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

事　實

一、Ａ０３係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高雄市第14選區市議員選舉（下稱本案選舉）候選人，詎Ａ０３為求順利勝選，竟基於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單一犯意，接續交付賄賂予本案選舉有投票權之人，約使其等投票支持自己，而為下列犯行：㈠Ａ０３於111年10月間之某日，前往Ａ０２位在高雄市○○區○○巷00號之住處，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賄賂予有投票權之Ａ０２，約使Ａ０２於本案選舉中投票支持自己。Ａ０２明知Ａ０３所交付之上開現金係約使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對價，竟仍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而許以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當場收受予以同意。㈡Ａ０３於111年10月間之某日，前往Ａ０１位在高雄市○○區○○巷000號之住處，交付現金1,200元賄賂予有投票權之Ａ０１，約使Ａ０１於本案選舉中投票支持自己。Ａ０１明知Ａ０３所交付之上開現金係約使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對價，竟仍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而許以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當場收受予以同意。㈢Ａ０３於111年11月14日10時30分至11時間之某時許，在高雄市○○區○○里○○巷00號服務處前，交付現金2,000元賄賂予有投票權之杜秀玉（已於113年5月16日往生，所犯收受賄賂部分，業經不受理判決確定），約使杜秀玉於本案選舉中投票支持自己。杜秀玉明知Ａ０３所交付之上開現金係約使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對價，竟仍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而許以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當場收受予以同意。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六龜分局報告及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刑事訴訟法第345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上訴人Ａ０４乃被告Ａ０３之配偶，有被告Ａ０３之戶役政資訊網站査詢－全戶戶籍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112、114頁），是上訴人Ａ０４為被告Ａ０３之利益上訴部分於法相合，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㈠被告Ａ０３及其辯護人雖主張證人即同案被告杜秀玉於調詢及偵查中所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無證據能力等語。惟查：⒈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因檢察官職司追訴犯罪，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之責，就訴訟構造而言，檢察官係與被告相對立之當事人，偵查中訊問被告以外之人的偵查筆錄，固屬傳聞證據，且常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如未予被告反對詰問，一律准許作為證據，與當事人進行主義有所扞格，對被告防禦權亦有妨礙，然考量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有訊問證人、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必須具結，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會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可信性極高，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自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35號判決意旨參照）。同案被告杜秀玉於111年11月24日及112月10日偵訊以證人身分所為證述，既經合法具結（見偵一卷第185至189頁，偵二卷第301至305頁），又未見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應有證據能力。⒉從而，被告Ａ０３及其辯護人認證人即同案被告杜秀玉於偵訊時證述無證據能力等語，應非可採。至於杜秀玉於調詢中所述，並未援引作為本判決認定被告Ａ０３有罪之證據，是無庸予以論述。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除上開證人即同案被告杜秀玉於偵查中所述外，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傳聞證據，業經被告Ａ０３、Ａ０２、Ａ０１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均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一第

256、364頁，本院卷二第130至131頁），茲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至被告Ａ０３及其辯護人雖爭執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２、Ａ０１、Ａ０７、高廉祥、郭秀玉、Ａ００８於警詢、調詢及偵查中陳述，惟本院均未援引上開審判外之陳述用以作為認定被告Ａ０３有罪之證據，是無庸加以論述，併此敘明。　㈢又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Ａ０３、Ａ０２、Ａ０１自己於偵、審程序中之陳述及其他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之認定具有關連性，且均經合法取得，又無法定證據排除情事，復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亦未見當事人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均可認為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㈠事實欄一、㈠部分訊據被告Ａ０３固坦承有於111年10月間某日前往Ａ０２位於高雄市○○區○○巷00號之住處，交付1萬元予Ａ０２，惟否認有何交付賄賂之犯行，辯稱：伊給Ａ０２的1萬元是工作費，並非用以行賄之賄款，且Ａ０２一家人均是伊的忠實支持者，本就會支持伊，及協助相關選務活動，伊沒有向Ａ０２買票之動機等語。又訊據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Ａ０２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有收受Ａ０３交付之1萬元，惟否認有何收受賄賂之犯行，辯稱：伊收受的1萬元是Ａ０３給的工作費，並非收賄之賄款，伊本來打算等本案選舉結束後，將該1萬元還給Ａ０３等語。經查：⒈被告Ａ０３為本案選舉之候選人，而被告Ａ０２為本案選舉有投票權之人，被告Ａ０３於111年10月間之某日，曾前往被告Ａ０２位在高雄市○○區○○巷00號之住處，交付1萬元予被告Ａ０２之事實，為被告Ａ０３、Ａ０２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58、368頁之不爭執事項），且互核相符，並有高雄市選舉委員會112年4月12日高市選一字第1120000633號函暨本案選舉之選舉人名冊、高雄市議會第4屆議員選舉第12至15選舉區選舉公報、本案選舉得票結果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原選訴一卷第189頁，原選訴三卷第279至282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⒉被告Ａ０３交付1萬元予被告Ａ０２之行為，與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間，具有對價關係：⑴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賄選罪，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行為人客觀上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為要件。是否對價關係，除審酌行為人之主觀意思、行為時之客觀情狀，本於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外，並應衡量給付之對象、時間、方法、價額、數量及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評價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兼及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投票意向等項，審慎認定之。如具有相當對價關係，縱假借餽贈、走路工、到場造勢之報酬等各種名義之變相給付，仍非所問。又投票交付賄賂罪之投票賄賂意思表示合致，不以明示為必要，包括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即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相對人客觀上已可得知其效果意思而為允諾者，亦屬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189號判決意旨參照）。⑵查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２於原審審判時具結證稱：伊並非被告Ａ０３競選總部之幹部或員工，只是單純幫忙被告Ａ０３競選而已，伊於本案選舉期間，總共幫忙過3次，第1次係與部落的其他耆老一起去拜訪轄區選民，約花費2小時之時間，第2次係自己去巡旗，把被風吹倒的競選旗幟扶正，約花費半日之時間，第3次係與被告Ａ０３及其競選總部人員一起走街，伊僅有負責拜票，沒有負責發放文宣、拿旗子等工作，被告Ａ０３也沒有交代伊要做什麼，約花費2至3小時之時間；被告Ａ０３事後有拿1萬元到家中給伊，其中包含太太及女兒之工作費，被告Ａ０３沒有跟伊說怎麼分配，工作前也沒有跟伊講會有工作費，以及如何計算，伊沒有花費這1萬元，也沒有將這1萬元拿給太太及女兒，打算本案選舉結束後要還給被告Ａ０３；伊在本案選舉前沒有幫助被告Ａ０３做過任何事情，被告Ａ０３也沒有給過伊任何錢。伊於本案選舉當時係從事母語教學工作，每月約有8堂課，1堂課鐘點費為260元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80至107頁）。由上可見，被告Ａ０２並非被告Ａ０３競選總部之幹部或員工，且於本案選舉前從未幫助被告Ａ０３從事任何活動，亦未收受被告Ａ０３任何金錢，卻於本案選舉前約1個月，僅需協助被告Ａ０３拜票或巡旗，總工時不到10小時，即可獲得1萬元之工作費，相較被告Ａ０２自陳其於案發時之工作工時及報酬而言，顯為不相當之對價，且非常態性給付，而係本案選舉始有之，足認被告Ａ０３交付上開款項，顯存有以鞏固、堅定或影響被告Ａ０２之投票意念，並假借工作費之名義而為變相給付，況該給付依一般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而言，已逾越社會相當性，亦足以動搖或鞏固被告Ａ０２之投票意向，而屬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對價無訛。是以，被告Ａ０３交付1萬元予被告Ａ０２之行為，與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間，具有對價關係，至臻明確。⑶證人即被告Ａ０３服務處助理主任郭秀玉於原審審判程序中證稱：本案選舉選務活動如有需要會請志工來幫忙，並以「小時」計算工作津貼，在請他們來工作時就會告訴他們工作津貼如何計算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455至466頁）。證人即被告Ａ０２之女游枝潔於原審審判程序中證稱：伊在本案選舉結束後才知悉被告Ａ０２有拿到1萬元，伊於本案選舉當時是在學校擔任母語老師，月薪3萬多元，無需再另外打工，伊協助被告Ａ０３是出於幫忙之意，並不是要獲取什麼金錢對價，被告Ａ０３也沒有跟伊討論過支付工作費一事，伊及家人與被告Ａ０３關係本來就很好，本案選舉前也常常會義務性幫忙被告Ａ０３，伊沒有在被告Ａ０３服務處擔任任何職位或領取固定薪水，本案選舉協助被告Ａ０３拜票走街前，沒有特別分配工作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108至128頁）。由上開證述互核可知，本案選舉選務活動如有需要會請志工來幫忙，並以「小時」計算工作津貼，且於工作時就會告知計算方式，然被告Ａ０３在進行拜票走街前，事前未特別分配工作，亦未與被告Ａ０２或證人游枝潔討論過工作費如何計算，且被告Ａ０２、證人游枝潔與被告Ａ０３間關係甚佳，游枝潔更多次無償義務幫忙被告Ａ０３，本身已有可維持生計之正職工作，無需再為打工，亦非被告Ａ０３競選總部之員工等情，核與被告Ａ０２前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可見被告Ａ０２、證人游枝潔顯非基於被告Ａ０３員工之身分協助被告Ａ０３為選務活動，而與一般雇主、雇員關係有別。再佐以被告Ａ０３係親自將現金1萬元攜至被告Ａ０２家中交付，此情亦與一般工作費多由會計人員以匯款統一支付或於工作地點抑或雇主處發放之方式有別，實啟人疑竇，足徵上開款項應與工作費之性質相悖甚明。再者，本案選舉選務活動既是以「小時」計算工作津貼，然就被告Ａ０３於原審審判程序中所稱：伊辦理本案選舉選務活動都有支付工作費，1小時以當時的勞基法計算是168元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107頁），是依被告Ａ０３上開所述，實無從計算出被告Ａ０２或證人游枝潔係如何取得該1萬元金額，更遑論被告Ａ０２之總工時不到10小時，所計算之金額實與1萬元相差甚遠，且該1萬元若包含被告Ａ０２及其太太、女兒之工作費，該金額亦難為該3人所平分，是就被告Ａ０３所交付之上開金額觀之，益徵該筆款項顯非屬工作費之性質，而係被告Ａ０３假借工作費之名義變相給付，約使被告Ａ０２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對價無訛。⑷再參以被告Ａ０２下列歷次於羈押訊問及原審所述內容：①於111年11月24日原審羈押訊問程序中陳稱：被告Ａ０３與郭秀玉及1名不詳女子有至伊住處拜票，郭秀玉並有塞紅包到伊褲子裡的口袋，紅包內有1萬元等語（見原審聲羈卷第91頁）。②於112年5月11日原審準備程序時陳稱：伊有收到郭秀玉給的1萬元工資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一卷第205頁）。③於113年6月9日原審訊問時陳稱：伊承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係基於自己意思而承認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二卷第127頁至第128頁）。④於114年2月14日原審準備程序時陳稱：伊承認犯罪，主觀上覺得被告Ａ０３交付之1萬元是請伊及家人投票給他的意思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二卷第316、318至319頁）。⑤於114年4月10日、同年6月19日原審審判程序中陳稱：被告Ａ０３交付之1萬元僅是工作費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34、445頁）。⑥於115年1月29日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被告Ａ０３交付予伊1萬元之原因是工作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6至367頁）。⑦於115年4月23日本院審判程序中陳稱：伊有幫被告Ａ０３發文宣，有工作費，錢是郭秀玉發給伊的工作費，伊有去做旗幟、掃街兩天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6頁）。由被告Ａ０２上開歷次供述可見，被告Ａ０２對於前開1萬元款項之性質、交付過程、收受動機為何，更迭其詞，前後供述不一。復觀諸被告Ａ０２先前所述內容，在並無任何外力介入或遭受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訊問之情形下，仍數度表示其知悉前開1萬元乃被告Ａ０３行賄之款項，係請被告Ａ０２在本案選舉中支持被告Ａ０３之意，並自白坦承其自身收受賄賂之犯行，自屬較為可採，足認上開款項確為被告Ａ０３向被告Ａ０２行賄之款項甚明。⑸至被告Ａ０３固提出其競選服務處輔導專員勞務津貼領據表、簽到簿、切結書等相關資料，以證明其於競選期間確有發放工作費一情，有上開勞務津貼領據表、簽到簿、切結書等相關資料在卷可參（見原審原選訴一卷第359至383頁，原審原選訴三卷第283頁），然觀諸證人游枝潔於原審審判程序中證稱：伊不知道簽上開簽到簿目的為何，被告Ａ０３也沒有跟我們說簽到才可以領錢，伊沒有聽到在簽到簿上簽名的其他人有領到錢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123頁），可見上開簽到簿與工作費發放間是否有關，已非無疑。況細繹上開領據表、切結書內容，均未見工作費如何計算、每小時報酬多寡、領取方式為何等情，有被告Ａ０２所簽之領據表、切結書在卷可考（見原審原選訴一卷第369至371頁），是亦無從據以勾稽被告Ａ０３所交付之1萬元與被告Ａ０２工作費之關係為何。再者，上開款項實為被告Ａ０３行賄之賄款，而非工作費一節，業經認定如前，並不因被告Ａ０２形式上簽有領據、簽到簿或切結書而有所不同，此部分尚無法為被告Ａ０３、Ａ０２有利之認定。此外，被告Ａ０３另辯稱被告Ａ０２一家人均是其忠實支持者，其沒有必要向被告Ａ０２買票一節，然而，選舉查賄乃檢警調之執法重點項目，一面從事反賄選之宣導外，另一面投入大量人力及物力資源調查、蒐證，故候選人為避免行賄犯行遭人檢舉，面臨刑事訴追，自會選擇對其較無舉發風險之對象行賄；由於行為人之行為動機或有多端，尚無從僅以被告Ａ０２為被告Ａ０３之忠實支持者，即反推被告Ａ０３並無向被告Ａ０２行賄之動機；更遑論被告Ａ０３交付1萬元予被告Ａ０２之動機為何，實與本罪成立與否無涉。況因被告Ａ０３與被告Ａ０２既具深厚情誼，業如前述，被告Ａ０２自不至於主動舉發被告Ａ０３之犯行，而屬犯行曝光風險甚小之行賄對象，此從被告Ａ０２於上開審判過程中反覆其詞，多有迴護被告Ａ０３之情，更見一斑，是就被告Ａ０３而言，其向被告Ａ０２行賄並無不合常理之情。職是，被告Ａ０３此部分所辯，要無可採。⑹另被告Ａ０２雖辯稱其本來打算等本案選舉結束後，要將上開1萬元還給被告Ａ０３等語，惟上開款項若為被告Ａ０２或其太太、女兒之工作費，衡情被告Ａ０２應係即時告知其太太、女兒，並分配該工作費，而無將上開款項於選後再予返還之理。從而，被告Ａ０２主觀上顯已知悉上開款項並非工作費，甚因畏罪方意圖返還上開款項甚明。又被告Ａ０２迄至本案為警查獲前，均未將上開款項返還予被告Ａ０３一情，業據被告Ａ０２於原審審判程序中所自承（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93至94頁），在在顯示被告Ａ０２明知被告Ａ０３交付上開款項違法，仍執意收受，是被告Ａ０２此部分所辯，自難為其有利之認定。⒊據上析述，被告Ａ０３、Ａ０２上開否認犯行所辯，俱屬推諉卸責之詞，無從採信，被告Ａ０３交付1萬元賄款予被告Ａ０２之行為，與被告Ａ０２之投票權為一定行使間具有對價關係，已屬甚明。㈡事實欄一、㈡部分訊據被告Ａ０３固坦承有於111年10月間之某日，前往Ａ０１位在高雄市○○區○○巷000號之住處，交付現金1,200元予Ａ０１，惟否認有何交付賄賂之犯行，辯稱：伊給Ａ０１的1,200元是工作費，並非用以行賄之賄款，且Ａ０１本是伊忠實支持者，伊從頭到尾均無買票之主觀犯意等語。又訊據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Ａ０１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收受Ａ０３交付之1,200元，惟否認有何收受賄賂之犯行，辯稱：伊收受的1,200元是Ａ０３給的工作費，並非收賄之賄款等語。經查：⒈被告Ａ０３為本案選舉之候選人，已如前述，被告Ａ０１為本案選舉有投票權之人，被告Ａ０３有於111年10月間之某日，前往被告Ａ０１位在高雄市○○區○○巷000號之住處，交付1,200元予被告Ａ０１等情，為被告Ａ０３、Ａ０１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59、369頁之不爭執事項），且互核相符，並有高雄市選舉委員會112年4月12日高市選一字第1120000633號函暨本案選舉之選舉人名冊在卷可稽（見原審原選訴一卷第18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⒉被告Ａ０３交付1,200元予被告Ａ０１之行為，與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間，具有對價關係：⑴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１於原審審判程序中證稱：伊與被告Ａ０３從小就認識了，大約有40至50年，伊並非被告Ａ０３競選總部之幹部或員工，只是單純幫忙被告Ａ０３競選而已，伊於本案選舉期間，總共幫忙過3次，都是與被告Ａ０３及其競選總部人員一起拜票，伊工作內容為發文宣、口罩及請大家支持被告Ａ０３，每次約花費2小時之時間，被告Ａ０３事後有拿1,200元到家中給伊，但伊不是為了賺這筆錢才陪被告Ａ０３拜票；伊在本案選舉前沒有幫助被告Ａ０３做過任何事情，被告Ａ０３也沒有給過伊任何錢；伊於本案選舉當時係從事務農工作，會賣一些農作物，且有4名子女會給伊生活費，無需再另外去兼差或打工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157至195頁）。由上可見，被告Ａ０１並非被告Ａ０３競選總部之幹部或員工，且於本案選舉前從未幫助被告Ａ０３從事任何活動，亦未收受被告Ａ０３任何金錢，然其卻於本案選舉前約1個月，因偕同被告Ａ０３及其競選團隊拜票，而獲有1,200元之工作費，上開款項顯非常態性給付，更係本案選舉始有之，酌以被告Ａ０１與被告Ａ０３交情匪淺，認識時間甚逾40餘年，且本身已可維持生計，無需再兼差或打工，可見被告Ａ０１協助被告Ａ０３為選務活動，應非基於被告Ａ０３員工身分為之，而與一般雇主、雇員關係有別；再佐以被告Ａ０３係親自將現金1,200元攜至被告Ａ０１家中交付，此情亦與一般工作費多由會計人員以匯款統一支付或於工作地點抑或雇主處發放之方式有別，實與工作費之性質相悖；復衡以本案選舉選務活動係以「小時」計算工作津貼，且斯時勞基法之時薪為168元等情，業經證人郭秀玉及被告Ａ０３供稱如前，依此標準觀之，亦無從計算出1,200元為工作費之金額，足認被告Ａ０３交付上開款項，顯存有以鞏固、堅定或影響被告Ａ０１之投票意念，並假借工作費之名義而為變相給付。況且，該給付依一般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而言，已逾越社會相當性，亦足以動搖或鞏固被告Ａ０１之投票意向，而屬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對價無訛。又被告Ａ０１明知上情，仍執意收受上開款項，並不因被告Ａ０３為明示或默示而異，是被告Ａ０３交付1,200元予被告Ａ０１之行為，與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間，具有對價關係，至臻明確。⑵參以被告Ａ０１下列歷次於羈押訊問及審判時所述內容：①於111年11月24日原審羈押訊問程序中陳稱：被告Ａ０３與郭秀玉有至伊住處拜票，請伊支持他，被告Ａ０３將1,200元裝在紅包袋內，塞在伊上衣胸口的口袋，上開款項是買伊1票等語（見原審聲羈卷第103至109頁）。②於112年5月11日原審準備程序時陳稱：伊承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被告Ａ０３是在拜票的時候交付1,200元，當時並沒有講任何話，沒有說是工資，也沒有說是紅包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一卷第202、205至206頁）。③於114年2月14日原審準備程序時陳稱：伊坦承起訴書所載犯行，被告Ａ０３交付1,200元是請伊投票給他等語（見原選訴二卷第318頁）。④於114年4月10日、同年6月19日原審審判程序中陳稱：被告Ａ０３交付之1,200元僅是工作費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151、445頁）。⑤於115年1月29日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被告Ａ０３交付予伊1,200元之原因是工作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7頁）。⑥於115年4月23日本院審判程序中陳稱：伊有幫被告Ａ０３發文宣，有工作費，錢是工作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6頁）。由被告Ａ０１上開歷次供述可見，被告Ａ０１對於前開1,200元款項之性質、交付過程、收受動機為何，更迭其詞，前後供述不一。復觀諸被告Ａ０１先前所述內容，在並無任何外力介入或遭受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訊問之情形下，仍數度表示其知悉前開1,200元乃被告Ａ０３行賄之款項，係請其投票給他之意，並自白坦承其自身收受賄賂之犯行，而為不利於己之陳述，自屬較為可採，足認上開款項確為被告Ａ０３向被告Ａ０１行賄之款項甚明。⑶至被告Ａ０３固提出其競選服務處輔導專員勞務津貼領據表、簽到簿、切結書等相關資料，以證明其於競選期間確有發放工作費一情，有上開勞務津貼領據表、簽到簿、切結書等相關資料在卷可參（見原審原選訴一卷第359至383頁，原審原選訴三卷第283頁）。然觀諸被告Ａ０１於原審審判程序中陳稱：伊並不知道簽上開簽到簿之意思為何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170頁），可見上開簽到簿與工作費發放間是否有關，已非無疑；況觀諸上開領據表、簽到簿、切結書內容，亦未見有工作費如何計算、每小時報酬多寡、領取方式為何等情，有被告Ａ０１所簽之領據表、簽到簿、切結書在卷可考（見原審原選訴一卷第373至375頁），是無從據以勾稽出被告Ａ０３所交付之1,200元與工作費之關係為何。再者，上開款項實為被告Ａ０３行賄之賄款，而非工作費一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並不因被告Ａ０１形式上簽有領據表、簽到簿或切結書而有所不同，此部分尚無法為被告Ａ０３、Ａ０１有利之認定。此外，被告Ａ０３雖另辯稱被告Ａ０１是其忠實支持者，其沒有必要向被告Ａ０１買票一節，然而，候選人為避免行賄犯行遭人檢舉，面臨刑事訴追，自會選擇對其較無舉發風險之對象行賄，已如前述；況且，由於行為人之行為動機或有多端，自無從僅以被告Ａ０１為被告Ａ０３之忠實支持者，即反推被告Ａ０３並無向被告Ａ０１行賄之動機；更遑論被告Ａ０３交付1,200元予被告Ａ０１之動機為何，實與本罪成立與否無涉。是以，被告Ａ０３與被告Ａ０１既具有多年情誼，被告Ａ０１自不至於主動舉發被告Ａ０３之犯行，而屬犯行曝光風險甚小之行賄對象，此從被告Ａ０１於上開審判過程中反覆其詞，多有迴護被告Ａ０３之情，更見一斑，是就被告Ａ０３而言，其向被告Ａ０１行賄並無不合常理之情。職是，被告Ａ０３此部分所辯，委無足採。⒊據上析述，被告Ａ０３、Ａ０１上開否認犯行所辯，顯屬推諉卸責之詞，無從採信；被告Ａ０３交付1,200元予被告Ａ０１之行為，與被告Ａ０１之投票權為一定行使間具有對價關係，已屬明確。㈢事實欄一、㈢部分　訊據被告Ａ０３固坦承於111年11月14日10時30分至11時間之某時許，在高雄市○○區○○里○○巷00號服務處前，交付杜秀玉現金2,000元，惟否認有何交付賄賂之犯行，辯稱：伊給杜秀玉的2,000元是工作費，並非用以行賄之賄款等語。經查：⒈被告Ａ０３為本案選舉之候選人，已如前述，而杜秀玉為本案選舉有投票權之人，被告Ａ０３有於111年11月14日10時30分至11時間之某時許，在高雄市○○區○○巷00號服務處前，交付2,000元予杜秀玉等情，為被告Ａ０３、杜秀玉所不爭執（見原審原選訴一卷第210至211頁，本院卷一第259頁之不爭執事項），且互核相符，並有高雄市選舉委員會112年4月12日高市選一字第1120000633號函暨本案選舉之選舉人名冊在卷可稽（見原審原選訴一卷第185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⒉被告Ａ０３交付2,000元予杜秀玉之行為，與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間，具有對價關係：⑴查證人即同案被告杜秀玉於111年11月24日偵查中具結證稱：被告Ａ０３有於上開時間、地點，交付2,000元給伊，伊知悉這是請伊支持他選舉之意，因為被告Ａ０３並沒有欠伊錢，也沒有請伊幫他買東西或做事情，不會平白給伊2,000元等語（見偵一卷第186頁）；嗣於112年1月10日偵查中具結改稱：被告Ａ０３給伊的2,000元是工作費，伊有幫他發傳單，工作幾個小時伊忘記了，上次偵訊時太緊張，才沒有想到是工作的錢，伊收受上開款項時沒有簽名等語（見偵二卷第302至303頁）；復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則陳稱：伊有收受被告Ａ０３交付之2,000元，但上開款項性質是工資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一卷第206頁）。由杜秀玉歷次供述可見，杜秀玉於案發之初係明確供稱其與被告Ａ０３無任何債務關係，也沒有協助被告Ａ０３做任何事情，且知悉被告Ａ０３所交付之2,000元係請其支持選舉之意，並坦承其自身收受賄賂之犯行，嗣於後續偵審過程中始改稱上開款項係其替被告Ａ０３發傳單之工作費，前後供述不一，差異甚大。又杜秀玉於收受上開款項時既未簽名，且對其工作時數多寡亦不甚明瞭，是上開款項之性質是否確屬工作費一情，已非無疑。⑵此外，證人即杜秀玉之妯娌司張秀蘭於原審審判程序中證稱：杜秀玉於本案選舉期間沒有在工作，都在家，他老公也不希望他去工作，他老公會給他錢，且他還有許多補助，不需要工作，伊曾與杜秀玉去協助被告Ａ０３發傳單2次，每次約花費2至3小時之時間，發傳單前被告Ａ０３或其競選總部人員都沒有告知會有工作費，伊與杜秀玉亦沒有想到說原來協助發傳單可以拿到錢，杜秀玉與被告Ａ０３沒有很熟，也不是被告Ａ０３競選總部之幹部或員工，之前也沒有替被告Ａ０３工作過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214至232頁）。由上可見，杜秀玉既非被告Ａ０３競選總部之幹部或員工，且於本案選舉前從未幫助被告Ａ０３從事任何活動，更沒有想過協助發傳單可以拿到工作費，卻於本案選舉前不到2星期，僅需協助被告Ａ０３及其競選團隊發宣傳單約4至6小時即可獲得2,000元，由於被告Ａ０３於原審審判程序中陳稱：其辦理選務活動都有支付工作費，每小時係以當時勞基法規定之168元計算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107頁），從而，杜秀玉協助發傳單總工時約4至6小時即可獲得2,000元乙節，與被告Ａ０３所稱之工作費相較，對價顯不相當。再者，被告Ａ０３給付杜秀玉之上開款項並非常態性給付，而係本案選舉始有之，由於杜秀玉本身已可維持生計，並不需要工作，益徵杜秀玉協助被告Ａ０３為選務活動，顯非立於被告Ａ０３員工身分為之，而與一般雇主、雇員關係有別。復佐以被告Ａ０３及其競選團隊於發傳單前，均未告知杜秀玉會有工作費，卻於事後由被告Ａ０３親自拿2,000元予杜秀玉，此情亦與一般工作費多由會計人員以匯款統一支付或於工作地點抑或雇主處發放之方式有別，實與工作費之性質相悖，足認被告Ａ０３交付上開款項，顯存有以鞏固、堅定或影響杜秀玉之投票意念，並假借工作費之名義為變相給付，且依一般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而言，該給付已逾越社會相當性，亦足以動搖或鞏固杜秀玉之投票意向，而屬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對價無訛。⑶至被告Ａ０３固提出其競選服務處輔導專員勞務津貼領據表、簽到簿、切結書等相關資料，以證明其於競選期間確有發放工作費一情，有上開勞務津貼領據表、簽到簿、切結書等相關資料在卷可參（見原審原選訴一卷第359至383頁，原審原選訴三卷第283頁），然杜秀玉收受上開款項時並未簽名，且不知悉其工作時數多寡等情，業據杜秀玉證述如前，復觀諸上開簽到簿、領據表、切結書內容，均未見有杜秀玉之簽名，自無從據此認定被告Ａ０３所交付之2,000元係杜秀玉之工作費。更遑論上開款項實為被告Ａ０３行賄之賄款，而非工作費一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不因是否具有領據、簽到簿或切結書之形式而有所不同，此部分尚難為被告Ａ０３有利之認定。⒊職是，被告Ａ０３上開否認犯行所辯，實屬推諉卸責之詞，無法採信；被告Ａ０３交付2,000元予杜秀玉之行為，與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間，具有對價關係，至為明確。㈣綜上，本案關於被告Ａ０３、Ａ０２、Ａ０１上開犯行之事證明確，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及刑之減輕部分：㈠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係刑法第144條賄選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律競合關係，自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規定。次按選舉行賄罪之行求、期約、交付各行為，係屬階段行為，交付行為為最高階段，依高度行為吸收低度行為之原則，其行求、期約之低度行為，已為交付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如已交付即應依交付罪論處，方為適法（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590號判決意旨參照）。㈡所犯法條⒈核被告Ａ０３就上開事實欄一、㈠至㈢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被告Ａ０３行求、期約賄賂之低度行為，為交付賄賂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⒉核被告Ａ０２（事實欄一、㈠部分）及被告Ａ０１（事實欄一、㈡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㈢實質上一罪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稱「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行為人對於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若多次犯行時間、空間密接，顯係基於投票行賄之單一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侵害同一選舉公正之法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依接續犯論以投票行賄罪一罪（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35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Ａ０３於事實欄一、㈠至㈢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付賄賂予同案被告Ａ０２、Ａ０１、杜秀玉之行為，既係為求己身順利勝選本案選舉，主觀上顯係出於單一行為決意，且均於本案選舉前之密接時間內實行上開行為，所侵害者為選舉正確、公正性之同一國家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揆諸前揭說明，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㈣刑之減輕事由按犯刑法第143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被告Ａ０２、Ａ０１於偵查中曾自白坦認其等所為犯刑法第143條之罪，有其等之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聲羈卷第89至97、101至109頁），是均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Ａ０３係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高雄市第14選區市議員候選人；高廉祥、同案被告Ａ０７、同案被告Ａ００８等人均係設籍於該區，對於第14選區市議員選舉皆係有投票權之人。詎被告Ａ０３知悉前開選民均對於前開選舉有投票權，亦知悉公職人員之選舉乃民主政治重要之表徵，為期選賢與能及選舉之公正、公平，以及選民之自由意志不應受外力之不當干預，不得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然被告Ａ０３為求順利當選，竟基於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⒈與同案被告Ａ０６（詳後無罪之論述）基於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0月初某日20時許，一同穿著競選背心至高雄市○○區○○里○○巷0號高廉祥住處拜票，請求在場之高廉祥支持及投票予被告Ａ０３，並於離開之際將紅包一包置放在高廉祥餐桌上，以此方式要求在場之高廉祥需投票給被告Ａ０３，而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惟當場遭高廉祥拒絕並立即要求同案被告Ａ０６將紅包取回。因認被告Ａ０３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嫌等語。⒉於111年10月中旬某日10時至11時間之某時許，在高雄市○○區○○巷00號附近之「少年溪餐飲店」前偶遇同案被告Ａ０７，隨即請求在場之Ａ０７支持及投票，被告Ａ０３並以3,000元之代價，當場交付Ａ０７，以此方式要求在場之Ａ０７需投票給被告Ａ０３，而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同案被告Ａ０７即基於收受投票賄賂之犯意（詳後無罪之論述），收受該3,000元現金，並許以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因認被告Ａ０３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嫌等語。⒊與同案被告Ａ０５（詳後無罪之論述）基於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0月某日15時至16時間之某時許，一同前往同案被告Ａ００８位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之住處拜票，請求在場之Ａ００８及其家人支持及投票，並以現金一票2,000元，6票共1萬2,000元之代價，委由Ａ０５當場交付Ａ００８，以此方式要求在場之Ａ００８及其家人需投票給被告Ａ０３，而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同案被告Ａ００８即基於收受投票賄賂之犯意（詳後無罪之論述），收受該1萬2,000元現金，並許以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因認被告Ａ０３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嫌。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㈢公訴意旨認被告Ａ０３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同案被告Ａ０６、Ａ０７、高廉祥、Ａ０５、Ａ００８等人之供述或證述，以及高廉祥、同案被告Ａ００８之手繪現場平面圖等，為其主要論據。經查：⒈上開公訴意旨㈠⒈部分訊據被告Ａ０３固坦承有於上開公訴意旨㈠⒈所載時間、地點，一起前去高廉祥住處拜訪，惟堅詞否認有何行求賄賂之犯行，並辯稱：伊當日與高廉祥均在談論學生時代之往事，並無將紅包置放桌上之事等語，經查：⑴被告Ａ０３為本案選舉之候選人，已如前述，同案被告Ａ０６為被告Ａ０３本案選舉斯時之助理，高廉祥為本案選舉有投票權之人，被告Ａ０３、Ａ０６有於111年10月上旬之某日20時許，前往高廉祥位在高雄市○○區○○巷0號之住處拜訪等情，為被告Ａ０３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58至259頁之不爭執事項），核與同案被告Ａ０６所述相合（見本院卷一第367至368頁），並有高雄市選舉委員會112年4月12日高市選一字第1120000633號函暨本案選舉之選舉人名冊在卷可稽（見原審原選訴一卷第181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⑵證人高廉祥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判程序中迭稱：被告Ａ０３、Ａ０６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穿著競選背心至伊住處拜訪，伊與被告Ａ０３、Ａ０６一起坐在附近廣場聊天敘舊，過程中都是聊以前高中時代球隊回憶，沒有談到選舉的事情，大概聊到同日21時許，因被告Ａ０３表示後續尚有拜訪行程，伊便起身送被告Ａ０３離開，回頭發現有1包紅包放在桌上，伊認為是Ａ０６放的，旋將Ａ０６拉過來，請他當場將紅包帶走；伊沒有摸桌上的紅包，不清楚桌上紅包為何物，但伊懷疑裡面是金錢，也知道被告Ａ０３是本案選舉候選人，所以猜想應該是要請伊支持Ａ０３之意；當下只有我們3個人在場，沒有其他人看到或聽到，伊二哥高尚義於被告Ａ０３、Ａ０６剛來拜訪時，就到樓上睡覺了，沒有與我們一起聊天喝酒等語（見警卷第106至117頁，原審原選訴三卷第46至59頁）。又同案被告Ａ０６於偵查、原審訊問程序、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均供稱：伊有陪同被告Ａ０３至高廉祥住處聊天，但沒有給高廉祥紅包等語（見偵卷第20至24頁，原審聲羈卷第129頁，原審選訴二卷第341頁，原審選訴三卷第522頁）。由上可知，高廉祥雖稱案發當日看到桌上放有紅包，然此情為被告Ａ０３、Ａ０６所否認，且案發當日現場僅有高廉祥、被告Ａ０３及Ａ０６等3人在場，並無其他人看到或聽到，是案發當日桌上是否放有紅包一節，尚非無疑。復觀諸檢察官所提出之高廉祥手繪現場平面圖（見警卷第118頁），至多僅能證明其等於案發當日所坐之相對位置，無從證明桌上是否放有紅包一事，且該現場平面圖既由高廉祥所繪製，性質上亦與其片面指述無異，自無從據以補強高廉祥之上開證述。基此，就案發當日桌上是否放有紅包一節，除高廉祥之單一指訴外，尚乏任何其他證據可資補強，自難逕認此部分事實為真。況且，縱令桌上果真放有紅包，但高廉祥既稱未碰過該紅包，且未確認該紅包內容物為何，就其內是否為行賄之對價賄款，僅屬其主觀臆測之事，實難遽採。⑶再者，被告Ａ０３知悉高廉祥為本案選舉候選人高忠德之堂兄弟，且為高忠德之支持者一情，此據被告Ａ０３供述在卷（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39至40頁），核與證人高廉祥證述相符（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52頁）。而候選人為避免行賄犯行遭人檢舉，面臨刑事訴追，自會選擇對其較無舉發風險之對象行賄，業如前述，是被告Ａ０３既知悉高廉祥為其競爭對手陣營之親戚，衡諸事理，殊難想像其有何刻意至高廉祥住處行賄，而自陷為他人舉發風險之理，足認被告Ａ０３陳稱其或Ａ０６並無將紅包置放桌上一情，尚非全然無稽。⑷據上所述，檢察官所提證據既無從證明案發當日現場置有紅包之事實，自難逕認被告Ａ０３有向高廉祥行求賄賂之行為，而有上開公訴意旨㈠⒈所指之犯行存在。⒉上開公訴意旨㈠⒉部分訊據被告Ａ０３堅詞否認有何交付賄賂之犯行，辯稱：伊是在競選服務處遇到Ａ０７，有向其拜票，但沒有在「少年溪餐飲店」與其相遇，也沒有交付3,000元予Ａ０７等語。經查：⑴被告Ａ０３為本案選舉之候選人，已如前述，Ａ０７為本案選舉有投票權之人，被告Ａ０３有於111年10月中旬某日10時至11時間之某時許，向Ａ０７拜票等情，為被告Ａ０３坦認在案（見原審原選訴二卷第321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７所述相合（見原審原選訴二卷第345頁），並有高雄市選舉委員會112年4月12日高市選一字第1120000633號函暨本案選舉之選舉人名冊在卷可稽（見原審原選訴一卷第183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⑵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７於原審審判程序中證稱：被告Ａ０３有於上開公訴意旨㈠⒉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付3,000元給伊，請伊支持他並幫忙拉票，被告Ａ０３交付上開款項時，現場沒有任何人看到，只有伊與被告Ａ０３知道，伊收到上開款項後有去買酒買雞肉，去找朋友一起分享，請他們可以支持被告Ａ０３，也有跟他們說是用被告Ａ０３給的3,000元所支付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60至79頁）。得見同案被告Ａ０７雖稱其有於上開時間、地點，收受被告Ａ０３交付之3,000元，惟交付當下並沒有任何人看到，僅有被告Ａ０３、Ａ０７2人知悉，然此情為被告Ａ０３所否認，更稱其根本沒有在少年溪餐飲店與Ａ０７相遇。是以，案發當日被告Ａ０３、Ａ０７2人有無在少年溪餐飲店相遇、被告Ａ０３有無交付3,000元予同案被告Ａ０７等節，均非無疑。又同案被告Ａ０７雖稱其事後有拿上開款項去買東西與朋友分享，請他們支持被告Ａ０３，並向他們表示係以被告Ａ０３交付之3,000元購買一事，然該些朋友既係聽聞Ａ０７之轉述，均非在現場親眼目睹被告Ａ０３交付過程之人，性質上則與Ａ０７之片面指述無異，乃屬累積證據，自無從據以補強Ａ０７之上開證述。⑶再者，證人即位在少年溪餐飲店之檳榔攤店主陳木村於原審審判程序中證稱：伊並非少年溪餐飲店之經營者，該餐飲店已經停止營業，伊僅係向該店租在那裡擺設檳榔攤，被告Ａ０３很少經過檳榔攤，也不會到檳榔攤買東西，伊也從來沒有看過被告Ａ０３、Ａ０７同時出現在檳榔攤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449至454頁）。由此可見，上開公訴意旨㈠⒉所指之地點，於本案選舉期間係由證人陳木村在該處擺設檳榔攤，且被告Ａ０３鮮少經過該處，也未曾至該處買東西，而證人陳木村更不曾見過被告Ａ０３、Ａ０７同時出現在該處，足徵被告Ａ０３辯稱其沒有在該處與Ａ０７相遇一節，應非子虛。準此，證人陳木村之證述既明顯與Ａ０７所為之證述內容相左，自無從以證人陳木村之證述據以補強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７上開證述。⑷至同案被告Ａ０７雖於檢察官訊問後，提出現金3,000元交予檢察官扣案，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在卷可憑（見偵二卷第46頁），然Ａ０７於案發當日所收受之3,000元，已經用以購買東西與朋友分享，業據Ａ０７證述明確，可見Ａ０７所提出之上開款項，顯非案發當日收受之賄款原物，是上開款項之證據價值應等同於Ａ０７之陳述，亦無從據以補強其之證述內容，而為不利被告Ａ０３之認定。⑸據上所述，就案發當日被告Ａ０３有無交付3,000元予同案被告Ａ０７一節，除Ａ０７之單一指訴外，尚乏任何其他證據可資補強，自難逕認此部分事實為真。準此，檢察官所提證據既無從證明被告Ａ０３有交付3,000元予Ａ０７之事實，自難逕認被告Ａ０３有向Ａ０７交付賄賂之行為，而有上開公訴意旨㈠⒉所指之犯行存在。⒊上開公訴意旨㈠⒊部分訊據被告Ａ０３固坦承有於上開公訴意旨㈠⒊部分所示時間、地點，與余諺誠、同案被告Ａ０５、Ａ０６一起至Ａ００８住處拜票，惟堅詞否認有何交付賄賂之犯行，辯稱：伊當日僅係至Ａ００８住處拜票，並無親自或請Ａ０５交付1萬2,000元予Ａ００８等語。經查：⑴被告Ａ０３為本案選舉之候選人，余諺誠、Ａ０５分別為被告Ａ０３本案選舉斯時之司機、助理，Ａ００８為本案選舉有投票權之人，被告Ａ０３、Ａ０５及余諺誠等人有於111年10月某日15時至16時間之某時許，前往Ａ００８位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之住處拜票等情，為被告Ａ０３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59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５、證人余諺誠所述相符（見本院卷一第369頁，原審原選訴三卷第265頁），並有本案選舉之選舉人名冊、高雄市議會第4屆議員選舉第12至15選舉區選舉公報、本案選舉得票結果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原選訴一卷第277頁，原審原選訴三卷第279至282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⑵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０８於原審審判程序中證稱：Ａ０５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在廚房將裝有1萬2,000元之紅包拿給伊，現場沒有任何人看到，被告Ａ０３也沒有看到，伊收到上開款項後有告知家人，但沒有分給家人，也沒有給他們看過上開款項及紅包袋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233至252頁）。得見被告Ａ００８雖稱其於上開時間、地點，在廚房收受Ａ０５所交付之1萬2,000元等情，惟因交付當下並無任何人看到，而此情又為被告Ａ０３、Ａ０５所否認，是案發當日Ａ０５究竟有無依被告Ａ０３之指示交付1萬2,000元予被告Ａ００８一節，實非無疑。又Ａ００８雖稱其收到上開款項後有告知家人，然其家人並未分受上開款項，亦未看過上開款項或紅包袋，是其等僅係聽聞Ａ００８轉述上開交付過程，性質上則與Ａ００８之片面指述無異。復觀諸檢察官所提出之Ａ００８手繪現場平面圖（見警卷第67頁），至多僅能證明Ａ００８住處擺設之相對位置，無從證明Ａ０５有無依被告Ａ０３之指示拿紅包予Ａ００８一事，且該現場平面圖既由Ａ００８所繪製，性質上亦與其之片面指述無異，均屬累積證據，自無從據以補強Ａ００８之上開證述屬實。⑶又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５於原審審判程序中證稱：伊有於上開時間，陪同被告Ａ０３至Ａ００８住處拜票，一同前往的還有司機余諺誠，以及Ａ０６，現場只有伊與余諺誠、被告Ａ０３3人有進到被告Ａ００８家中，都待在客廳聊天，約20分鐘後就離開了，伊沒有跑到廚房拿紅包給Ａ００８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254至263頁）；證人余諺誠於原審審判程序中證稱：伊有於上開時間，陪同被告Ａ０３、Ａ０５至Ａ００８住處拜票，一同前往的還有Ａ０６，現場只有伊與被告Ａ０３、Ａ０５3人有進到Ａ００８家中，伊全程都待在客廳，他們大概聊了10至20分鐘，這期間Ａ０５只有到外面抽菸而已，其餘時間都在客廳，沒有到客廳以外的其他區域，也沒有與Ａ００８到廚房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265至272頁）。由上開證述互核可知，被告Ａ０３、Ａ０５及余諺誠等3人至Ａ００８住處拜票之時間僅約20分鐘，過程中其等均待在客廳，且Ａ０５除至門外抽菸外，並無至客廳以外之區域，足徵證人余諺誠及同案被告Ａ０５之證述內容明顯與Ａ００８之前揭證詞相左，是Ａ００８之上開證述自無從憑諸證人余諺誠、Ａ０５之證詞以補強其真實性。⑷至同案被告Ａ００８雖於檢察官訊問後，提出現金1萬2,000元交予檢察官扣案，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在卷可憑（見偵三卷第99頁），然Ａ００８陳稱其於案發當日所收受之1萬2,000元已花用，紅包袋亦已丟棄等語（見原審原選訴二卷第44至45頁），足徵Ａ００８所提出之上開款項，並非案發當日收受之賄款原物，是上開款項之證據價值應等同於Ａ００８之陳述，無從據以補強其上開證述內容，而為不利被告Ａ０３之認定。⑸從而，就案發當日被告Ａ０３有無親自或請同案被告Ａ０５交付1萬2,000元予Ａ００８一節，除Ａ００８之單一指訴外，尚乏任何其他證據可資補強，自難逕認此部分事實為真。據此，檢察官所提證據既無從證明被告Ａ０３有親自或指示Ａ０５交付1萬2,000元予被告Ａ００８之事實，自難逕認被告Ａ０３有向Ａ００８交付賄賂之行為，而有上開公訴意旨㈠⒊所指之犯行存在。㈣綜上所述，就上開公訴意旨㈠⒈至⒊部分，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復查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Ａ０３涉有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揆諸前開說明，其犯罪既屬不能證明，自應為有利之認定，而應對被告Ａ０３為無罪之諭知。惟因被告Ａ０３被訴之上開部分若構成犯罪，與前開論以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之犯罪事實，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就上開公訴意旨㈠⒈至⒊部分對被告Ａ０３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上訴論斷部分　　㈠原審以被告Ａ０３、Ａ０２、Ａ０１等3人之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前開法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公職人員選舉制度之設置，攸關國家政策與地方施政之落實，並為憲政體制與民主政治之基石，被告Ａ０３所參選者係地方議員選舉，層級非微，更肩負人民代議士之角色，竟為圖順利勝選本案選舉，而漠視政府查察賄選之禁令，直接以現金交付選民之方式為之，妨害選舉投票之正確、公正性，對於選舉風氣之斲傷甚鉅，嚴重影響民主政治之發展，殊值較高程度之非難；被告Ａ０２、Ａ０１則為收受賄賂允諾投票，除妨害選舉投票之正確、公正性外，更嚴重破壞民主政治之真正實現，均應予以非難。被告Ａ０３本案行賄之對象共3位，賄賂金額分別為1萬元、1,200元、2,000元，總計1萬3,200元；被告Ａ０２、Ａ０１分別收受1萬元、1,200元之法益侵害程度。被告Ａ０３於本案案發前，曾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遭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有其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411至417頁）。被告Ａ０３自陳學歷為碩士肄業，入監前從事議員工作，每月收入約12萬元，已婚，子女均已成年；被告Ａ０２自陳學歷為國小畢業，目前從事務農工作，每月收入約1萬多元，已婚，子女均已成年；被告Ａ０１自陳學歷為國小畢業，目前沒有工作，已婚，子女均已成年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原審原選訴三卷第514至515頁）。被告Ａ０３始終否認犯行，未能正視其所為非是；被告Ａ０２、Ａ０１雖於偵查中曾坦承犯行，然均於偵審過程中數度更迭其詞、避重就輕，難認其等對於所犯錯誤已有真切悔悟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告Ａ０３有期徒刑3年8月，褫奪公權4年；被告Ａ０２有期徒刑6月，褫奪公權1年；被告Ａ０１有期徒刑5月，褫奪公權1年，並就被告Ａ０２、Ａ０１所犯之刑，均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並就被告Ａ０３被訴行賄高廉祥、Ａ０７、Ａ００８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暨就沒收部分說明如下：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此項沒收為刑法第38條沒收之特別規定，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只要係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或扣案與否，法院均應宣告沒收。惟若其賄賂已交付予有投票權之人收受，因收受者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其所收受之賄賂應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故犯投票行賄罪者，其已交付之賄賂即應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於其對向共犯所犯投票受賄罪罪刑項下宣告沒收、追徵，而無庸再依首揭規定重複宣告沒收。若對向共犯（即收受賄賂者）所犯投票受賄罪嫌，業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或依同法第253條之1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者，則收受賄賂之對向共犯既毋庸經法院審判，其所收受之賄賂，即無從由法院依刑法第143條第2項（修法後應為同法第38條之1）之規定宣告沒收、追徵。至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雖規定：檢察官依同法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屬於被告者為限，「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惟其特別限制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所得之物，必須「屬於被告者」，始「得」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係採相對義務沒收主義，而與前揭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其範圍並不相同。且該法條用語既曰「得」，而非曰「應」，則檢察官是否依該條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仍有裁量權。若檢察官未依上述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或不合於上述單獨聲請沒收規定之要件而未獲准宣告沒收，則法院自仍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將犯投票行賄罪者所交付之賄賂，於投票行賄罪之本案中，予以宣告沒收，始符立法本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39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沒收之物，雖指原物，但金錢為代替物，重在兌換價值，而不在原物，自不能拘泥於沒收原物之理論，認沒收因投票行賄而交付之金錢賄賂，以原來所交付者為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493號判決意旨參照）。同案被告杜秀玉本案所收受之賄賂2,000元尚未繳回，嗣於113年5月16日死亡，業經原審於同年10月7日為不受理判決確定在案，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原選訴二卷第153至154頁），是杜秀玉所收受之賄賂自無從由法院於其罪刑項下宣告沒收，此部分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於被告Ａ０３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⒉被告Ａ０３用以行賄被告Ａ０２、Ａ０１之金錢分別為1萬元、1,200元，均經被告Ａ０２、Ａ０１提出而為扣案，有原審法院扣押物品清單在卷可考（見原審原選訴一卷第175頁），應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分別於被告Ａ０２、Ａ０１各該罪刑項下宣告沒收。⒊至扣案之手機（含SIM卡1張）1支，固屬被告Ａ０３所有，然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認該手機係供被告Ａ０３犯本案所用之物，亦查無與本案有何關聯，爰不予宣告沒收。　㈡至被告Ａ０２、Ａ０１2人均否認犯罪而提起上訴；被告Ａ０３亦否認犯罪，由其配偶Ａ０４上訴主張被告Ａ０３應改判無罪；另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對被告Ａ０３有罪部分之量刑過輕，並就原審對被告Ａ０３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表示不服，上訴意旨略以：證人高廉祥、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７、Ａ００８均與被告Ａ０３並無冤仇，應無誣陷其出錢買票、收回賄款之動機；且Ａ０７、Ａ００８自承收受賄款，是主觀上既認知其所為涉及刑事犯罪，當無動機甘冒遭刑事追訴、處罰之風險而誣陷被告Ａ０３，從而，證人所述堪可採信；另衡酌選舉買票須反覆向多數選民，始得達當選之目的，而證人郭秀玉於偵查中證稱：「(問：你有無看過Ａ０３拿紅包給選民？)答：有，他都是從褲子口袋拿出來摺好。」等語，核與證人高廉祥、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７、Ａ００８之收受賄賂情節相似。是以，原審就被告Ａ０３不另為無罪諭知之認定，係屬有誤，應改為有罪之認定等語。惟查：⒈被告Ａ０３、Ａ０２、Ａ０１等3人均否認犯罪，惟原判決經綜合全部卷證資料，據以認定上開被告分別為行賄及收受賄賂犯行，且就上開被告所辯之詞如何不可採信，詳予論駁，渠等上訴意旨猶執先前抗辯之詞，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再為事實上之爭辯，指摘原判決不當，即非可採。⒉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法定刑度，即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決先例可資參照）。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已敘述其認定被告Ａ０３之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理由，且已審酌被告Ａ０３犯行之可非難程度、行賄對象之人數及金額、犯後態度、前科素行、學經歷、家庭經濟生活及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等一切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其認事用法皆無違誤，量刑、褫奪公權及沒收之宣告亦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按：由於同案被告杜秀玉已往生，無從沒收或追徵其所收受之賄賂2,000元，是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在被告Ａ０３〈即交付賄賂者〉罪刑項下為上開款項沒收及追徵之諭知，當不會衍生重複宣告沒收之問題）。是以，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對被告Ａ０３有罪部分之量刑過輕，尚非成理。⒊再者，原判決已就卷內各項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酌，說明就上開甲、貳、三、㈠⒈至⒊公訴意旨部分，如何無從獲得被告Ａ０３有該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心證理由，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且經敘明如前，是證人高廉祥、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７、Ａ００８所為不利於被告Ａ０３之證述，在別無其他證據足以補強之情形下，尚難僅憑該等之證述或同案被告之自白作為唯一證據，逕認被告Ａ０３涉犯上開公訴意旨所指犯行；又縱令證人郭秀玉於偵查中證稱其曾看過被告Ａ０３拿紅包給選民等語，但因其所述之時間、地點、對象均非明確，亦不得逕以此等模糊不清之證詞作為上開證人或同案被告所述之補強證據，而為不利於被告Ａ０３之認定。從而，原判決已就檢察官所提出關於上開被告犯嫌之證據，說明無從證明被告Ａ０３就上開公訴意旨部分之犯罪，因而不另為無罪之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㈢綜上，被告Ａ０３之配偶Ａ０４上訴主張被告Ａ０３應判決無罪，且被告Ａ０３否認犯罪；被告Ａ０２、Ａ０１2人亦藉詞否認犯罪提起上訴，請求改判無罪；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對被告Ａ０３有罪部分之量刑過輕，且不應為不另為無罪諭知，因而指摘原判決不當等語，俱無理由，均應予駁回。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㈠被告Ａ０６有如上開甲、貳、三、㈠⒈公訴意旨所示犯行，因認被告Ａ０６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嫌；㈡被告Ａ０７有如上開甲、貳、三、㈠⒉公訴意旨所示犯行，因認被告Ａ０７涉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㈢被告Ａ０５、Ａ００８有如上開甲、貳、三、㈠⒊公訴意旨所示犯行，因認被告Ａ０５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被告Ａ００８涉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之限制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24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㈠被告Ａ０６涉犯上開甲、貳、三、㈠⒈公訴意旨所示罪嫌部分，無非係以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３於警詢、偵查、原審訊問及審判程序中之證述、證人高廉祥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判程序中之證述、高廉祥手繪現場平面圖；㈡被告Ａ０７涉犯上開甲、貳、三、㈠⒉公訴意旨所示罪嫌部分，無非係以被告Ａ０７於警詢、偵查、原審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之自白；㈢被告Ａ０５、Ａ００８涉犯上開甲、貳、三、㈠⒊公訴意旨所示罪嫌部分，無非係以被告Ａ０５、Ａ００８於警詢、偵查、原審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之供述、被告Ａ００８手繪現場平面圖等，為其主要論據。經查：㈠被告Ａ０６部分：訊據被告Ａ０６固坦承有於上開公訴意旨所載時間、地點，與同案被告Ａ０３一起至高廉祥住處拜訪，惟堅詞否認有何行求賄賂之犯行，辯稱：伊當日僅是陪同Ａ０３至高廉祥住處拜訪，Ａ０３與高廉祥均在談論學生時代之往事，伊並無將紅包置放桌上之事等語。查同案被告Ａ０３為本案選舉之候選人，被告Ａ０６為Ａ０３本案選舉斯時之助理，高廉祥為本案選舉有投票權之人，被告Ａ０６有於111年10月上旬之某日20時許，與Ａ０３一同前往高廉祥位在高雄市○○區○○巷0號之住處拜訪等情，均經認定如前；惟就案發當日桌上是否放有紅包一節，除高廉祥之單一指訴外，因乏任何其他證據可資補強，無從逕認此部分事實為真，業如前述，是檢察官所提證據既無從證明案發當日被告Ａ０６確有交付紅包予高廉祥之事實，自難逕認被告Ａ０６有與同案被告Ａ０３共同向高廉祥行求賄賂之行為，而有上開甲、貳、三、㈠⒈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存在。㈡被告Ａ０７部分：訊據被告Ａ０７對於此部分被訴收受賄賂之犯行，固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然被告Ａ０７此部分犯行之對向犯即同案被告Ａ０３既否認犯行，並經認定卷內之其他證據均不足以補強被告Ａ０７對同案被告Ａ０３犯嫌所為之證述，而無從認定Ａ０３有何交付賄賂之犯行，是基於相同理由，卷內之其他證據自亦無從作為補強被告Ａ０７自白之證據，足以認被告Ａ０７確有收受賄賂之犯行，揆諸上開說明，自難僅憑被告Ａ０７自白之唯一證據，逕認被告Ａ０７有上開甲、貳、三、㈠⒉所指之犯行存在。㈢被告Ａ０５、Ａ００８部分：⒈訊據被告Ａ０５固坦承有於上開公訴意旨所載時間、地點，與余諺誠、同案被告Ａ０３、Ａ０６一起至被告Ａ００８住處拜票，惟堅詞否認有何交付賄賂之犯行，辯稱：伊當日僅係陪同Ａ０３至被告Ａ００８住處拜票，伊並無交付1萬2,000元予被告Ａ００８等語。然查，同案被告Ａ０３為本案選舉之候選人，余諺誠、被告Ａ０５分別為Ａ０３本案選舉斯時之司機、助理，被告Ａ００８為本案選舉有投票權之人，余諺誠、Ａ０３及被告Ａ０５有於111年10月某日15時至16時間之某時許，前往被告Ａ００８位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之住處拜票等情，均經認定如前。惟就案發當日被告Ａ０５有無交付1萬2,000元予被告Ａ００８一節，除被告Ａ００８之單一指訴外，因乏任何其他證據可資補強，無從逕認此部分事實為真，業如前述，是檢察官所提證據既無從證明被告Ａ０５有交付1萬2,000元予被告Ａ００８之事實，自難逕認被告Ａ０５有與同案被告Ａ０３共同向被告Ａ００８交付賄賂之行為，而有上開甲、貳、三、㈠⒊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存在。⒉訊據被告Ａ００８對於此部分被訴收受賄賂之犯行，固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然被告Ａ００８此部分犯行之對向犯即同案被告Ａ０３、Ａ０５既否認犯行，並經認定卷內之其他證據均不足以補強被告Ａ００８對同案被告Ａ０３、Ａ０５犯嫌所為之證述，而無從認定Ａ０３、Ａ０５有何交付賄賂之犯行，是基於相同理由，卷內之其他證據自亦無從作為補強被告Ａ００８自白之證據，足使認其確有收受賄賂之犯行，揆諸上開說明，自難僅憑被告Ａ００８自白之唯一證據，逕認被告Ａ００８有上開甲、貳、三、㈠⒊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存在。

四、從而，就上開甲、貳、三、㈠⒈至⒊公訴意旨部分，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復查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５、Ａ００８涉有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揆諸前開說明，其等犯罪既屬不能證明，自應為有利之認定，而應對被告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５、Ａ００８為無罪之諭知。

五、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Ａ０６、Ａ０５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嫌，亦不能證明被告Ａ０７、Ａ００８涉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而均為上開被告無罪之諭知，確屬有據，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重申高廉祥、Ａ０７、Ａ００８等人所述應可採信，原審就該等被告為無罪之認定，尚屬有誤，因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韋志提起公訴，檢察官曾馨儀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法　官　蔡書瑜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Ａ０３有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被告Ａ０２、Ａ０１有罪部分及被告Ａ０７、Ａ００８無罪部分，均不得上訴。被告Ａ０６、Ａ０５無罪部分，檢察官如提起上訴，應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書記官　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6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中華民國刑法第143條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