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險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張壽松（以下稱被告）明示僅對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詳本院卷第54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宣告刑，不及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並以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為基礎，審查原判決量刑合法妥適與否。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肝功能欠佳，已有4年多未飲酒，案發當日與他人聚會共飲約2、3罐啤酒，休息約4小時後，始由他人載送至花蓮市門諾醫院拿藥，並騎乘原停放在該處之微型電動二輪車欲返家，回程路上遭查獲，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斟酌伊目前身體、工作等狀況，從輕量刑等語。

三、刑之加重事由：㈠被告前於民國107年間，各因犯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罪，分經原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6月，並以107年度聲字第526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月確定，於109年1月7日執行完畢，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參（詳本院卷第25、26頁），起訴書已記載上開構成累犯之事由，並說明認應加重其刑之理由，檢察官於原審審理時亦具體舉證及主張（詳原審卷第44、45頁），被告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㈡本院審酌被告本案所犯與前案之犯罪型態、侵害法益及罪質相同，均屬醉態駕駛之公共危險案件，足認被告對刑罰感應力仍待加強，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本案復無罪刑不相當或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參諸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認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㈢依上開說明，原判決認被告本案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尚無違誤。

四、撤銷原判決量刑之理由：㈠按法院於量刑時應兼衡有利與不利行為人之各種情狀，而為決定；於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時，應體察法律規範之目的（應報功能、一般及特別預防功能等），並符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2點、第4點、第6點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57條已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列舉科刑時尤應注意之10款情狀，故法院量刑時，自應綜合考量一切量刑因子，不能偏執一端，且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是量刑時首應考量者，乃足以反映行為人責任輕重之「犯罪情狀（如犯罪之動機或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繼再斟酌與特別預防、一般預防等刑事政策有關之「一般情狀（如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亦即先以「犯罪情狀」所反映之行為人責任輕重，於法律所定處斷刑之範圍內，劃出一定之上下限幅度，於該上下限幅度內，繼而考量「一般情狀」反映出之特別預防、一般預防需求，以具體決定被告之刑種、刑度（刑量）、是否應處實刑抑或給予緩刑或易科罰金之機會，以及是否宣付保安處分等宣告刑，方屬適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112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法院於行使刑罰裁量之決定行為時，除應遵守憲法位階之平等原則，公約保障人權之原則，以及刑法所規定之責任原則，法理上所當然適用之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以及各種有關實現刑罰目的與刑事政策之規範外，更必須依據犯罪行為人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衡平，而為適當之裁量（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況刑罰裁量之目的，並非為反映法院對犯罪行為的主觀反應，而是為反映社會對犯罪行為之憎惡，現階段刑事政策，非祇在實現以往應報主義的觀念，尤重在教化之功能（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77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7302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刑罰目的與刑事政策雖屬量刑因子，然當不能以此為主要標準。㈡原判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漠視法令限制，輕忽酒後駕車之危險性，於體內尚存酒精成分，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9毫克之情況下，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上路，對自身及一般往來公眾造成高度危險；犯後雖坦承犯行，駕駛速度非快之微型電動二輪車，幸未造成他人傷亡，然除前述構成累犯者外，自98年至106年間，另有高達6次酒後駕車紀錄，顯見其未能因此記取教訓，兼衡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詳原審卷第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固非無見。㈢然查：

1.一般人體內酒精濃度愈高，對於注意及判斷能力之減損程度密切相關，公眾週知，被告為警查獲時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9毫克，是其本案犯行之危險程度，與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遠高於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示標準，而仍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者，似難比擬。

2.被告駕駛之動力交通工具，係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25公里以下，且車重不含電池在40公斤以下或車重含電池在60公斤以下之微型電動二輪車（現歸類為慢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6條第1款第3目參照），質量及動能顯然低於一般機車、自小客車或其他大型車輛，雖非無可能損及一般用路人生命、身體或財產，然對於造成損害之潛在危險性，尚與上述機車等動力交通工具，仍屬有別。

3.自被告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行駛於道路至為警查獲，僅有約11分鐘，行駛距離非長，其遭攔查之違規情事（即閃紅燈路口未停車再開，詳警卷第21頁）容非重大，其本案犯行危險性擴散範圍及持續時間均非甚鉅。

4.依前述本案構成累犯之前科，可知被告本案犯行距離執行完畢日，雖仍在5年以內，然已超過4年10月，相較於之前於一定時間內屢屢實施與本案同類型犯行（詳法院前案紀錄表），再犯頻率已大幅降低，足認被告所稱其已4年多未喝酒乙情，尚非毫無可信之處；佐以其自陳在家飲酒後有休息約4個小時，始由他人搭載至門諾醫院將微型電動二輪車騎回住處等情（詳偵卷第19頁、本院卷第57頁），應認其尚非全無警惕及自省，遵法意識應有提升。

5.再者，被告於109年1月7日執行完畢後，迄至本案前，並無其他犯罪紀錄，此觀法院前案紀錄表自明，參諸其於原審及本院所陳家庭、經濟及工作等生活狀況（詳原審卷第45頁、本院卷第57、58頁），可徵其品行非劣，非無更生改善可能。縱認除構成累犯該次犯行外，被告從98年至106年間，另有其他6次酒駕紀錄（詳本院卷第25至34頁），然此屬被告前案素行，為一般情狀因子，應於犯情因子（犯罪手段、態樣、所生損害等）所畫定之責任刑框架內，扮演調整刑量角色，依原判決所載量刑理由，似有紊亂犯情因子、一般情狀因子次序、地位疑義，及過度放大評價前案素行因子，非無量刑逸出責任刑框架之疑。

6.至於被告所指其肝功能異常之身體狀況（詳本院卷第9頁之診斷證明書）部分，難認被告因該疾病而實施本案，此項行為人屬性因子，核與本案犯行無關連性，且形成宣告刑時，本應綜合審酌犯情因子、一般情狀因子，若過度偏重該被告身體狀況之個別因子，恐有徒因行為人個人一己且與犯情無關事由，致生不同個案間量刑有無意義落差之不平等之虞，附此敘明。　㈣據此，本院認於審酌刑度時，各量刑因子相互交錯、影響，應為整體考量，尤以個案之犯罪情節（如醉態駕駛被告有無自白、造成危害程度、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呼氣酒精濃度若干等），因時空背景迥異，嚴重程度不同，本無所謂犯相同種類之罪，其嗣後所犯之刑度不能輕於前案之理；原判決漏未審酌被告本案行駛距離及時間所呈現其犯行危險程度非鉅，亦未細究本案與構成累犯之犯罪紀錄間隔時間，與其他各次類型相同犯行之高再犯頻率有別，法敵對意識應有相當程度之降低等量刑因子，量處之刑度稍欠妥適，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予撤銷改判。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綜合考量前述四、㈢1至6所示各情，兼衡被告本案犯行未造成實害、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其於原審所陳智識程度（詳原審卷第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徒刑易科罰金及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提起公訴，檢察官鄒茂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法　官 顏維助法　官 黃鴻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書記官　徐珮綾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