前身金粟山維摩精舍設立時間為「90年」，二者相距7至8年，因而認定向被上訴人借名登記者，絕無可能係上訴人乙節，並無違誤。

2.上訴人雖主張花蓮縣佛教居士會係於89年1月9日立案云云，然依原審卷附花蓮縣政府104年12月4日府社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明確記載「該會於83年1月9日立案，並在96年4月16日解散」，與原審認定借名登記時間為82至83年大致相符。又花蓮縣佛教居士會於83年1月9日成立大會開會地點即「花蓮縣○○市○○○街00號」，即楊振隆家中，而該址亦與75年已成立之「花蓮佛教居士會」之會址相同，再參諸柯萬見、楊振隆之證詞，可知花蓮縣佛教居士會係立基於花蓮佛教居士會，並納入吉安、光復、玉里分會而有一體關係，不因些微時間差別而有不同。原判決以借名登記者為居士會或佛教居士會，不拘泥花蓮佛教居士會或花蓮縣佛教居士會，實屬的論，且與事實相符。

3.又證人柯萬見於原審證稱：82年提議買地，83年買了系爭土地及德姆南段89地號土地，都是同修集資或個人捐出；證人楊振隆於原審證稱：系爭土地是花蓮佛教居士會的成員一起湊錢買的，係伊洽購及借名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各等語，均足證系爭土地購買人為佛教居士會。

4.花蓮縣居士會於83年1月9日成立大會、87年召開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人數眾多，而金粟山維摩精舍83年信徒大會紀錄所載代表信徒僅數人，有各該會議紀錄可憑，顯見二者非同一組織。是金粟山維摩精舍係柯萬見自己所創，並非花蓮佛教居士會改組後之組織，故即使金粟山維摩精舍改名為玉竹山樓棲寺，亦與花蓮佛教居士會無涉。

5.至「維摩精舍」係花蓮佛教居士會於德姆南段89地號土地上興建之「房舍名稱」，係以一位在家修行聖者「維摩詰」之名，與柯萬見所創之「金粟山維摩精舍」係一「信徒組織」並不相同。

（二）縱系爭土地係由上訴人占有使用，上訴人仍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

1.系爭土地為居士會成員於82年間集資購買，有系爭土地讓渡使用契約書可證，復證人柯萬見於原審結證稱：「房子是83年開始蓋，87年落成…當時我是移交給楊振隆」；證人楊振隆亦結證稱：伊之前是建商，系爭土地及德姆南段00地號土地的房子都是伊蓋的；伊決定把系爭土地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是基於花蓮佛教居士會的負責人，伊出錢最多，又因為被上訴人是原住民等語，足認系爭土地係由佛教居士會向原地主購買後，並有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

2.又花蓮縣佛教居士會成立後吸納各地會員分會，各分會間距離較遠要集合共修較為不易，故形成各地分會自行運作之情形，因此花蓮縣佛教居士會才會逐漸較少使用系爭土地。

3.柯萬見於87年後已非花蓮縣佛教居士會會長，其願繼續留在山上，惟嗣因年事已高，無力再維護山上環境，恰上訴人之代表人釋自孝願留在山上，致發生釋自孝誤認上訴人已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又因被上訴人自知其僅為系爭土地之出名人，故在居士會決議取回系爭土地前，不方便逕自請求玉竹山雲棲寺搬離，以致系爭土地任由上訴人無權占有使用。是系爭土地真正所有權人為佛教居士會，上訴人縱有占有使用之事實存在，亦不能當然認定系爭土地係上訴人所有。

（三）答辯聲明：

1.上訴駁回。

2.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被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名義人。

六、得心證之理由：

（一）關於借名登記之舉證責任

1.按所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又借名登記為契約之一種，須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始能成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683號、105年度台上字第1892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主張有借名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原告，於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又原告就上揭利己之待證事實，茍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該待證事實為必要（同法第282條規定參照）。此時原不負舉證責任之被告，可就與上開事實不能併存之他項事實，為相當於本證（等同於同法第281條所稱之「反證」）之舉證活動而予以推翻，例如證明借名委任關係之事實存在於其與第三人間；亦可另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動搖法院原已形成確信心證之他項間接事實，使借名委任關係是否存在，回復至真偽不明之狀態，此際主張該事實存在之原告自應再為舉證，否則該待證事實尚難認為真正（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要旨參照）。

2.查被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按（原審卷第36頁），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借名登記契約，而終止借名登記請求依委任或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登記與上訴人所有；被上訴人雖不否認其為系爭土地之登記名義人，惟否認上訴人為借名登記之當事人，真正之借名者係訴外人花蓮縣佛教居士會，揆諸上揭說明，上訴人應就其為系爭土地借名登記之借名者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且上訴人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致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合先敘明。

（二）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並未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1.證人柯萬見於106年9月12日原審言詞辯論時證稱：75年間伊擔任花蓮市的佛教居士會會長，不是全縣的會長，先是成立花蓮市佛教居士會，之後才擴大成為全縣的佛教居士會，並報縣政府正式立案；當時沒有聚會的地方，楊振隆提供場所作為共修的道場，後來成員增加，才想要找地蓋道場，82年時提議買土地，83年才買了系爭土地；蓋道場建築的錢及買系爭土地的錢是大家一起出，當時有一個捐款的名冊，交接時，伊有將財產、名冊等物交接給下一任的會長楊振隆，後來楊振隆說名冊不見了，房子是83年開始蓋，87年落成，伊等在那裏開了落成大會（原審卷第148 頁反面、第149頁）；核與證人楊振隆於106年10月17日原審言詞辯論時證稱：系爭土地是花蓮佛教居士會成員大家湊錢買的等語相符，應可認定系爭土地係花蓮佛教居士會之會員於82、83年間共同捐款所購買。又依「土地讓渡使用契約書」所載，系爭土地原係訴外人林信義所有，於82年5月10日由林信義與楊振隆簽訂土地讓渡使用契約書，並於83年2月18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所有等情，亦與楊振隆於106年10月17日原審言詞辯論結證稱：伊是當時的會長，也是由伊去洽談購買，但那塊地是原保地，要用原地主申請建照，之後以被上訴人的名義登記；系爭土地登記給被上訴人係伊決定的，伊是基於花蓮佛教居士會的負責人所做的決定，伊出錢最多，所以大家叫伊當會長，又因為被上訴人是原住民，所以才決定登記在她名下等語（原審卷第172、173頁）相符，足見系爭土地係花蓮佛教居士會於82、83年間與被上訴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2.上訴人固以其於90年12月28日向縣政府辦理寺廟登記時，申報系爭土地為其財產，復有花蓮縣政府證明書等件，均可證明系爭土地確實為上訴人所有云云。然查，此「申報」係上訴人依寺廟登記規則向主管機關即花蓮縣政府登記為寺廟時，應為填載之事項，花蓮縣政府亦基於行政管理為形式審查，未涉及實體權利之認定，自無法律上形成財產權或契約地位移轉之效力，而花蓮縣政府證明書係花蓮縣政府就申請人之申請，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17條規定予以核發，且僅用以辦理農業用地更名登記所用，亦不能以此證明系爭土地即為上訴人所有。另上訴人提出之金粟山維摩精舍83年度信徒大會會議紀錄，雖載有系爭土地暫以被上訴人名義登記，89年4月9日金粟山維摩精舍財產交接明細書亦載有系爭土地，然上開資料均為金粟山維摩精舍單方認定系爭土地為其所有，而自行記載之文件，自難僅憑上開2文件遽認系爭土地為上訴人所有。準此，上訴人上開所提之證據，既均不足證明系爭土地為其所有，則其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借名登記契約，即難認有據。

3.上訴人固主張：系爭土地均由其管理、使用，合於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96號判決意旨中關於借名登記契約「仍有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之要件云云，並提出通往系爭土地前之玉竹山門樓平時設置鐵柵欄並由上訴人管制進出之照片、上訴人繳納系爭建物電費之收據、92年4月後系爭建物電費單據改為玉竹山雲棲寺、以及系爭土地納入上訴人之寺廟使用範圍內而獲免徵房屋稅之證明書等件為證。然查，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為「『借名登記』者，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意即借名登記契約必以「借名者以自己之財產」與出名者就借名登記之約定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始能成立，並非僅符合「仍有自己管理、使用、處分」要件，即可遽而認定出名者與借名者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準此，上開證據至多僅得證明系爭土地及其上之系爭建物，現為上訴人管理、使用，然均無足證明系爭土地為上訴人所有，以及其與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有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至於證人柯萬見經原審法官詢問：「花蓮縣佛教居士會是否將名下財產轉贈給維摩精舍或是玉竹山雲棲寺？」，證人柯萬見證稱：「財產依然是寺廟的，是由寺廟住持管理，系爭土地是屬於佛教居士會的，寺廟有管理使用權，但是沒有所有權」等詞（原審卷第149頁反面）。就證人柯萬見證述而言，已明確就「系爭土地」指稱是佛教居士會所有，寺廟並無所有權。上訴人（即寺廟玉竹山雲棲寺）既就系爭土地本無所有權，益無可能與被上訴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而以被上訴人為出名登記之人。

4.上訴人雖再以其前身「金粟山維摩精舍」早於80幾年間已興建使用，於90年12月28日始辦理寺廟登記，並於91年2月7日更名為「玉竹山雲棲寺」，反觀花蓮縣佛教居士會係於89年1月9日立案，當無可能於82、83年間向林信義購買系爭土地，而為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之借名人，以及佛教居士會運作期間及解散後，均未見系爭土地記載於花蓮佛教居士會之相關文件等情，足見佛教居士會並非系爭土地借名契約之借名人云云。然查，花蓮縣佛教居士會係於「83年1月9日立案」，並於96年4月16日解散，有花蓮縣政府104年12月4日府社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在卷可按（原審卷第180頁反面），上訴人就此部分，應有誤認。至於系爭土地雖未見記載於花蓮縣佛教居士會之相關文件一節，然此並不能反推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之借名人即為上訴人，則上訴人該部分所辯，要難憑採。

5.至於另案原法院102年度司小調字第101號調解筆錄，楊振隆雖同意協助上訴人辦理補發系爭土地他項權利證明、土地所有權狀等文件，然該調解程序並未就系爭土地所有權之歸屬而為實體審理，自不得逕以該筆錄證明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而與被上訴人存有借名登記契約。爰此，上訴人該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6.綜上，上訴人上開主張及所提之證據，均無足證明其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自亦無從以系爭土地與被上訴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從而，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存有借名登記契約，即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借名登記法律關係暨起訴狀繕本到達被上訴人之日起，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並類推適用委任規定或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並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並由訴外人許愛梅代為受領，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仍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月 31 日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王紋瑩法 官 李珮瑜法 官 邱志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l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月 31 日書記官 徐文彬附 註：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