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重詐欺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原判決以本件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即被告王忻玥、被告陳岳霆部分之科刑判決，就王忻玥部分，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王忻玥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罪（尚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處有期徒刑3年2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0萬元，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改判諭知陳岳霆無罪。已詳述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憑以認定王忻玥犯罪事實、及就陳岳霆為無罪判決之理由。並就王忻玥否認犯行之供詞及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予以指駁及說明。

三、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並已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理由者，即不生判決違背法令之問題。原判決綜合王忻玥之部分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余柏凱、共同正犯郭禹成、黃家恩之證詞，「TDKU客服8008」、「風控解凍專員」、「沒回請直…優質幣商」之對話紀錄、手機截圖、USDT交易明細、王忻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交易明細，暨卷內其他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資為判斷王忻玥加入由黃家恩創立經營之通訊軟體LINE暱稱「沒回請直接撥打000000000優質幣商」幣商（下稱金剛幣商），王忻玥提供本案帳戶作為金剛幣商收取余柏凱受詐騙匯入款項，並依指示轉出，回流至詐欺集團上游，以虛擬貨幣匿名性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之犯罪事實。並說明金剛幣商由黃家恩創立經營，卻使用王忻玥提供之本案帳戶，再命王忻玥將本案帳戶內現金領出交易，與虛擬貨幣不利用實體貨幣之本質不合，徒增手續繁複及現金逸失之風險，嗣本案帳戶列為警示帳戶後，即改由現金面交方式向余柏凱收取詐欺款項，甚且指示余柏凱向銀行行員編撰為購車而領款之不實緣由，避免銀行介入過問等節，已類同於一般詐欺集團之犯罪手法。又王忻玥持用之金剛幣商工作機，經數位鑑識後，該工作機之LINE聯絡名單內有「TDKU客服8006」、及對余柏凱施用詐術之「林婉青」，可見施用詐術之「林婉青」與金剛幣商間有特定連結，參與金剛幣商之王忻玥對此關聯尚非毫無所悉。且金剛幣商為詐欺集團直接指定交易泰達幣之幣商，暱稱「TDKU客服8006」更傳送內容為「自己人，方便一些老頭不懂加你，直接推名片」之訊息至金剛幣商之工作機，因認金剛幣商同為詐欺集團分擔資金流工作，而與詐欺集團緊密合作，從事詐欺、洗錢之配合分工，以遂行犯罪目的，王忻玥知悉詐欺集團分工環節，而以提供本案帳戶予金剛幣商、領取詐欺款項轉交詐欺集團成員，使余柏凱誤信獲得虛擬貨幣，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已載敘明確。所為論斷說明，係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直接、間接證據，本於事實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推理作用，予以判斷而為認定，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王忻玥上開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罪事證既明，縱使除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加密貨幣分析報告（下稱加密貨幣分析報告）及製作人徐祥祐所證非屬具公示性、例行性之虛擬貨幣交易紀錄，而係關於虛擬貨幣來源、流向之判斷意見部分，於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王忻玥上訴意旨主張加密貨幣分析報告非僅有代碼、數據之區塊鍵資料，而係透過具備專業知識之人所為書面陳述，且為針對具體個案所製作，該分析報告製作人徐祥祐兼具證人及鑑定人身分，原審未命其以鑑定人身分具結、陳述，已與證據法則有違；又金剛幣商為進行交易需要，因本案帳戶遭警示凍結而改由面交收款，且為使客戶順利提取現金，方以購車為由領款，復因金剛幣商聯絡方式公開，任何人皆可任意加入，「林婉青」或其他人員出現在金剛幣商聯繫名單中，均合於常理，本件未見金剛幣商與「林婉青」有何聯繫或往來，難謂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可言，指摘原判決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理由不備或矛盾等語，係就原判決已說明及於判決無影響之事項，依憑己見而為指摘，並非適法上訴第三審理由。另王忻玥參與金剛幣商所屬三人以上實施詐欺為手段之結構性組織，其首次犯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於民國114年8月29日以111年度金訴字第734、771、1116號、112年度金訴字第491、717號判決附表一編號6部分，予以論處，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於115年3月11日以114年度金上訴字第2593、2594、2595、2596、2597號判決駁回上訴，原判決未就王忻玥參與犯罪組織部分，重複論罪，於法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漏論王忻玥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而有違法，亦非合法上訴第三審理由。

四、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裁量之職權，如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而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原判決已以王忻玥之責任為基礎，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包括王忻玥部分參與及分工角色、造成余柏凱所受財產損害，及所涉洗錢犯行之金額非微等情狀），而為量刑。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況量刑係法院就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故其判斷當否，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即不得僅摭拾量刑其中片段，執以指摘原判決違法。檢察官上訴意旨以王忻玥惡性重大，於詐欺集團扮演關鍵角色，負責帳戶提供、金流串接與聯繫，余柏凱因此損失金額達421萬餘元，原審僅量處有期徒刑3年2月，併科罰金10萬元，顯然過輕，有違公平原則等語。無非係對原審量刑裁量之職權行使，依憑己見而為指摘，同非合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五、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之職權；如其判斷並未悖於經驗或論理法則，且已敘明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刑法關於共同正犯之成立，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屬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如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就其合同行為，不論所參與是否為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均應論以共同正犯，令其對於犯意聯絡範圍內之全部行為負共同責任。而共謀共同正犯，因其並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實行行為，僅係以其參與犯罪之謀議為其犯罪構成要件之要素，故須以積極之證據證明其參與犯罪之謀議及為如何犯罪範圍之謀議。原判決綜合調查證據所得及全案辯論意旨，已說明依卷內證據資料，關於詐騙余柏凱及洗錢部分，陳岳霆與王忻玥、郭禹成如何為犯意聯絡，尚有疑義。又陳岳霆固曾提供帳戶作為金剛幣商收款之用，惟余柏凱未曾將受騙款項匯入陳岳霆提供金融帳戶內，陳岳霆亦非與余柏凱面交收款之人，縱陳岳霆因參與金剛幣商而經另案判決有罪，然與本件被害人不同，無從執此作為認定陳岳霆就本件犯行與王忻玥等人有犯意聯絡或共謀犯罪之論據。復本於證據取捨職權之行使，對於余柏凱所證面交取款之人是否包含陳岳霆等前後歧異之說詞，何以採取有利於陳岳霆之部分，已詳加指駁。因認本件檢察官所舉證據及現存卷證資料，尚不足以使法院獲得陳岳霆有參與金剛幣商為本件加重詐欺與洗錢犯行之有罪心證，復查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陳岳霆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陳岳霆無罪，已詳敘其取捨證據及論斷之理由，核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違。檢察官上訴意旨仍以陳岳霆與王忻玥、黃家恩等人屬同一詐欺集團，余柏凱於原審審判時依身分證照片指認陳岳霆為面交收取現金之人，故陳岳霆應為本件共犯，原判決未全面觀察本案與另案均屬精密分工之組織犯罪型態，遽為陳岳霆無罪之諭知，有違論理法則、經驗法則等語。無非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以自己之說詞而為指摘，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六、綜合前旨及檢察官、王忻玥其他上訴意旨，無非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依憑己見為相異評價，重為事實之爭執，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判斷證據證明力與量刑之職權行使，以自己說詞而指為違法，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檢察官及王忻玥上訴違背法律之程式，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法　官 楊智勝法　官 林怡秀法　官 楊皓清法　官 高玉舜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 魏至言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