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易字第296號，中華民國114年10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63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上訴駁回。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吳仁祥（下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除補充理由如下，餘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警詢、審理中均不否認有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上午2時左右自行騎乘腳踏車，與騎乘腳踏車之同案被告利建璋共同前往案發工地載運上開物品，惟辯稱：因為我們兩人隔天要去工作，沒有工具，利建璋說他跟工頭借工具，他叫我開貨車到現場幫他載，因為我貨車壞掉了，所以我騎腳踏車半夜幫他載運工具等語。然若一般常情，該時段（即上午2時12分）為深夜時分，若因搬運工作所需之工具，應會選擇上午時段而為之，顯然被告吳仁祥與同案被告利建璋選擇該時段搬運上開物品，係為了避免竊盜犯行遭人發現，避人耳目、乘人不備，來遂行其竊盜犯行。又同案被告利建璋於警詢時證稱：我是第一趟去工地的時候，已經將工具竊取出來放在一旁，之後因為我沒有辦法載，我才請吳仁祥來幫我載，我跟吳仁祥說，工具是我朋友忘記收的，要吳仁祥幫我載而已等語。則被告與同案被告利建璋就搬運上開物品之原因，究竟是二人隔天要一起工作沒有工具，由同案被告利建璋向工頭借工具，二人因此前往現場搬運工頭所借之工具，抑或同案被告利建璋友人忘記將工具收起來，請同案被告利建璋收起來，二人說詞不同，難認被告所述為實在，應認被告與同案被告利建璋二人係基於共同竊盜之犯意，而竊取上開物品等語。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㈠按竊盜罪既遂與未遂之區別，應以所竊之物已否移入自己實力支配之下為標準，若已將他人財物移歸自己所持，即應成立竊盜既遂罪。又「上訴人所竊之樹木，既經砍伐倒地，不得謂非已移入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其竊盜行為即已完成，自難因其贓木尚未搬離現場，而謂為竊盜未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509號、49年台上字第939號判例著有明文。本案依起訴書犯罪事實之記載，係同案被告利建璋於起訴書所載之時間、地點竊取告訴人洪正利所管領之電鑽、打磨機、延長線等物品得手後，放置工地旁暫時離開，再夥同被告騎乘腳踏自行車將上開贓物載運離去等情。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利建璋於警詢時所證：我第一趟去工地的時候已經將工具竊取出來放在一旁，之後因為我沒有辦法載，才請吳仁祥來幫我載等語相符（見警卷第3頁）。依此，足見被告係於同案被告利建璋已將上開電鑽、打磨機、延長線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下，即其竊盜行為已既遂後，始到場搬運贓物，難認被告有參與竊盜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㈡原審就被告與同案被告利建璋間有無竊盜之犯意聯絡部分，係依憑同案被告利建璋於警詢時證稱：我只是叫被告幫我載東西，我跟他說是朋友忘記收，要他幫忙我載而已，他不知道我是竊取來的，他不知情，我把工具賣掉之後都作為生活花用殆盡，沒有分贓給被告，及被告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均供稱：係應利建璋之要求前往搬運工作要用的工具等語，無從認定被告於受請求協助載運本案贓物時已可知悉該物乃竊盜所得之物。又依卷附監視器畫面截圖所顯示，被告係於同案被告利建璋自本案工地取出上開贓物後1小時才前往本案工地運載贓物，足見被告於同案被告利建璋行竊時應不在本案工地附近，而衡情行竊者應會於竊得物品後盡速攜帶贓物離開，如有多人共同行竊亦會相互接應將贓物在短時間內運離犯案地點，以避免停留時間越長，遭發覺或形跡敗露之風險越大，依此堪認被告並未與同案被告利建璋在行竊前已有共同竊盜之犯意聯絡，故未於同案被告利建璋行竊時在本案工地附近待命接應等節，因而採認被告否認有與同案被告利建璋共同竊盜之辯解（詳原判決第3頁第3行至第4頁第14行）。原審所憑之證據及取捨、認定之理由，經本院審查後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且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難認有何違誤之處。檢察官上訴意旨徒以被告係於夜間搬運贓物，且就搬運物品之緣由所述與同案被告利建璋略有不同，即謂被告共同為本案竊盜犯嫌，仍置原判決之明確論斷於不顧，再事爭辯，自無可採。㈢按刑事訴訟法第300條所謂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起訴之法條，係指法院於不妨害事實同一之範圍內，得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而言。而常業竊盜罪與收受贓物罪，兩者非特社會事實歧異，即法律所賦予之評價亦不相同，殊非具有犯罪事實同一性之案件甚明（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216號判決意旨參照）。公訴檢察官雖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本案所為應論以刑法第349條第1項之搬運贓物罪（見本院卷第95頁），惟參諸上開說明，竊盜罪與贓物罪間，並非具有犯罪事實同一性之案件，則被告所為是否另涉犯搬運贓物罪，本院就此無從加以審判，附此敘明。㈣綜上，原審以檢察官所舉事證，尚不足以就被告被訴竊盜罪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而判決被告無罪，於法並無違誤。是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㈤同案被告利建璋另經原審改以簡易判決處刑，不另論列。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靜怡提起公訴及提起上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法 官 李東柏法 官 程士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書記官 洪孟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29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仁祥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344 號），本院判決如下：
吳仁祥無罪。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仁祥(下稱被告)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利建璋(由本院另案審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下午11時44分許至113年10月23日上午2時12分許期間，先推由證人利建璋前往高雄市○○區鎮○路0巷00○00號工地(下稱本案工地)內，徒手竊取告訴人洪正利放置該處之電鑽3支、打磨機2支、延長線1條（價值合計新臺幣［下同］1萬2,000元，下稱本案贓物)，得手後放置工地旁暫時離開，再夥同被告分別騎乘腳踏自行車返回該工地，將上開贓物載運離去。嗣告訴人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器影像資料，循線查悉全情。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2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80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本案竊盜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訴、證人利建璋於警詢之供述、監視器影像截圖16張及被告於警詢之供述等件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開時、地與證人利建璋一同騎乘腳踏車將本案贓物運離本案工地，惟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利建璋叫我幫忙載東西，我不知道那些工具是偷來的等語。經查：㈠證人利建璋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10月22日下午11時44分許至113年10月23日上午2時12分許期間，前往本案工地內，徒手竊取告訴人放置該處之本案贓物，得手後放置工地旁暫時離開，再與被告分別騎乘腳踏自行車返回該工地，將上開贓物載運離去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洪正利於警詢時之證述(警卷第9頁至第11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利建璋於警詢及本院訊問時之證述(警卷第1頁至第4頁；審易卷第313頁)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截圖1份可佐（警卷第13頁至第23頁），且為被告所不否認，是此部分事實，已堪認定。㈡證人即告訴人洪正利於警詢時證稱：我113年10月23日上午7時50分許在本案工地要進行工事的時候，發現放在地上的電鑽3支、打磨機2支、延長線1條都不見了，我就覺得我所有的工具是被別人偷走了等語(警卷第9、10頁)，參以前述監視器影像截圖以及證人利建璋於警詢及本院之證述，已足認告訴人之證述為真實，惟告訴人之證述僅能證明本案贓物乃告訴人所有且原係置於本案工地內並遭竊取，尚不能用以直接證明被告有竊取本案贓物之犯嫌，被告是否涉犯本案竊盜犯嫌，仍需有其餘事證為證。㈢證人利建璋於警詢時證稱：本案贓物是我於113年10月22日下午10時44分至同年月23日上午2時12分許臨時起意進入本案工地內拿取，之後因為我沒有辦法載，才請被告來幫我載。我只是叫被告幫我載東西，我跟他說是朋友忘記收，要他幫忙我載而已，他不知道我是竊取來的，他不知情。我把工具賣掉之後全部所得是1,980元，都作為生活花用殆盡，沒有分贓給被告等語(警卷第2、3頁)，則依證人利建璋之證述，難認被告於受請求協助載運本案贓物時已可知悉該物乃竊盜所得之物。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會到本案工地是因為利建璋原本叫我開貨車過去載禮拜四工作要用的工具，但我的貨車壞掉，他就要我騎腳踏車幫他載工具。我不知道工具有哪些，因為東西都用塑料袋裝著，工具都給被告了，我也沒有分贓等語(警卷第5頁至第7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利建璋大半夜來找我要借貨車，我也很生氣，我當時睡在車上，但他說要去載明天去橋頭青埔工作要用的工具，利建璋說那個工具是他朋友的，我就跟著利建璋走，我路也不熟。他那位朋友是介紹工作給我們，叫我們擔任監工。我把東西載去鳳山鳳林運動公園，利建璋睡在那邊，東西載到那邊我就離開了等語(易字卷第262頁、第308頁至第311頁)，核與證人利建璋證稱其向被告稱工具乃友人所有且為隔日工作所需，請求被告協助載送等語相符，是被告於運載部分本案贓物時是否知悉本案贓物乃被告竊取所得，實非無疑。㈣又衡情行竊者應會於竊得物品後盡速攜帶贓物離開，如有多人共同行竊亦會相互接應將贓物或共犯在短時間內運離犯案地點，以避免停留時間越長，遭發覺或形跡敗露之風險越大。觀諸公訴意旨提出之監視器畫面截圖，可見證人利建璋於113年10月22日下午11時44分許騎乘腳踏車前往本案工地，並於同日下午11時45分許進入本案工地，再於約莫1小時後之同年月23日上午0時48分步出本案工地後騎乘腳踏車離開，復於相隔1小時後之同日上午2時8分與被告一同騎乘腳踏車返回本案工地，停留約2分鐘後兩人一起騎乘腳踏車離開，此有監視器畫面截圖1份可參（警卷第13頁至第23頁）。依前述截圖所呈現之時序，可知被告係於證人利建璋自本案工地取出本案贓物後1小時才前往本案工地運載贓物，足見被告於證人利建璋行竊時應不在本案工地附近，此情已堪認被告並未與證人利建璋在行竊前已有共同竊盜之犯意聯絡，故未於證人利建璋行竊時在本案工地附近待命接應。是被告於本案是否與證人利建璋有共同竊盜之意思而運載本案贓物，實有疑義。㈤從而，公訴意旨固認被告有涉犯本案竊盜犯嫌，然被告僅有客觀上與證人利建璋一同運載本案贓物之行為，至被告是否係基於與證人利建璋共同竊盜的犯意而為之，尚屬不能證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未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被告有涉犯起訴書所指之犯行，舉證尚有不足，自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揆諸前揭判決意旨，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靜怡提起公訴並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蔡培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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