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判決撤銷。董謹瑜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一、董謹瑜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組成詐欺集團（下稱本案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本案集團先推由不詳成員自民國112年3月某日起，分別以LINE通訊軟體暱稱「盧燕俐助教～蘇怡如」、「客服專員～陳」、「貨幣買賣-阿倫」向楊婕潾訛稱：投資股票可獲利，如無金融卡儲值現金，可購買虛擬貨幣云云，並誘使楊婕潾加入「盧院長操盤861」群組，致楊婕潾陷於錯誤，經「貨幣買賣-阿倫」引介與使用LINE通訊軟體暱稱「貨幣買賣-小童」之董謹瑜加為好友並聯繫後，雙方於112年4月22日14時29分許，前往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福海門市（下稱案發超商）見面，楊婕潾當場交付新臺幣（下同）10萬元予董謹瑜收受，董謹瑜則提供「數位商品交易免責聲明」文件1紙予楊婕潾填載收執後，即搭乘計程車離去，並將上開款項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上繳予本案集團不詳成員，以此方式掩飾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楊婕潾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壹、程序方面本判決作為認定被告董謹瑜犯罪事實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判程序時，檢察官同意有證據能力（上訴卷第56頁），而被告於審判期日經合法通知未到場表示爭執，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並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另審酌此等證據資料作成時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亦無其他依法應排除證據能力之情形，乃認以之作為證據要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得採為本件認定事實之依據。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經合法傳喚均未到庭，而其於原審審理時坦認起訴書所載出面取款之客觀事實，並願就此坦承一般洗錢罪及普通詐欺取財罪，惟矢口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辯稱始終僅有與一人聯繫等語（金訴卷第114、172頁）。經查：㈠本案集團成員自112年3月某日起，陸續以事實欄所載方式對告訴人楊婕潾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經「貨幣買賣-阿倫」引介與使用LINE通訊軟體暱稱「貨幣買賣-小童」之被告加為好友並聯繫後，雙方於事實欄所載時、地見面，告訴人即當場交付10萬元予被告收受，被告則提供「數位商品交易免責聲明」文件1紙予告訴人填載收執後搭乘計程車離去，並將上開款項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上繳予本案集團不詳成員等事實，業據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指證明確，並有案發超商監視器影像截圖、告訴人提供之對話截圖與數位商品交易免責聲明翻拍照片存卷可參，並經被告於原審審判程序時坦承在案，足認被告於原審所為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可堪採認。㈡本案詐欺取財行為應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⒈按現今詐欺集團利用電話、通訊軟體進行詐欺犯罪，並使用他人帳戶作為工具，供被害人匯入款項，及指派俗稱「車手」之人領款以取得犯罪所得，再行繳交上層詐欺集團成員，同時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藉此層層規避執法人員查緝之詐欺取財、洗錢犯罪模式，分工細膩，同時實行之詐欺、洗錢犯行均非僅一件，各成員均各有所司，係集多人之力之集體犯罪，非一人之力所能遂行，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參與上開犯罪者至少有蒐集人頭帳戶之人、提供人頭帳戶之人、實行詐騙行為之人、提領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提領款項之人（俗稱「收水人員」），扣除提供帳戶兼提領款項之車手外，尚有蒐集人頭帳戶之人、實行詐騙行為之人及「收水人員」，是以至少尚有3人與提供帳戶兼領款之車手共同犯罪（更遑論或有「取簿手」、實行詐術之1線、2線、3線人員、多層收水人員）。佐以現今數位科技及通訊軟體之技術發達，詐欺集團成員與被害人或提供帳戶者、提款車手既未實際見面，則相同之通訊軟體暱稱雖可能係由多人使用，或由一人使用不同之暱稱，甚或以AI技術由虛擬之人與對方進行視訊或通訊，但對於參與犯罪人數之計算，仍應依形式觀察，亦即若無反證，使用相同名稱者，固可認為係同一人，然若使用不同名稱者，則應認為係不同之人，始與一般社會大眾認知相符。再依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可知，於密集時間受害之人均不只一人，所蒐集之人頭帳戶及提款車手亦不僅只收受、領取一被害人之款項。倘認「一人分飾數角」，即蒐集人頭帳戶者亦係對被害人施用詐術之人及收水人員，則該人不免必須同時對被害人施詐，並於知悉被害人匯款情形之同時，通知車手臨櫃或至自動付款設備提領相應款項，再趕赴指定地點收取車手提領之款項，此不僅與詐欺集團普遍之運作模式不符，亦與經驗、論理法則相違。又參與詐欺犯罪之成員既對其所分擔之工作為詐欺、洗錢犯罪之一環有所認知，雖其僅就所擔任之工作負責，惟各成員對彼此之存在均有知悉為已足，不以須有認識或瞭解彼此為要，各成員仍應對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20號判決意旨參照）。⒉參與本案犯罪之行為人客觀上已達三人以上稽諸告訴人之指述情節（詳高市警苓分偵字00000000000號卷〈下稱警卷〉第47至52頁）可知，告訴人遭詐騙之過程中，先後透過LINE通訊軟體與暱稱「盧燕俐助教～蘇怡如」、「客服專員～陳」、「貨幣買賣-阿倫」等人交談，再由「貨幣買賣-阿倫」將使用暱稱「貨幣買賣-小童」之被告引介予告訴人，告訴人遂與被告相約見面。則揆諸前開說明，在無反證可認使用「盧燕俐助教～蘇怡如」、「客服專員～陳」、「貨幣買賣-阿倫」等不同名稱者係同一人之狀況下，應認為係不同之人，始與詐欺集團運作實態及一般社會大眾認知相符。況告訴人除當面向被告取得事實欄所示數位商品交易免責聲明之紙本文件外，尚有透過通訊軟體取得「保障契約書」電子檔，且經引介而加入之LINE通訊軟體群組「盧院長操盤861」內更曾高達42名成員（詳偵33396號卷〈下稱偵卷〉第
159、161至165頁），更徵本案犯罪分工細膩、計畫縝密周詳，而縱使前揭群組內之成員除暱稱「盧燕俐助教～蘇怡如」外，其餘均為與告訴人相同處境之詐欺被害人，本案不法份子更須數名行為人通力合作，方能支應不同被害人在不同時間之需求，憑此堪認客觀上參與本案犯罪之行為人確已達三人以上無訛。⒊被告主觀上知悉參與本案犯罪之行為人達三人以上⑴首先觀諸被告歷次詢（訊）問之答辯內容，被告初於警詢時供稱：本案係告訴人主動加我為LINE好友，向我表明要購買泰達幣，可能是我有臉書群組刊登販賣虛擬貨幣廣告及聯絡方式，但我不確定告訴人是不是看到廣告才加我好友，我沒有辦法提供我在臉書刊登的廣告，也無法提供手機供檢警檢視我交易虛擬貨幣的APP，因為我有換手機，且後來我沒有在使用虛擬貨幣，所以也沒有在用那個APP了，我也沒有辦法提供交易紀錄，因為我忘記我的帳號密碼，我取得的10萬元都拿去投資二手車買賣了，我會在社群軟體幫朋友、車商刊登二手車買賣廣告，如果有交易成功他們會包紅包給我等語（警卷第3至10頁）；於偵訊時則供稱：我有在從事虛擬貨幣買賣，目前無法提供相關交易紀錄，因為我的手機不見了，我面交款項給上游幣商後，上游幣商會把幣移轉給我，我再把幣移轉給買家，我的錢包裡通常會放折合臺幣30萬元的泰達幣，買幣的資金來源是我做中古車買賣賺的，向我買幣的客人是臺南一間車行不詳真實姓名的友人所介紹等語（偵卷第21至24頁）；嗣於原審第一次準備程序時辯稱：本案我拿到10萬元後，當場操作把虛擬貨幣轉到告訴人的錢包裡，我有向告訴人確認她確實有收到等語（審金訴卷第85頁）；其後被告與原審選任辯護人即出具刑事準備狀，載明被告對於檢察官起訴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罪名及犯行坦承不諱，且有意與告訴人商談和解等意旨（金訴卷第101至107頁）；然於原審第二次準備程序時，即由選任辯護人當庭陳明先前所遞書狀為誤載，被告無法承認三人以上，僅承認普通詐欺取財罪等語（同卷第114頁），此後直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止，被告僅坦認普通詐欺取財罪。則於本案司法程序前階段，因調查重點在於被告自陳係個人幣商一節是否屬實，詢（訊）問內容不免較未觸及其他共犯之存在可能性，而被告於原審審理期間改口承認普通詐欺取財罪，此後未再陳述更多犯案細節，倘僅因被告始終未正面針對參與本案犯罪之始末為具體說明，即可無庸被認定具「三人以上共同犯之」此加重要件，恐非事理之平。⑵而就被告在案發時身處之角色以觀，本案集團既係欲透過持續詐欺牟利，並避免輕易遭檢警查緝，斷無可能任令告訴人隨機找尋兌換虛擬貨幣之管道，蓋詐欺集團成員精心策畫詐欺犯罪計畫之目的，乃為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後交付款項，故詐欺集團為避免收受款項之人、管道、工具之不可靠性而無法順利領得款項，導致心血功虧一簣，必選擇較低風險，甚至是事前共同謀議犯罪之人合作負責，並佯裝為中立第三方之不同角色收取款項，除可確保款項收取，更可加深被害人之信任。則本案集團成員既已透過上述精密分工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並有機會令陷於錯誤之告訴人持續交付現款，必當會確保該款項可即時落入本案集團支配管領範圍，則倘非被告與本案集團存有相當信賴關係並具共同犯罪合意，本案集團實無甘冒費盡心思欲騙取之款項，隨時可能因交易過程中遭告訴人察覺有異（例如販售虛擬幣者與告訴人談及購幣細節時，發現告訴人購幣源由迥異，善意提醒告訴人可能受詐騙等突發狀況），致未能順利取得贓款之風險，率爾讓告訴人將現款交予本案集團無法充分掌控之對象，故告訴人之所以會選擇與被告進行虛擬貨幣交易，係受刻意引導、誘騙所致，是被告於偵查階段及審理初期一再表示自己有在從事虛擬貨幣買賣，而告訴人係隨機找上其之說詞，確係臨訟卸責之詞無訛，此適可充分解釋何以被告始終無法提供自身虛擬貨幣交易帳號、交易紀錄或展示APP內容予偵查機關檢視。則經本案集團擇定配合出面與告訴人互動之被告，其負責假冒幣商使告訴人相信確有取得相應價值泰達幣之任務，已實質分擔施用詐術之一環，復於向告訴人收取現款後上繳本案集團，使本案集團終能順利獲取犯罪所得，則其對於自身在整體犯罪情節之角色必已有清楚之認知，對於所參與之犯罪行為係多人共同為之一節，更無諉為不知之理。 ⑶再觀諸告訴人於偵訊時證稱：本案是「貨幣買賣-阿倫」叫我加入「貨幣買賣-小童」的LINE，並不是我自己去找「貨幣買賣-小童」，與被告見面時我感覺被告很緊張，因為案發超商在警局對面，後來我有問他為何要簽書面，他說是公司要求的等語（偵卷第75頁），亦指證被告係以公司一員之身分自居而出面取款，可徵被告於面對告訴人時，亦表述其係代表概念上包括三人以上之「公司」。而誠如前述，被告於原審審理前階段時，曾透過選任辯護人具狀表示坦承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則辯護人既具備法律及實務專業，倘非被告確實參與三名以上行為人之犯行，且經溝通討論後決意認罪請求法院酌情從輕處刑，當不致無端具狀向法院表述願自白加重詐欺取財罪，大幅提高被告入監服刑機率，憑此益見前開刑事準備狀所載自白內容，確係原審選任辯護人權衡被告之利害關係後，與被告合意採取之答辯方向無訛，要非事後改稱不慎誤載所能合理解釋。職是，告訴人前載指述確有補強證據而堪信實，則被告主觀上知悉參與本案犯罪之行為人達三人以上一節，自堪審認。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新舊法比較、論罪及刑之減輕事由㈠洗錢防制法之新舊法比較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雖將洗錢之定義範圍擴張。然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已該當修正前、後規定之洗錢行為，尚不生有利或不利之問題。又此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則移列於同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關於個案宣告刑範圍限制之科刑規範。 ⒊被告於本案被訴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業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000年0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原規定「犯前2條（含第14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4條（含第1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並變更條項為第23條第3項：「犯前4條（含第19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⒋經整體比較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數額、是否自白犯行、有無犯罪所得暨是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得否適用相關減刑規定而定其處斷刑範圍之結果，本案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適用最有利於被告之裁判時法，即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3條第3項之規定。 ㈡論罪⒈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罪；起訴書認一般洗錢罪部分係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節容有違誤，併予指明。被告與本案集團其他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⒉被告與共犯所實行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舉，雖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行為時間至為相近，部分合致並相互交錯，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若予以數罪併罰恐有過度評價之虞，應適度擴張一行為概念將之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從而其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㈢本案無刑之減輕事由之說明⒈刑事法上所謂自白，係指行為人對於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承認，且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其中犯罪事實之全部固無論矣，至何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仍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倘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之犯罪事實，顯然係為遮掩犯罪真相，圖謀獲判其他較輕罪名甚或希冀無罪，自難謂已為自白（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368號判決意旨參照）。⒉被告實行本案行為後，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雖新設第47條前段規定，且該條嗣於115年1月21日再次修正，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而被告本案所犯之罪，確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詐欺犯罪，然因被告於偵查階段否認犯行，於原審審理時則僅坦承普通詐欺取財罪，未針對其主觀上知悉本案犯行之行為人已達「三人以上」此主要構成要件事實為肯定之表示，即無從解為其已自白此部分犯行，自無前開規定減刑事由之適用。同理，因被告在偵查階段否認全部犯行，亦不符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23條第3項前段「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要件，即無在量刑時斟酌該項減刑事由之餘地，附此敘明。
三、上訴理由之論斷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本案除被告以外，尚有「蘇怡如」、「客服專員-陳」、「阿倫」等本案集團其他成員向告訴人施用詐術，客觀上本案集團人數已達三人以上；而被告於偵審供稱之教育程度及工作經驗，應可充分認識現今詐騙集團運作模式，尤以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坦承普通詐欺罪，顯然知悉係加入詐騙集團從事車手工作，自對於集團分工細密、具備三人以上之結構有所認識，參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20號判決意旨，被告主觀上確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故意無疑，應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故原審認僅成立普通詐欺取財罪，即有違誤；再者，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中均矢口否認犯行，迄至原審審判時始坦承部分犯行，犯後態度難謂良好，且耗費眾多司法資源，原審竟依一般洗錢罪而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5萬元，並對被告諭知緩刑，此顯與一般人民之法律感情及認知有違，亦無異鼓勵犯罪者心存於警偵程序中先否認犯行，再視訴訟進行程度或證據是否不利於己，決定是否坦承犯行之僥倖心態，難謂妥適等語。㈡原審判決就被告所犯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本案詐欺取財部分之行為人已達三人以上，且被告主觀上對於此節有所知悉一節，業經本判決析述如前，則原判決採納被告改口後之辯詞，認無足夠證據證明被告知悉本案犯行係三人以上共犯，乃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而改判普通詐欺取財罪，即有違誤；加以被告於原審言詞辯論時，並未就「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為認罪之表示，檢察官上訴後經本院二度合法傳喚，被告亦未到庭陳明答辯內容，則其否認加重詐欺取財罪之狀態並未改變，在此情況下，被告於原審縱有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遵期賠償之事實（詳後述），仍無由逕認其歷經此次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已能知所警惕，進而具備所宣告之刑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事。是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被告應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原審諭知緩刑並非妥適等語，即為有理由；加以原審於被告已賠付遠超出其犯罪所得之5萬元予告訴人之情況下，猶仍諭知沒收、追徵犯罪所得，同有未妥，此部分雖未據檢察官上訴指摘，然原決既有此部分可議之處，亦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四、刑之裁量㈠犯情事由（刑法第57條第1至3、7至9款）被告正值青年，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經濟收入，竟為貪圖不法利益，遂行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所為洵無足取；而針對其之犯罪動機、目的與同案由之其他案件相較並無特殊之處，爰未就此量刑因子作加重刑度之考量。次就犯罪手段、犯罪所生損害等節，則參酌告訴人遭侵害之財產數額為10萬元，雖非至鉅然亦非小額；又被告非本件犯罪計畫之核心角色，然因其之分工係擔任面交車手，對於取財行為之成敗具相當重要性，故其刑度自應較一般前往自動櫃員機提款之車手為高；此外，尚應考量本案被告行為之罪質尚包括經想像競合之輕罪即一般洗錢罪。㈡一般情狀之行為人屬性事由（刑法第57條第4、5、6、10款）被告於本件案發前並無經論罪科刑之刑事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為憑（上訴卷第25至26頁），堪認素行良好，此可作為從輕處刑之事由。又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學歷為高中畢業，從事水電工作，未婚無子女，月收入約4萬元等語（金訴卷第173頁）。再者，被告於偵查階段及原審第一次準備程序時全盤否認犯行，其後先透過辯護人遞狀表達願坦承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隨後準備程序又改稱僅坦承普通詐欺罪，已如前載，顯見被告有隨證據開示程度而更易辯解之傾向，故被告在原審審理期間雖有以5萬元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遵期履行完畢，經告訴人具狀表達請法院從輕量刑並諭知附條件緩刑之旨，有調解筆錄、刑事陳述狀、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電話紀錄查詢表，及被告陳報之匯款單據存卷可憑（金訴卷第129至130、181、211、215頁），尚見其彌補犯罪所生損害之努力，然就犯後態度之量刑因子以觀，仍難認其犯後態度良好，故於量定宣告刑時應與自始即坦承犯罪、且坦承全部構成要件事實者有所區隔。㈢是本院綜參前述刑法第57條所示行為人責任基礎之一切情狀，對被告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五、本案不予宣告緩刑之說明被告於本件案發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犯後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賠償完畢等節，固如前載，然被告於原審審理初期一改先前全盤否認之答辯方向，透過辯護人遞狀表達願坦承全部犯行，其後復改稱書狀係誤載，僅坦承普通詐欺取財罪，對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仍予否認在案，業如前載，可見被告於本案司法程序中始終抱持僥倖心態，尚難率認其歷經此次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已能知所警惕，本院乃認被告所宣告之刑並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事，遂不予宣告緩刑。
六、沒收部分㈠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應逕行適用。查告訴人本案交予被告之10萬元現金核屬洗錢之財物，且未據扣案，惟該款項業經被告上繳本案集團，無證據堪認被告仍具事實上處分權限，被告亦非實際取得上述洗錢標的之人，則綜參被告參與程度、所處角色地位、實際獲取犯罪所得數額（詳下述）、共犯間之刑罰公平性暨避免過度或重複沒收等節，如就此部分洗錢財物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將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俾符比例原則。㈡為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現行刑法就屬於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採義務沒收主義；且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避免國家與民爭利，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明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以發還條款作為利得沒收封鎖效果。而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應採廣義解釋，包括被害人因犯罪行為人之給付、清償、返還或其他各種依法實現與履行，使其因犯罪所受損害實際上已獲填補，犯罪利得沒收之規範目的已獲實現之情形。茲據被告於警詢時陳稱本案與告訴人見面交易獲利2,000元等語在案（警卷第9頁），此外復無其他事證足認被告因實行本案犯行獲有逾2,000元之犯罪所得，堪認其之犯罪所得即為2,000元，原應諭知沒收、追徵；然被告於原審審理期間已實際賠償告訴人5萬元一節，業經審認如前，可認被告之犯罪所得已透過賠償予告訴人之方式而不再保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即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七、末被告於審判程序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其之個人戶籍資料、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本院送達證書、法院前案案件異動表，及刑事報到單在卷為憑（上訴卷第41至43、
47、51至53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貽琮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法 官 李政庭法 官 陳薏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書記官 駱青樺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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