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名譽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王心怡（以下稱被告）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詳本院卷第100、102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含是否宣告緩刑），不及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

二、上訴意旨略以：本案因疫情期間參與政府安心即時上工計畫，過程中與告訴人楊文婷間有所齟齬，被告犯後已知錯，請就量刑再予斟酌，並諭知緩刑等語。

三、原判決量刑並無不當，駁回上訴之理由：㈠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指為違法。又審酌行為人犯罪後態度，宜考量是否悔悟；審酌悔悟態度，則宜考量行為人是否自白、自白之時間點，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15點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對其犯行坦承不諱，除可依自首、刑法分則或特別刑法之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外，因被告坦承犯行，有助於節省偵審機關人力、物力、時間上無謂之勞費，並表現出被告悛悔反省之犯後態度，固得依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作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然刑法第57條已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列舉科刑時尤應注意之10款情狀，故法院量刑時，自應綜合考量一切量刑因子，不能偏執一端，且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是量刑時首應考量者，乃足以反映行為人責任輕重之「犯罪情狀（如犯罪之動機或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繼再斟酌與特別預防、一般預防等刑事政策有關之「一般情狀（如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亦即先以「犯罪情狀」所反映之行為人責任輕重，於法律所定處斷刑之範圍內，劃出一定之上下限幅度，於該上下限幅度內，繼而考量「一般情狀」反映出之特別預防、一般預防需求，以具體決定被告之刑種、刑度（刑量）、是否應處實刑抑或給予緩刑或易科罰金之機會，以及是否宣付保安處分等宣告刑，方屬適當。故被告自白犯罪反映出之犯後態度，雖屬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但量刑時仍應以行為人之責任輕重為前提，再於責任輕重所劃定之幅度內，以前述被告自白作為減輕因子，方可謂罪責相當。至於國外立法例中，固不乏依被告「認罪自白時期」而為不同比例減刑之立法例，亦僅肯認被告早期自白可以減輕至多3分之1刑度，並無大幅減刑至無視其責任輕重之程度，其理亦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112號判決意旨參照）。㈡經查：

1.原判決於量刑時，已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節、手段、對告訴人造成之損害，及被告之素行、自陳之家庭經濟狀況、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等，即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綜合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定之犯罪情狀及行為人屬性（即一般情狀）因子，在罪責原則下，於法定刑度範圍內行使其裁量權，並無違反比例、公平及罪刑相當等原則。

2.被告雖終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惟如輕易以被告於二審審理時有自白犯行為由，未一併審酌其他量刑因子，即減輕其刑，恐易使被告輕視一審，並視一審判決結果擇定抗辯方向，更有過度放大犯後態度該一般情狀因子之虞，且被告遲至二審審理階段，始自白犯行，下修調降宣告刑之作用力已較為有限，又被告迄未與告訴人達成調（和）解，得到告訴人宥恕，應難認違法性、有責性業已降低，及被害感情業已緩和。佐以，原審於「刑種」選擇上，已挑選較為輕微之罰金（財產刑）刑種，量刑難認有脫逸責任刑框架。準此，於原審量刑基礎尚難認有變化鬆動前提下，被告上訴請求減輕其刑，應難認為有理由。㈢綜上，原判決量刑既無違誤，尚難僅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減輕其刑，被告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併宣告緩刑之理由：㈠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的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的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的問題。依現代刑法的觀念，在刑罰制裁的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的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的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的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的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的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的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的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的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的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的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的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的可能性或執行的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的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的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參照），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5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是否宣告緩刑，亦即行為人有無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乃法院得依個案情節自由裁量之事項，至被告素行如何，有無犯罪前科、犯罪所生危害是否重大、犯後態度是否良好暨是否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調）解等情狀，則屬量刑審酌之範圍，雖非不可兼採為宣告緩刑之審酌資料，但與是否宣告緩刑並無絕對關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649號判決意旨參照）。㈡經查：

1.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按（詳本院卷第41頁），且經原判決宣告罰金新臺幣6,000元，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情形。

2.本院考量被告本案係初犯，雖未與告訴人和（調）解或得告訴人之宥恕，然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態度容可，其本案言論雖屬過當，惟其係因參與安心即時上工計畫過程中與告訴人間有所齟齬所致，核屬偶發犯罪，應仍具有改過遷善之可能性，是本院衡酌被告犯罪情節、犯後態度等相關情狀因子，並參考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第2點第1項第1款（初犯）、第5款（自白犯罪，態度誠懇）規定，認被告經此程序，當知警惕而信無再犯之虞，原判決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兼以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亦認本案宜予緩刑（詳本院卷第102頁），爰併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崔紀鎮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法　官 顏維助法　官 黃鴻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書記官　徐珮綾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