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重詐欺等罪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李承翰有如其事實欄所載，與行為時為少年之甲○○（民國93年9月生，名字詳卷）、周宥廷（檢察官另案偵辦）、陳子紳（由原審法院另行判決）對呂盈穎（業經第一審法院判刑確定）進行管控，使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得以利用呂盈穎自願提供之銀行帳戶，以其附表一編號6至11所示方式詐騙各告訴人及被害人等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就此部分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上共同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共6罪刑（均兼論修正後一般洗錢罪）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憑據及理由。

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㈠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本件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其最重本刑係5年有期徒刑，此已實質影響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入新舊法比較之列，經綜合比較結果，應認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較為有利。原判決就一般洗錢罪部分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與本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經徵詢程序所採之一致見解不同，自屬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㈡原判決事實欄雖認定伊與甲○○、周宥廷、陳子紳等4人共同基於加重詐欺、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而為本件犯行，其理由亦說明只有伊與上開3人彼此間成立共同正犯，並未認定伊與甲○○等4人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然伊等4人所為單純監控行為並非詐欺或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何來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原判決未予釐清並說明，有判決理由矛盾、不備及適用法則錯誤之違法。㈢本件相關證據，至多僅能證明伊與甲○○等人有在飯店看顧呂盈穎之客觀事實，並無參與詐欺犯罪之任何連結，縱甲○○、周宥廷、陳子紳與詐欺集團有犯意聯絡，依嚴格證據主義，亦無從證明伊亦有加重詐欺、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原判決以「車主」、「車」等詞彙與詐欺相關為眾所週知為由，認定伊有不確定故意，但並未說明何以為此認定，亦未使伊對於該等事實何以必然為全體國民週知一事表示意見，顯侵害伊之訴訟權益，其訴訟程序自屬違法。又呂盈穎提供其銀行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僅成立詐欺取財及洗錢罪之幫助犯，伊陪伴幫助犯之行為，為何能轉化成立共同正犯？伊與甲○○等人只是陪伴呂盈穎，並未受詐欺集團之託，故至多僅成立幫助幫助犯，與詐欺犯罪毫無關連。原判決自創依犯罪情節輕重作為區分標準，顯然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

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並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如其事實欄所示犯行，係依憑上訴人不爭執其與陳子紳、甲○○在飯店看管呂盈穎，及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呂盈穎之銀行帳戶，並以其附表一編號6至11所示之方式，詐欺各該編號之告訴人及被害人，使其等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呂盈穎帳戶內，詐欺集團成員再轉匯至不詳帳戶或提領一空等不利於己之陳述，核與證人即其附表一編號6至11所示之告訴人與被害人、證人陳子紳、呂盈穎、周宥廷、甲○○之證述均相符，佐以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GOOGLE街景圖、通訊軟體微信叫車紀錄、備忘錄記載公費款項、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等證據資料，並說明上訴人與陳子紳、甲○○均認識，卻特別為此取綽號，顯然知悉不能使用真名，其等目的明顯是為避免遭查獲時為檢警鎖定其等真實身分或遭監控之車主供出真實姓名，考量近年詐欺集團之話術、犯罪手段、分工越發精良，新聞媒體及警政宣導均廣為流傳，早已為公眾週知，而「車主」、「車」、「車手」等詞彙，為詐欺犯罪中關於人頭帳戶提供者、人頭帳戶、領取人頭帳戶款項者之常用代稱，亦經廣為宣傳，由上訴人與甲○○在對話中多次提及「車主」，並負責看管車主，陳子紳亦證述伊與上訴人、甲○○一起作陪人的工作，車主就是指呂盈穎那些人等語，益徵上訴人與陳子紳、甲○○間有犯意聯絡，且對於其等行為極可能涉及詐欺、洗錢犯罪毫不在意，應有加重詐欺、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此外，復就上訴人所為相關辯解，敘明不採信之理由略以：上訴人與陳子紳、甲○○具相當之情誼，彼此間互相信任，甲○○方會找上訴人一起犯案，而陳子紳、甲○○均自承對本案具不確定故意，上訴人既與其等互通聲息，當同有不確定故意，且已預見與詐欺集團成員有共同犯罪之可能；又上訴人既非實際向被害人等施用詐術或取款、收水之人，則其手機內縱無與施用詐術、取款相關之對話內容，亦無解其本案之罪責等旨綦詳。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且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論斷，自非法所不許。且原判決關於其敘及公眾週知事項之說明，亦與我國現況相符，而該情狀業於起訴書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欄、第一審判決之理由中均加以記載（見起訴書第5頁、第一審判決第7頁），辯護人於原審亦已對此加以爭執並表示意見（見原審卷一第29至31、187至189頁），難謂有上訴意旨㈢所指之訴訟程序違法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至上訴意旨㈡雖指摘原判決事實欄僅記載上訴人僅與甲○○、周宥廷、陳子紳有加重詐欺、洗錢之犯意聯絡，然其等均未為任何加重詐欺、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是其認定所持理由與事實之記載相互矛盾云云，惟原判決關於上訴人之共犯範圍，除陳子紳、周宥廷及甲○○外，尚及於本件利用呂盈穎銀行帳戶實行犯罪之詐欺集團成員，此由原判決理由中一再敘及上訴人「已預見與詐欺集團成員有共同犯罪之可能，仍執意負責在飯店看管人頭帳戶提供者」（見原判決第6頁第11至12行）、「與陳子紳、周宥廷、少年甲○○等『不詳之人』，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見原判決第7頁第19至21行）等節，即可得知。原判決於事實欄僅記載上訴人與甲○○、周宥廷、陳子紳等人共同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雖未盡周延，然其既於理由中詳予說明何以認定上訴人具有加重詐欺、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且依其等之分工，上訴人縱未為向告訴人或被害人施用詐術、取款、收水等行為，仍負責看管呂盈穎確保其不能離開飯店、對外聯繫，屬於遂行詐欺犯罪整體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而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自不影響本件犯罪事實之認定與判決本旨。上訴意旨㈡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本件上訴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修正後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為同年11月30日外，其餘條文於同年8月2日生效。其中關於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之情況下，修正前、後之規定不同，且修正後刪除修正前第14條第3項規定。然修正前第14條第3項之科刑限制規定，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已實質影響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此係本院依刑事大法庭程序徵詢一致，據以作成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所為之法律見解。原判決敘明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相較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適用行為後最有利於上訴人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核無不當。上訴意旨㈠主張本件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其最重本刑係5年有期徒刑，並執與本件情況不相同之本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法律見解支持其主張云云，顯然無視於原判決就上訴人構成加重詐欺罪，故本件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之最重本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認定。其依憑己意，持以與本件論罪基礎並非相同之上揭本院判決相比擬而為指摘，並非合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五、綜上，上訴人上訴意旨所云，無非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確論述說明之事項，徒憑己見，對原審取捨證據之結果持相異評價，而對事實再事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3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法　官 林靜芬法　官 蔡憲德法　官 陳松檀法　官 林柏泓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 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