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任辯護人 黃勇雄律師上列上訴人因侵占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527號，中華民國114年9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2499號、第25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原判決撤銷。林樹賢犯侵占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未扣案犯罪所得變得之物新臺幣伍佰貳拾伍萬陸仟肆佰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一、林樹賢為鈺榮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鈺榮公司）負責人，於民國98年8月19日以鈺榮公司名義與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迪和公司）簽訂編號A0000000IA號融資性租賃契約（下稱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以售後租回之融資性租賃方式，向中租迪和公司承租四色印刷機1台（廠牌：海德堡HELDELBEGR、規格及型號：SM-102-4P，下稱本案設備）。中租迪和公司與林樹賢簽約後即於同日將本案設備交付林樹賢保管使用，復於同年月21日撥付新臺幣（下同）614萬1,419元至鈺榮公司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北富邦帳戶），雙方並約定本案設備使用地點在高雄市○○區○○街00巷0號（即鈺榮公司所在地），及須待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租期屆滿，承租人依約付清所有租金及相關稅費，且無其他違約時，本案設備之所有權方得依承租人請求無償移轉予承租人所有。詎林樹賢因亟需用錢，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於98年11月28日前之不詳時間，未經中租迪和公司同意，委請不知情之黃祈福偕同他人於98年11月28日5時許，前往高雄市○○區○○街00巷0號拆解本案設備並搬上不詳之人所駕車輛，該人即將本案設備載離鈺榮公司，再由林樹賢以不詳方式擅自處分本案設備而不知去向。嗣中租迪和公司接獲通知，於同年11月30日前往鈺榮公司前揭廠址查訪，發現本案設備已不在該處，且鈺榮公司僅支付第2至4期租金共88萬5,000元（每期租金29萬5,000元），自同年11月起違約未付租金、發生退票情事，並無法聯繫林樹賢，始悉上情。
二、案經中租迪和公司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一、證據能力部分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王俊傑、黃祈福及吳棋業於司法警察詢問時所為之陳述，屬被告林樹賢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對被告而言屬於傳聞證據，核證人王俊傑、黃祈福於司法警察詢問時之陳述內容，與其等分別於原審審判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所為之證言大致相符，就使用證據之必要性而言，因有原審審判中之證述及供述，可供替代證據使用；而證人吳棋業於司法警察詢問時之陳述內容，則與被告是否犯罪無直接關聯，可認證人王俊傑、黃祈福及吳棋業於司法警察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陳述，均非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被告及辯護人對此等陳述既不同意作為證據，則證人王俊傑、黃祈福及吳棋業於司法警察詢問時所為之陳述，依法對被告無證據能力。㈡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就本判決除上述外之其餘傳聞證據，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認此等傳聞證據之取得均具備任意性、合法性等情，其內容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合於一般證據之採證基本條件，且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皆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為鈺榮公司負責人，有於98年8月19日以鈺榮公司名義與告訴人中租迪和公司簽訂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以本案設備向告訴人融資，然矢口否認有為本件侵占犯行，辯稱：我是向告訴人借款，本案設備是我購買的，並非告訴人所有，我沒有侵占告訴人所有之物品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①本案設備係鈺榮公司於92年間以當時幣值1,105萬歐元（當時幣值約新臺幣4,000萬元）向臺灣海德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所購買，並設置於鈺榮公司之工廠内由鈺榮公司營運使用，並非告訴人所有，告訴人指稱被告侵占其所有本案設備顯與事實不符。②被告因積欠地下錢莊債務，遭地下錢莊毆辱，畏懼該地下錢莊以暴力討債，始被迫簽下空白委託搬運印刷機契約書，被告未親自委託黃祈福拆卸、搬運本案設備，且被告恐遭生命不測之害，而臨時於98年11月29日中午獨自一人匆促自高雄小港機場出境至澳門轉至大陸謀生活，被告就鈺榮公司所有之機具設備，根本無時間亦無從處理，更未有侵占本案設備之行為等語。經查：㈠被告為鈺榮公司負責人，於98年8月19日以鈺榮公司名義，以本案設備為租賃標的，與告訴人簽訂融資性租賃契約，雙方約定租賃期間自98年8月21日起至101年8月21日止，第1期租金1,129萬9,970元，第2期至第13期每期租金29萬5,000元(98年9月21日起至99年8月21日)，第14至第25期每期租金26萬5,000元(99年9月21日至100年8月21日)，第26至第37期每期租金24萬5,000元(100年9月21日至第101年8月21日)，並進行設備之清點等事實，業據證人王俊傑（中租迪和公司法務人員）、邱旭清（中租迪和公司業務人員）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易字卷267至275、504至518頁），被告亦不爭執此部分事實（見本院卷第60頁），並有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見偵一卷第11、12頁）、租賃物交付與驗收證明書（見偵一卷第13頁）、標的物清點明細表（見原審易字卷第307頁）、本票（見偵一卷第25頁）、鈺榮公司97年3月10日變更登記表及印鑑卡（見偵一卷第77至81頁）、本案設備照片（見偵一卷第85至91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鈺榮公司（見原審易字卷第53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又黃祈福於98年11月28日5時許，有偕同他人前往址設高雄市○○區○○街00巷0號之鈺榮公司拆解本案設備並搬上不詳之人所駕車輛，由該人將本案設備載離鈺榮公司乙情，業據證人黃祈福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偵緝二卷第100、101頁，原審易字卷第276至287頁），被告復不爭執此部分事實（見本院卷第60頁），是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此外，告訴人曾於98年8月21日撥付614萬1,419元至鈺榮公司名下台北富邦帳戶，其後鈺榮公司僅支付第2至4期租金共88萬5,000元（每期租金29萬5,000元）等情，有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行113年12月19日北富銀三民字第1130000022號函暨檢附台北富邦帳戶基本資料及93年10月1日至98年11月26日交易明細、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115年3月5日(115)和法字第1150300047號函可憑（見原審易字卷第87至124頁，本院卷第155至159頁），可認告訴人因與鈺榮公司簽訂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而撥付614萬1,419元至鈺榮公司名下台北富邦帳戶，及僅自鈺榮公司收得88萬5,000元租金等事實。㈡被告及鈺榮公司於與中租迪和公司簽訂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後即非本案設備所有權人⒈按融資性租賃之特色，在於租賃公司基於融資之目的，為承租人取得物品之所有權，再將該物交付與承租人使用收益。如承租人先行購買物品取得所有權後，因須融通資金，嗣將該物售予租賃公司，並與租賃公司訂立融資性租賃契約，取得使用該物之權益，此種情形，亦可謂融資性租賃。此種交易行為，雖以融資購買租賃物為先，卻以租賃之意思成立契約，其法律上之性質並非消費借貸。詳言之，所謂融資性租賃企業，並非直接以金錢貸與需求資金者之企業，而係出資購買租賃物，取得租賃物所有權後，再出租予需用租賃物者之企業。此種交易型態，並未違背法令，且無悖於公序良俗，對我國工商界經濟活動，非無助益。而此融資性租賃行為，其目的固係為承租人取得融資，而消費借貸行為亦同可取得融資，然二者之法律行為迥然不同，依融資性租賃行為之特徵，宜解為類似租賃之無名契約，蓋其亦有關於租賃物之利益、危險之分擔問題，與金錢消費借貸並不相同（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48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⒉觀諸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書及租賃事項（見偵一卷第11、12頁），可見其上所列承租人及出賣人均為鈺榮公司、出租人則為告訴人，且該契約第2條第1款、第4條第1款即已明訂：「出租人應要求出賣人將租賃物送至『租賃事項』內所定之承租人使用租賃物之地點」、「承租人不論何時應將租賃物放置於『租賃事項』內規定之使用地點，非經出租人書面同意，不得移置他處」，顯見雙方約明鈺榮公司身為出賣人兼承租人，其義務為應依契約約定將本案設備送至約定地點，且非經出租人即告訴人同意，不得擅自處分、移置或為其他可能影響本案設備價值之行為。又依約鈺榮公司須照上開契約租賃事項所列之「租金及其支付方式」欄所示時間，給付各期租金予告訴人，該契約並經鈺榮公司負責人即被告確認後親自簽名、用印乙情，業經被告於原審坦認在卷（見原審易字卷第31頁）。復佐以證人王俊傑於原審證稱：98年間我在中租迪和公司擔任法務。本案依據公司資料顯示，屬於售後租回模式，是被告所屬公司應該有先簽訂買賣契約將設備賣給我們，我們才能再將之出租給被告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26
7、270、273頁）；證人邱旭清於原審證稱：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是由我擔任業務時期向被告招攬的，當時是我負責對保、清點設備，經我確認如本案設備確實有入鈺榮公司之財產目錄，並由告訴人進行相關評估後，才約定由被告以鈺榮公司名義將設備賣給告訴人，由告訴人給付一筆款項給被告後，被告再以分期付款方式償還（亦即繳納租金）。至於前階段所稱「移轉所有權」乙節，我印象中是由被告將該設備的發票開給告訴人，後續我們才能再由告訴人以設備所有權人身分，與被告簽訂融資性租賃契約，並進行標的物的驗收跟交付，直到被告繳完全部租金後，設備才會歸還給被告，而我就會去辦理動保的塗銷。依據公司規定，只要鈺榮公司有把設備的發票開給我們，我們就會取得所有權，被告只具有設備的使用權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504至518頁），是證人王俊傑、邱旭清就本案設備雖為被告以鈺榮公司名義所購入，然被告為向告訴人融通資金使用，業已將本案設備所有權移轉予告訴人，再由告訴人以租賃方式提供本案設備使用權予被告乙節證述明確，並互核相符。⒊參以被告於112年11月7日、113年2月2日經檢察官訊問時係供稱：確實我有於該時間（按：指98年8月19日）向告訴人承租印刷機一台（按：指本案設備），且有將5台設備設定抵押權給告訴人，因為後來公司經營不善欠很多錢，我就跑到大陸了。有於98年8月19日以鈺榮公司名義向中租迪和公司承租如該公司99年3月19日刑事告訴狀所附本案設備1台，我為了擔保承租上開機台的租生債權，也設定動產抵押5台機器設備如99年3月19日刑事告訴狀所附證3機台設備給該公司做為抵押等語（見偵緝卷第57、80、81頁），復就檢察官於113年3月8日所訊問：「之前就你向中租迪和承租海德堡廠牌四色印刷機，另外為了擔保上開海德堡廠牌四色印刷機的租賃債權，你另外提供五台機器設儀作為動產抵押，該等機械設備，你之前在113.2.2偵訊所述，稱上開機器設備，當時因為你欠債已經跑路所以放著不管，也不曉得設備在何處？」，答稱：「對。」等語（見偵緝二卷第102頁）。被告既於檢察官歷次訊問時均坦認有向告訴人承租本案設備，由此顯見被告已清楚瞭解其於簽訂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當下，本案設備業已移轉所有權予告訴人，而被告僅係基於鈺榮公司負責人之地位，以承租人之身分管領使用本案設備，然被告擔任負責人之鈺榮公司已無本案設備之所有權，自不得任意處分本案設備無訛。⒋被告固辯稱鈺榮公司與告訴人實際上成立之契約為借貸契約，而非租賃契約云云。然告訴人並非直接以金錢貸與需求資金者（例如銀行等金融機構）之企業，亦即其營業內容係透過出資購買租賃物並取得所有權後，再行出租予需用租賃物者之企業；又被告身為鈺榮公司負責人，並於自述曾有向銀行借貸之經驗，且之所以與告訴人簽訂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係因先前借貸遭銀行拒絕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532頁），是被告本次選擇與告訴人進行融資交易，且申辦過程係代表鈺榮公司簽訂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其甚至供稱需為此向告訴人支付遠高於銀行之「租金」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532頁），則由上述諸多明顯異於一般銀行申辦貸款程序，以及鈺榮公司尚須在租賃期間按期支付租金等節，足徵被告主觀上應瞭解雙方並非僅為單純消費借貸契約，是其空言卸責之辯解，並無足採。尤其，被告於98年8月19日除以本案設備與告訴人簽訂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外，另曾以如附表編號2至6所示之物，設定動產抵押予告訴人並向經濟部設定登記乙情，有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98年9月15日高市經發一字第0980023550號函暨檢附之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動產擔保交易（動產抵押）登記證明書、標的物明細表、動產抵押契約書可憑（見原審易字卷第325至337頁），是由上開本案設備係作為租賃標的物、如附表編號2至6所示之物則係設定動產抵押予告訴人作為擔保等情事衡之，亦足證明本案設備所有權人已非被告擔任負責人之鈺榮公司無疑。⒌被告另辯稱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係鈺榮公司與告訴人簽訂，非被告本人向告訴人借貸云云。惟查，鈺榮公司於97年間之董事僅被告1人、代表人亦為被告乙情，有鈺榮公司97年3月10日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偵一卷第77、79頁），且被告於原審供稱：本案設備確實是我買的，以前的廠長也知道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32頁），證人莊定慶則於原審證稱：認識在庭被告林樹賢，受林樹賢雇用擔任鈺榮公司廠長將近10年。起訴書附表編號1到6是在我所在職之工廠內使用之機器（按：起訴書附表編號1即為本案設備），這些機器老闆林樹賢買來就使用，林樹賢是老闆，東西不是他買我怎麼使用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288、289頁）。是依上開被告所供之情、證人莊定慶之證述及鈺榮公司登記資料，可證被告確係鈺榮公司之實際經營者，而鈺榮公司為有限公司，雖具有法人格，然該公司並無意思能力，鈺榮公司所為法律行為僅能由自然人為之，此之有決策權之自然人乃擔任鈺榮公司負責人之被告，自堪認本案設備之管領支配權歸屬於被告、告訴人撥付入鈺榮公司名下台北富邦帳戶之款項亦係由被告所運用，被告以鈺榮公司與告訴人簽訂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為由，否認持有本案設備及向告訴人取得融資等事實，均難採認。⒍至證人王俊傑、邱旭清雖於原審證述本案應係以簽訂買賣契約或開立發票形式移轉所有權等語。然依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之記載，被告既與告訴人約妥由其擔任負責人之鈺榮公司為「出賣人」，並以「高雄市○○區○○街00巷0號」作為租賃物使用地點；被告復以承租人身分提出租賃物交付與驗收證明書（見偵一卷第13頁），該份文件內容表示租賃物已依民法第761條規定交付並驗收完畢，依此足認本案設備之所有權歸屬確實已由擔任鈺榮公司負責人之被告移轉予告訴人。考量證人王俊傑、邱旭清作證時距離本案雙方簽訂前揭契約歷時已久，且上開證人分別身為中租迪和公司法務人員與業務人員，承辦案件繁多，個案情節容有些許差異等情，尚非無法想像，是其等憑藉個人記憶而為前揭證述雖與本案情節有所不同，然仍難憑此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併予指明。㈢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而處分本案設備⒈證人黃祈福於偵查中證稱：林樹賢以前是我的客戶，我是從事維修。我確實在98年11月28日凌晨5點許，有前往位於高雄市○○區○○街00巷0號，當時我去現場是去拆大型的印刷機械海德堡廠牌四色印刷機。老闆林樹賢叫我去拆的，我拆的時候都有簽名，林樹賢說他賣掉了，我只負責拆，拆完後去何處我不知道。卷附委託搬運印刷機契約書是我跟林樹賢所簽的，上面有我的名字，是我親簽的，搬運公司乙方（筆錄誤載為甲方）地址也是我的筆跡，我知道有這一份契約書，上面已經有林樹賢的簽名，而且有價格等語（見偵緝二卷第100至102頁）；於原審證稱：有在98年11月28日凌晨5點到98年11月29日早上9點這段期間，到高雄市○○區○○街00巷0號鈺榮公司拆卸一台印刷機，那台機器要好幾個人拆。我經營的是民原印刷機材有限公司，我是這家公司的負責人，委託搬運印刷機契約書上「黃祈福」的簽名是我簽的，上面「鈺榮實業有限公司林樹賢」是林樹賢本人填寫的，這份契約書是拆卸前先簽訂。我是負責他們公司的維修和拆裝，平常就有在做維修，林樹賢委託我搬運系爭四色印刷機前，我就有跟他長期機器故障維修業務往來的關係。我有拿到搬運費共30萬元，怎麼拿到是現金或其他我忘記，正常搬完之後才拿到。我不知道系爭機器搬去何處，我們只負責拆、上車，之後的事情不知道。依這份契約是委託我搬遷，不是只有拆，拆機器搬上車就叫做搬遷完成，搬到何處不管。委託搬運印刷機契約書是我要求要簽的，因為在這邊做這麼久了，臨時機器要整個拆掉，覺得叫我做這個事情一定要簽，我不可能無緣無故拆機器，怕事後有爭議。我到現場知道特定拆哪一台是林樹賢先跟我講好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276至279、28
4、285頁），並有委託搬運印刷機契約書在卷可稽（見偵二卷第47頁）。又卷附委託搬運印刷機契約書確為被告所簽訂乙情，業據被告於偵查中自承在卷（見偵緝二卷第102頁），且觀諸該契約書所載：「甲方基於業務所需委託乙方搬遷印刷機費用共新台幣參拾萬元搬遷後一星期現金支付乙方」，此情核與證人黃祈福上開證述相符，是證人黃祈福所為上開證述信而有徵，堪以採信。⒉被告雖一再辯稱遭地下錢莊人員暴力討債及毆打，被迫在空白委託搬運印刷機契約書上簽名，及其匆匆於98年11月29日出境至大陸，而否認委託黃祈福拆卸本案設備云云。惟查，觀諸卷附被告之入出境查詢結果（見原審易字卷第51頁），可知被告：⑴於98年11月29日出境、99年2月4日入境；⑵99年2月13日出境、99年4月8日入境；⑶99年4月18日出境、112年11月7日入境之情，被告則於本院直言：（98年11月29日出境至112年11月7日入境）期間有回來臺灣兩次，地下錢莊不知道。從我112年11月7日回來臺灣到現在，沒有處理地下錢莊的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192頁）。本院衡以被告到案後自始至終並未提出任何足以證明其遭地下錢莊人員暴力討債之證據，且其於98年11月29日出境後至到案時之112年11月7日期間，曾有2次入境紀錄，每次入境均停留約10日，甚至被告自112年11月7日入境迄今則長達2年半之久，若真如被告所辯係遭地下錢莊人員暴力討債始被迫前往大陸，則何以其返臺期間及返臺後，卻未再遭地下錢莊人員討債？被告就此僅輕描淡寫地以地下錢莊不知道、有客票給地下錢莊云云帶過，則被告所稱遭地下錢莊人員暴力討債及毆打而逃至大陸之詞，是否真與事實相符，乃有可疑。又被告於原審供稱：機器維修我都是叫黃祈福維修的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31頁），核與證人黃祈福於原審所證：我是負責林樹賢他們公司的維修和拆裝，平常就有在做維修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277頁）相符，既然黃祈福係與被告配合多年之廠商，則何以地下錢莊人員會知道要找黃祈福拆卸本案設備？殊難想像有如此巧合之事，反足認黃祈福所稱係由被告本人委託其拆卸本案設備之情，始與事實相符，被告及辯護人徒以卷附委託搬運印刷機契約書上記載非「拆卸」及其上約定管轄法院為「台北地方法院」之枝節記載，即空言否認該契約書為被告所簽立，復辯稱被告未委託黃祈福拆卸本案設備，均不足採信。⒊本案設備既係由被告本人委託黃祈福拆卸後搬上不詳之人所駕車輛，由該人將本案設備載離鈺榮公司，業如上述，而參諸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已定明本案設備之使用地點在「高雄市○○區○○街00巷0號」即鈺榮公司廠址內使用，非經告訴人書面同意，不得移置他處之情，亦如前述，則被告基於鈺榮公司負責人身份持有本案設備，卻與黃祈福簽訂委託搬運印刷機契約書，委由黃祈福拆卸本案設備後搬上不詳之人所駕車輛。雖依卷附證據資料無從認定係由何人駕車將本案設備載離鈺榮公司，且不知去向，然本案設備既因被告以鈺榮公司負責人身份與告訴人簽訂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後由被告持有，則被告以不詳方式處分本案設備致不知去向，甚至於98年11月29日出境後，即未按時繳納租金，經告訴人以存證信函催告後，仍未繼續還款，且將廠址搬空等情，此據證人王俊傑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本院卷第267至275頁），並有內湖江南郵局3603號存證信函可憑（見偵一卷第23頁），在在顯示被告知悉自己並非本案設備之所有權人，竟於委請黃祈福拆卸本案設備後即消失無蹤，更未按時還款，迄112年間始到案說明，顯徵其具有以所有權人自居，易持有為所有之侵占故意而擅自處分本案設備，甚為明確。㈣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各節，均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5條第1項業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修正前刑法第335條第1項規定「…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銀元）1千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規定為「…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此次修正，只是將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參照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並將數額提高為30倍），故修正前後之罰金數額並無不同，對行為人而言即無有利不利問題，自無庸比較新舊法，應逕行適用裁判時法。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普通侵占罪。又被告利用不知情之黃祈福遂行本案犯行，為間接正犯。
四、本院之判斷㈠原審認被告犯侵占罪之事證明確，而對其據以論罪科刑及就未扣案犯罪所得予以宣告沒收及追徵，固非無見。惟查：⒈告訴人因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撥付予鈺榮公司之款項為614萬1,419元，業如上述，原判決逕依被告於簽訂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時所簽發之本票面額（966萬元）及刑事告訴狀所載為基礎計算被告之犯罪所得變得之物即「租金總額」，容有犯罪所得認定錯誤之情形；又被告就本件犯行之所罪所得變得之物即「租金總額」既未高達如原判決所認定之966萬元，則本案犯罪所生危害應較原判決所認定為輕，亦難認原判決就被告所量處之刑為適當。⒉被告否認犯罪而提起上訴，惟查，原判決係依憑被告之部分供述，經綜合全部卷證資料，據以認定被告非本案設備所有權人，卻未經告訴人同意處分本案設備，且就其所辯之詞如何不可採信，詳予論駁，所為認定未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並經本院補充理由如上，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先前抗辯之詞，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再為事實上之爭辯，並未提出任何積極事證以實其說，徒以本案設備為鈺榮公司所有、未委託黃祈福拆卸本案設備為由，而指摘原判決不當，經核為無理由。⒊被告以否認犯罪之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犯罪所得認定錯誤致量刑稍重之違誤，仍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其僅為本案設備之承租人，而非所有權人，竟未經告訴人同意，逕委請黃祈福拆卸本案設備後，以不詳方式處分本案設備而不知去向，亦拒不履行應向告訴人給付租金之約定，致告訴人受有未取得租金數百萬元之損害，所為顯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實有不該。又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且迄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損害，其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再酌以被告案發後避不見面，且因長期未到案而遭通緝，徒耗司法資源之情節，兼衡被告於原審及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予揭露，見原審易字卷第533頁，本院卷第19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㈢沒收⒈查被告侵占之本案設備固為其犯罪所得，然而本案就被告而言，其以售後租回之融資性租賃方式向中租迪和公司承租本案設備之目的，本即為自告訴人取得融資，告訴人所受之損失亦係因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而付出之款項。是本案應認告訴人實際付出之款項金額為被告犯罪所得（即被告侵占之本案設備）變得之物，本案設備既遭被告以不詳方式處分而不知去向，自應以被告犯罪所得變得之物即告訴人實際付出之款項金額來計算認定本案應予沒收之範圍。⒉告訴人因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而撥付614萬1,419元至鈺榮公司名下台北富邦帳戶，及僅自鈺榮公司收得88萬5,000元租金之事實，有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115年3月5日(115)和法字第1150300047號函可憑（見本院卷第155至159頁），且被告於原審供稱：約定的第1期租金只是做資料，是不用繳納的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534頁），故被告因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尚未清償之租金為525萬6,419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此等金額既為被告犯罪所得變得之物，且未據扣案，自應予以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⒊至被告雖主張告訴人曾於99年間向本案融資性租賃契約之連帶保證人林清陽、林立士、林順德追償，而和解受償100萬元，並提出協議書、支票影本為證（見原審易字卷第353、355頁），告訴人就此部分事實亦為相同之意見，有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115年3月5日(115)和法字第1150300047號函可憑（見本院卷第155至159頁）。然被害人享有之特定請求權之所以能排除犯罪所得沒收，係因該等請求權於實現之同時，通常伴隨一併剝奪犯罪所得之效果。惟若個案中被害人請求權之實現並未達成預期中之剝奪效果，自無理由僅因請求權已獲實現，即可排除沒收。倘因其他原因產生被害人已受實際合法發還之結果，但行為人猶保（享）有因犯罪所取得之財產利益者，法院自仍應諭知沒收或追徵，避免產生犯罪行為人繼續保有不法利得之不合理現象，否則即與利得沒收制度採義務沒收主義，應徹底剝奪行為人犯罪所得之立法本旨，難謂無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此部分100萬元款項既係因案外人基於連帶保證人地位代為清償，並非被告自身提出返還告訴人，其顯仍保有因本案犯罪所取得此部分之不法利得，是依刑法沒收制度採義務沒收主義，應徹底剝奪行為人犯罪所得之本旨，自無從認對被告宣告此部分犯罪所得之沒收，有何過苛之虞；惟若被告事後倘遭連帶保證人追償此筆款項，且被告亦已償還，則應於本案執行沒收時予以扣除，併予指明。㈣此外，被告雖以其家庭狀況為由請求為緩刑之宣告，惟按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一定之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固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惟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時，必須符合所適用法規之目的，並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所指導，以達成公平、妥適之目標（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42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始終否認犯罪，復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損害，及告訴人就本案受有數百萬元之損害，經本院綜合考量被告犯後未坦認錯誤，且未得到告訴人原諒，是本件所量之刑，不予宣告緩刑，應符合法秩序之維護及公平、妥適之目標，被告此部分所請，委無足採。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汶哲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月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法 官 葉文博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書記官 周青玉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同起訴書附表）編號 品項(含廠牌及規格型式) 數量 1 四色印刷機(海德堡，SM-102-4P HELDELBEGR) 1台 2 四色印刷機(日本小森，型號L-440 機號1014) 1台 3 保留板機(海德堡，規格及型式為0000000) 1台 4 裁紙機(海德堡，規格及型式為POLAR115) 1台 5 自動綑綁機(廠牌為Chang Yong，規格及型式為TY-300) 1台 6 摺紙機(廠牌為立任，規格及型式為K56/4KL）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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