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交易法

事　實

一、林則奘為揚塵綜合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袁梅珍為林則奘配偶；茂德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茂德公司）負責人張高祥與林則奘及林文淵為多年朋友。緣張高祥有意收購美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The Carlyle Group（下稱凱雷集團）如附表B所示法人持有約62.41％之東森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森電視公司）股權（下稱東森電視股權），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NCC）於民國106年5月31日否決有關台灣數位光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數科公司）與凱雷集團間之東森電視股權收購案後，張高祥委請林文淵向凱雷集團及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發行股票且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核准上市集中買賣股票，股票代號2614，下稱東森國際公司，持有約21.32％東森電視公司股份）探詢出售東森電視股權之意願，並委由林則奘協助處理東森電視股權交易案（下稱本件股權交易案）之相關法律事項。茂德公司分別於106年9月13日與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15日及20日與凱雷集團、東森國際公司會面（參與人詳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商討東森電視股權交易相關事宜。惟茂德公司之出價與凱雷集團、東森國際公司擬出售價格差距過遠，三方於106年9月20日談判破局，然東森國際公司仍於106年9月21日召開第16屆第5次董事會作成決議，並於同日晚上6時21分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東森國際公司擬與美商凱雷集團共同處分東森電視股權案等資訊之公告。

二、茂德公司及凱雷集團於附表一編號3所示106年9月20日會議中，就東森電視股權交易以該公司「EBITDA」（即EarningsBefore Interest, Taxe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指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利潤，下稱「EBITDA」）之12倍計算企業價值雖有所共識，惟就東森電視公司之「EBITDA」數值為何尚有重大分歧，而無法達成協議。林則奘再受張高祥所託，於106年9月26日與凱雷集團負責辦理本件股權交易案之律師Jeanette Chan（加拿大籍人士，中文姓名為陳劍音，下稱陳劍音）商討；陳劍音律師於翌日向林則奘表示本件東森電視股權交易案需將凱雷集團與王令麟（實際掌控包含東森國際公司所持有之東森電視公司股權）持有部分併同處分作為交易條件，隨後二人持續溝通，並商討於106年10月10日前再約定凱雷集團及茂德公司於106年10月16日後再啟談判（詳附表三之一所示通訊軟體LINE對話）。繼而，凱雷集團及茂德公司於附表一編號4所示106年10月20日再行會面磋商，林則奘並於附表三之二所示時間傳送附表三之二所示訊息予凱雷集團前董事暨總經理Long ShangYing（香港地區人士，中文姓名為殷尚龍，下稱殷尚龍），告知張高祥願意提高價格之情事，茂德公司及凱雷集團就東森電視股權價格逐漸趨於一致；於確認凱雷集團擬出售所持有東森電視股權價格及條件後，張高祥即委請林文淵與王令麟再行溝通確認其經由東森國際公司等股東所實際掌控之東森電視股權是否以相同價格併同出售予茂德公司等事宜，並經王令麟首肯。嗣茂德公司與東森國際公司人員於106年11月2日談定東森電視股權交易之契約內容，東森國際公司乃於同日召開第1屆第2次臨時審計委員會及第16屆第2次臨時董事會通過處分東森電視股權案，並於106年11月2日晚上6時30分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附表二編號2所示「公告本公司擬處分東森電視公司股權案」（交易相對人：茂德公司）之重大訊息，而予公開。茂德公司於106年11年3月分別與凱雷集團、東森國際公司及其他東森電視公司股東簽訂股東協議或股權買賣契約，由茂德公司收購上開東森電視股權。

三、林則奘因於106年9月20日陪同張高祥與凱雷集團及東森國 際公司談判時，已知悉雙方討論東森電視股權價格之基準為該公司「EBITDA」之12倍，並獲悉凱雷集團預定之交易價格區間，且其自身於106年9月26日亦自凱雷集團方之談判律師陳劍音得悉該集團擬與東森國際公司等其他股東同步出售東森電視股權之交易架構，雙方持續商討於106年10月10日前即約定於106年10月20日重行會面再行磋商交易條件。於此階段，對一般理性投資人而言，縱茂德公司與凱雷集團及東森國際公司尚未就買賣條件等細節進行終局談判磋商，但已足以合理期待「東森國際公司與凱雷集團擬將共同出售東森電視公司持股予茂德公司」，且無重大變故下，會持續發展到最終實現，又此期待並非毫無事實基礎之單純臆測，一般理性投資人於此時會期待能與對此事實知之甚詳之林則奘平等共享此資訊，並將之作為自己投資決策資料之公平機會，是「東森國際公司與凱雷集團擬將共同出售東森電視公司持股予茂德公司」之消息，為重大影響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以下或稱本案重大消息）。又關於本案重大消息，至遲於106年10月10日發展至此階段時，即足以對一般理性投資人之決策判斷產生重要影響，而臻具體明確。

四、林則奘因基於職業關係而實際知悉本案重大消息至遲於106年10月10日之發展階段臻至明確，而將此一消息告知予配偶袁梅珍，其等明知在該消息未公開或於106年11月3日12時30分前（即上述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11月2日晚上6時30分在證交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後18小時內；本案禁止內線交易期間為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1月3日12時30分），不得買賣東森國際公司股票。詎林則奘仍與獲悉此消息之袁梅珍共同基於內線交易之犯意聯絡，由袁梅珍於附表四之一所示本案禁止內線交易期間，使用其開設於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證券）萬華分公司帳號00000號證券帳戶（投資人帳號0000-000000-0號，下稱袁梅珍元大證券帳戶）買進如附表四之一所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而以公開消息後10日內之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均價計算，林則奘、袁梅珍（下稱林則奘等2人）因此獲利共計新臺幣（下同）54萬270元。

理　由

甲、審理範圍：本案檢察官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林則奘及袁梅珍不另為無罪部分及被告宋佩蓉、王幸子、李藍玉、謝長仲（上4人，下稱宋佩蓉等4人）無罪部分，均提起上訴；被告林則奘及袁梅珍則就原審判決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為原判決全部。　乙、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檢察官、被告林則奘等2人及其等辯護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下列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一第452至462頁、卷二第230至252頁），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取得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等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有證據能力。至於非供述證據部分，並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自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林則奘及袁梅珍均坦承不諱（本院卷一第451頁、卷二第256頁），並有如附表六編號1所示供述證據及其他證據可佐。足見林則奘等2人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二)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實收資本額為6億9,598萬7,361元，106年第三季合併營收為100億9,880萬9,000元，虧損1億831萬4,000元，每股淨損0.20元等情，有東森國際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網站資料、106年第三季財務報告等件為證（107他4198卷五第57至61頁），而東森國際公司於本件股權交易案交易價款約為37億7,800萬元，可實現處分投資利益約為30億6,400萬元，亦有106年11月2日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消息附卷可徵（107他4198卷五第83至84頁）。因東森國際公司於本件股權交易案交易金額高於實收資本額之50％，且對損益具有實質改善效果，對於東森國際公司而言，自屬處分重大資產，符合「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5項及第6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第2條第16款規定公司取得或處分重大資產者，為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5項所稱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是「東森國際公司與凱雷集團擬將共同出售東森電視公司持股予茂德公司」乙節，屬重大影響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三)本案重大影響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至遲於106年10月10日已臻具體明確：

1、按重大消息於達到最後依法應公開或適合公開階段前，往往必須經歷一連串的處理程序或時間上之發展，而後，該消息所涵蓋的內容或所指涉的事件，才會終於成為事實，而其發展及經過情形，每因具體個案不同而異。故於有多種時點存在時，認定重大消息成立（明確）之時點，自應參酌上揭基準，綜合相關事件的發生經過及其結果，為客觀上之整體觀察，以判斷究竟哪一個時間點，「已達足以重大影響理性投資人的投資判斷」（例如：對於重大影響股價消息的內涵，於一定期間，具有相當〈高度〉地發生可能性），視為該「消息」是否已然達到明確、重大的時點。更具體而言，在公開收購或合併的情形，當併購協商進行到某一階段，倘一般理性投資人知悉此項消息，已足以重大影響其投資的判斷，即已該當於「消息明確」要件，而無待於「（確定）併購」，或消息所指涉的事件，「必然成為事實」的時點，始認為「消息明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消息明確時」之判斷重點並非專注於消息是否必然會成真或具有高度成真可能性，更非固著於某一特定行為或時點，而應站在一般理性投資人之立場，以「消息依其發展程度，一旦公開，是否足以對理性投資人之判斷決策產生重要影響」為準。

2、證人即凱雷集團董事暨總經理Gregory Michael Zeluck（香港地區人士，中文姓名為唐子明，下稱唐子明）於偵查中提出如附表五所示凱雷集團製作之東森電視股權交易時序表（107他4198卷三第431至432頁）內容，可見張高祥於105年9月15日與凱雷集團簽訂洽商收購該集團所持有東森電視股權乙事之保密協議，惟凱雷集團於105年10月14日與台數科公司簽訂股權出售協議，後因NCC於106年5月31日否決上開交易案，張高祥乃再向凱雷集團探詢出售意願，於106年8月8日再與凱雷集團簽訂保密協議。於106年9月上旬，以凱雷集團相關談判人員之認知，該集團與東森國際公司暨王令麟等人就是否共同處分東森電視股權乙事，尚無具體共識，且於106年9月20日談判前，茂德公司與凱雷集團就東森電視股權估值之計算倍數仍未確定：而於106年9月20日會議過程中，就東森電視股權交易以該公司「EBITDA」之12倍計算企業價值雖有所共識，惟就東森電視公司之「EBITDA」數值為何尚有重大分歧，而無法達成協議。

3、再由林則奘與陳劍音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即附表三之一）所示，林則奘與陳劍音於106年9月14日至17日多次確認「EBITDA」計算方式，其後雙方於106年9月26日再行聯繫，陳劍音於翌日向林則奘表示（中譯）：凱雷集團可以在沒有王令麟的情況下與張高祥會面，但如果王令麟不配合，凱雷集團將不會出售，張高祥必須準備好收購凱雷集團和王令麟的全部持股。如果凱雷集團同意這個價格，我們相信王令麟也會同意相同的價格等語之交易條件。其後雙方於106年9月28日至106年10月初持續敲定會面時間等情，有上開LINE對話紀錄附卷為據（原審卷二第91至94頁）。可見凱雷集團律師陳劍音於106年9月27日向林則奘表示，凱雷集團將與王令麟所實質掌控之東森國際公司併同處分東森電視公司之交易規劃。至此茂德公司方談判人員知悉倘若能與凱雷集團談定之交易條件，東森國際公司有可能以同一條件併同出售所持東森電視股權。

4、茂德公司方已知悉上開交易結構及價格資訊，且凱雷集團與東森國際公司之合作架構已大致成形，繼由林則奘與凱雷集團方談判人員至遲於106年10月10日（即附表五所示10月上旬），雙方約定將對本案股權收購案續為談判。就此，對一般理性投資人而言，在此時點，縱然茂德公司、凱雷集團及東森國際公司就相關股份處分條件等細節尚未進行正式談判磋商，後續亦有諸多變數關卡可能會影響併購案之最終實現，然因雙方已展現積極推動交易之具體行為，使本次交易之成功可能性實質升高。

5、再者，觀諸相關媒體報導，於106年9月22日尚有凱雷集團及東森國際公司原擬出售東森電視股權予茂德公司之交易，因雙方出現重大歧見而無法達成共識之新聞見報（107他4198卷五第79頁），惟茂德公司與凱雷集團間之交易談判並未中止，仍持續推進。是以，一般理性投資人將期待能與對此交易進程知之甚詳之林則奘等內部人，平等分享相關資訊，作為投資決策之依據，也會期待假如談判雙方不願過早將此事實公開，渠等也不應事先交易東森國際公司之股票牟取私利。

6、綜上所述，於106年9月20日談判時，茂德公司知悉交易價格範圍及凱雷集團可接受之估值，且東森國際公司於翌日經董事會決議與凱雷集團共同處分股權，而凱雷集團方亦同意此合作架構。而林則奘所代表之茂德公司與凱雷集團方人員至遲於106年10月10日約定106年10月20日將續為談判，就此已展現出明確之磋商意願與持續推動交易之共識，此時交易雖尚在發展階段尚未終局確定，惟整體交易成功之可能性已明顯提高，對一般理性投資人而言，此等發展中事實，已足以影響其投資判斷與決策。是本案重大影響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至遲於106年10月10日已臻具體明確。(四)林則奘與消息受領人即袁梅珍間，具有內線交易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成立共同正犯，說明如下：

1、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且其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意旨參照）。又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款至第4款所列之消息傳遞人，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消息後，將該消息傳遞予同項第5款之消息受領人，無論係消息傳遞人或消息受領人，均以對該公司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有買入或賣出之行為，為成罪之要件。準此，上開消息傳遞人倘無此買入或賣出之行為，其縱係明知不得傳遞而故意傳遞該重大消息予消息受領人，除與該消息受領人有共同正犯或教唆、幫助等共犯關係，而得就消息受領人所為違反此條項規定之買賣犯行，論以共同正犯或教唆、幫助犯外，尚不能認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規定之行為（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438號判決意旨參照）。

2、本案重大消息之公開時點，係東森國際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消息之「106年11月2日晚上6時30分」，是限制交易時點係至「106年11月3日12時30分」止，則本案禁止交易期間為106年10月10日至同年11月3日12時30分。次查，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11月2日晚間發布出售東森電視股權之重大訊息後，翌日袁梅珍以LINE傳送東森國際公司股價截圖畫面予林則奘並表示「打開了」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567頁），可知袁梅珍對東森國際公司股價漲幅有所預期，並將漲價結果旋即回報林則奘；又參酌林則奘於參與本件股權交易案期間，其與袁梅珍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亦可認其等就袁梅珍購入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乙事，彼此知悉並隨時交流相關資訊（107他4198卷二第557至569頁）；另審酌林則奘於106年11月6日、17日及20日書寫之日記內容一再表示因股價不如預期而心煩意亂等情，核與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11月4日後股價未有起色之趨勢相符（107他4198卷五第95頁），益徵林則奘對於東森國際公司股價漲跌狀況均有持續關注，並因股價不如預期而影響情緒；再紬繹袁梅珍本案之交易時點與重大消息發生時間高度吻合，應可確信袁梅珍之交易行為係基於林則奘所提供之消息而為等情。準此，林則奘為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3款基於職業獲悉本案重大消息之人，其將本案重大消息傳遞予配偶袁梅珍，是於本案情形，林則奘為消息傳遞人，袁梅珍則為同法第5款之消息受領人。而林則奘本身未就東森國際公司股票進行買賣，亦無證據顯示其係以他人即袁梅珍之名義遂行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之買賣，依上開說明，尚難認其將上開消息傳遞予袁梅珍之舉動，即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然仍應就消息受領人即袁梅珍於獲悉本案重大消息後，在上開禁止內線交易期間，使用其元大證券帳戶，買入如附表四之一所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之行為（即違反同條項第5款之規定），對林則奘論以共同正犯。是林則奘與袁梅珍間具有共同內線交易之犯意聯絡，應就所為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5款內線交易行為之全部行為負責。(五)林則奘等2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1、按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內線交易罪所稱「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指犯罪「獲取之財物」與「獲取之財產上利益」之總和，其中「獲取財物」之部分，為行為人實際買入（或賣出）再行賣出（或買入）之價差而已實現之利得；而「獲取財產上利益」部分，即為行為人未實現之利得。「獲取之財物」與「獲取之財產上利益」之計算方法，應視行為人已實現或未實現利得而定。前者，以前後交易股價之差額乘以股數計算之（即「實際所得法」）；後者，以行為人買入（或賣出）股票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乘以股數計算之（即「擬制所得法」）。計算前項利得之範圍，應扣除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易手續費等稅費成本（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4349號裁定意旨參照）。

2、林則奘等2人於本案重大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內，未賣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此有袁梅珍元大證券帳戶客戶交易明細表在卷可稽（110偵2227卷一第109至116頁），本案應以「擬制所得法」計算林則奘等2人因犯罪而獲取之財產上利益。查林則奘等2人本案買進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之股數合計1,816,000股（如附表四之一編號55「Y欄」、附表A「A欄」所示），買進金額合計1,599萬7,910元（如附表四之一編號55「Z欄」、附表A「B欄」所示）；又本案重大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為每股9.16元（如附表四之二編號11、附表A「C欄」所示），擬制賣出股票金額合計1,663萬4,560元（計算式：9.16×1,816,000＝16,634,560，如附表A「D欄」所示），則股票買進與擬制賣出之差額為63萬6,650元（計算式：16,634,560－15,997,910＝636,650，如附表A「E欄」所示），並扣除證券交易買進股票手續費合計2萬2,773元（如附表四之一編號55「W欄」、附表A「F欄」所示）、擬制賣出股票手續費合計2萬3,704元（如附表A「G欄」所示）、擬制證券交易稅合計4萬9,903元（如附表A「H欄」所示），計算林則奘等2人因犯罪獲取之財產上利益為54萬270元（計算式：636,650－22,773－23,704－49,903＝540,270，如附表A「I欄」所示）。(六)綜上，本案事證明確，林則奘等2人犯行堪以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一)被告林則奘等2人行為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2月2日起生效，同法第171條第2項「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理由略以：「原第2項之『犯罪所得』，指因犯罪該股票之市場交易價格，或當時該公司資產之市值為認定基準，司法實務上亦認為計算時應扣除犯罪行為人之成本，為避免造成未來司法實務犯罪認定疑義，爰將第2項『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以資明確」等語。足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修正後所謂「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顯與修正前所指「犯罪所得」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前述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等」之範圍較為限縮，此項犯罪加重處罰條件既有修正，涉及罪刑之認定，自屬犯罪後法律有變更，非僅屬純文字修正或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且修正後之法律較有利於行為人，故應適用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2月2日生效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規定。(二)核林則奘等2人所為，均係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5款規定，且其等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未達1億元以上（詳述如前），而皆犯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　　(三)林則奘等2人共同以袁梅珍元大證券帳戶，先後為附表四之一所示交易，均係基於單一違反內線交易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同一交易市場，以同一方式實行，侵害單一法益，各舉動間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屬接續犯之包括一罪。(四)林則奘等2人間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其等利用不知情之證券公司營業員為上開內線交易犯行，均為間接正犯。　　(五)林則奘等2人不適用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減輕規定，茲說明如下：

1、按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規定：「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旨在鼓勵被告於犯罪後能勇於自新而設。又所謂「自白」，乃對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亦即自白之內容，應包含主觀意圖與客觀事實之基本犯罪構成要件，若根本否認有該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或否認主觀上之意圖，抑或所陳述之事實與該罪構成要件無關，尚難認其已符合自白減刑之要件（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862號判決意旨參照）。

2、林則奘部分：

(1)於109年6月4日調詢稱：不清楚袁梅珍買賣股票情形（107他4198卷二第614至616頁），經提示「袁梅珍將買進東森國際公司股票的價位及張數通報林則奘」之LINE對話紀錄後，改稱：我應該在更早之前就知道袁梅珍有買進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因她曾問我在談什麼東森的事情，我說東森電視公司要出賣，她說有買很多東森的股票，我叫她不要亂買，我講的東森跟妳講的東森不一樣。袁梅珍於106年11月3日傳訊息告訴我「打開了」及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漲停打開的截圖，我猜袁梅珍從頭到尾的心態就是告訴我她買賣股票沒有賠錢。袁梅珍越做越離譜，我禁止她買賣股票沒用，我與其讓她亂搞，倒不如輔導她。不是我指示袁梅珍交易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我到現在都不認為買賣東森電視股權跟東森國際公司的股價有無關係，我如果知道東森電視收購的這件事，會影響到東森國際公司股價，我會非常非常謹慎，且從頭到尾沒有這個概念。我們是希望收購東森電視全部股份，但後來發現王令麟部分有特殊狀況，我們就想單獨買凱雷集團部分，一樣可以取得主導權，為了取得凱雷集團，增加一點錢，張高祥都會同意，所以到後來，張高祥都不打算買東森國際公司部分，在此前提下，我不會去思考這件事情跟東森國際公司股價有什麼影響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617至633頁）。

(2)於109年6月4日偵查稱：我從沒想過購買東森電視股權會影響東森國際公司股價，雖茂德公司希望從東森國際公司買進東森電視股票，但沒買也不會影響控制權。袁梅珍跟我講她有買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我嚇一跳，我有跟她說一定不要再買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我自己就是交易案內部人，也是律師，會有常識，不可能毫無忌憚，讓我身邊的人去買。袁梅珍沒有每次買股票都讓我知道，有時買後缺資金才跟我說。她股票都買了我也不能怎樣；否認犯罪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653至654頁）。

(3)由林則奘上開偵查中之供述，林則奘固不否認袁梅珍有於本案禁止內線交易期間購買東森國際公司股票，然辯稱其未指示袁梅珍交易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其不認為東森電視股權交易跟東森國際公司股價有何關係，並否認內線交易犯行等情，實難認林則奘於偵查中有就內線交易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應不符偵查中自白之要件。林則奘雖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犯罪所得之認定詳後述），仍無從適用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之減刑規定。

3、袁梅珍部分：

(1)於109年6月5日調詢稱：我買賣股票不會告訴林則奘，曾聽到他在電話中跟他人談論東森公司的事情，主動問他在談論東森公司什麼事，林則奘問為何要問，就告知有購入東森公司股票，林則奘就責備我為什麼要買股票，並說我買的東森公司股票跟他談的東森公司股票不同，後來新聞出來後，我才知道我的是東森國際公司的股票，林則奘是在跟別人談論茂德公司購買東森電視股權的事。我不會主動告訴林則奘我購買股票的事情，包含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因他不喜歡我買股票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542至543頁）；經提示「袁梅珍將買進東森國際公司股票的價位及張數通報林則奘」之LINE對話紀錄後，改稱：也許就是我前述曾告訴林則奘我買東森國際公司股票被他責備，所以後來會將買的詳情狀況傳給林則奘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543頁）；再經提示「袁梅珍於106年11月3日將東森國際公司股票開盤價、最高價及目前價格並傳送『打開了』訊息給林則奘」之LINE對話紀錄後，袁梅珍稱：我覺得我所述沒有矛盾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545頁）；後又供稱：林則奘沒有將本案重大消息提供我提前做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參考。我於106年10月13日至27日買進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我不知道林則奘有針對我持有的股票做紀錄，我下單買賣股票都不會讓他知道，買賣東森國際公司股票絕對不是林則奘指示，我跟林則奘本來就有金錢往來，所以林則奘給我的錢並不是用於購買股票，我沒有要犯罪的意思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549至550、554至556頁）。

(2)於109年6月5日偵查稱：我於106年10月13日至27日（筆錄誤載為106年10月5日至13日）買進1816張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應該是加拿大一位健康食品公司老闆李先生在前一、二天建議我。雖然我不小心聽到林則奘的電話，但他和我說是不一樣的公司（東森國際與東森電視），所以我不知道是一樣的公司，也不知道有內線交易，不管結果如何，都不會影響我買的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我沒有犯法意圖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577至578、583頁）。

(3)於111年11月9日偵查稱：林則奘從來不會跟我討論茂德公司的事情，他不同意我買股票，我不記得為何要一直傳東森國際公司股價給他看，也不記得為何於106年11月3日12時22分傳送「打開了」及東森國際公司股價截圖給林則奘，我不覺得自己有犯罪，我是正常買賣股票，我跟林則奘公司也沒有任何關係或業務上訊息往來，我也不會跟林則奘講這些，否認內線交易犯行等語（110偵2227卷二第96、99頁）。

(4)由袁梅珍上開偵查中之供述，袁梅珍僅坦承其於106年10月13日至27日買進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之客觀事實，然辯稱其下單買賣股票都不會讓林則奘知道、不記得為何傳送東森國際公司股價給林則奘，不知道、否認內線交易犯行等語，實難認袁梅珍於偵查中有就內線交易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應不符偵查中自白之要件。袁梅珍雖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犯罪所得之認定詳後述），仍無從適用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之減刑規定。(六)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同法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茲審酌林則奘等2人上開內線交易犯行，無視國家基於資訊公開原則，為達買賣雙方平等取得訊息，維護交易的公平，保護投資人權益，健全市場發展之目的，防止內部人憑藉消息靈通之特殊地位，早先一步買進或賣出股票，致造成證券市場一般投資大眾不可預期或難以發覺之交易風險，所設之禁止內線交易法律規定，行為固屬不當，應予非難。然林則奘等2人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0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刑度非輕，法律科處此類犯罪，自非不可依客觀犯罪規模、所生危害與主觀惡性，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林則奘等2人於本案禁止內線交易期間，以附表四之一所示時間及價格買入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所為內線交易犯罪規模，均非甚鉅，其等犯罪所得各僅為27萬135元，犯罪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相對輕微，對於證券交易秩序損害尚非嚴重，且業於本院審理時均坦認犯行，並於原審時各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原審卷二第409至411頁，林則奘2人尚溢繳共計79萬4,990元，詳後述）之犯後態度等情狀，若科以法定最輕本刑有期徒刑3年，未免過苛，在客觀上實有法重情輕之失衡情狀，爰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三、本院撤銷改判及量刑之理由：(一)原判決認被告林則奘等2人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並諭知相關沒收，固非無見。惟查：⒈林則奘等2人於原審否認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時深知悔意，均已坦承犯行，此屬被告有利之科刑事由，原審未及審酌；另綜衡林則奘等2人犯罪情狀，猶認有情輕法重之憾（詳述如前），均認有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之適用，原審亦未及審酌，均有未恰。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規定之人，因其屬該項各款所列不同之人，所犯即屬不同構成要件之罪，是本案買入行為究係何款之人違反此條項所為，有辨明之必要，原審就此部分，未予區分，容有未洽。⒊內線交易犯罪所得之計算，應扣除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易手續費等中性成本（詳述如後），原審計算林則奘等2人犯罪所得未予扣除該等稅費，尚非妥適。林則奘等2人上訴主張應適用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規定減刑部分，固均無理由；然其等請求從輕量刑及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則為有理由，原判決復有上開可議或未及審酌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林則奘等2人有罪部分，均撤銷改判。(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則奘明知其協助處理本件股權交易案之相關法律事項，本應恪守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竟貪圖小利，於實際知悉東森國際公司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與其配偶即被告袁梅珍共同為本案內線交易犯行，破壞證券市場交易制度之資訊公開，並使社會大眾對於集中市場股票交易之公平性產生疑慮，其等所為應予非難。惟審酌林則奘等2人於偵查及原審均否認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時均深知悔意而坦承全部犯行之犯後態度；並考量其等所為內線交易犯罪規模，均非甚鉅，犯罪所得各僅為27萬135元，犯罪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相對輕微，且已於原審審理時，均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扣案；兼衡其等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分工情形、素行狀況；林則奘碩士畢業，現半退休情況，目前年收入約50至60萬元，與袁梅珍同住，小孩成年有工作但仍需撫養；袁梅珍高中畢業，現無工作，需扶養98歲臥病在床之父親及80歲母親及其等從事公益捐助紀錄（本院卷一第463頁、卷二第149至175、189至209、264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一)、(二)所示之刑。(三)緩刑之說明：被告林則奘等2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查，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均已坦承犯行及繳交全部犯罪所得，堪認其等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後，當能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又綜合評估其等年齡、教育程度、家庭狀況等因素，倘令其等入監服刑，恐未收教化之效，即先受與社會隔絕之害，而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刑罰對於被告之效用有限，作為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藉由較諸刑期更為長期之緩刑期間形成心理強制作用，更可達使被告自發性改善更新、戒慎自律之刑罰效果，若能繼續在社會中發揮所長，應更符合刑期無刑所欲達成之目的，因認對林則奘等2人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各予宣告緩刑5年，以啟自新。又林則奘等2人為本案犯行，顯示守法觀念不足，為使其等於緩刑期間內，能知所戒惕，導正其行為，並記取本次教訓及督促建立正確法治觀念，以達戒慎行止、預防再犯之目的，爰再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諭知應各於判決確定後1年內分別向公庫支付如主文第二項(一)、(二)所示之金額；及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命其等均應分別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分別提供如主文第二項(一)、(二)所示時數之義務勞務，以促其等澈底悔過，並收矯正及社會防衛之效；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俾觀護人得觀其等表現及暫不執行刑罰之成效，惕勵自新。另倘若林則奘等2人於本案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四、沒收之說明：(一)犯罪所得之沒收：

1、所謂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其中「財產上利益」為行為人未實現之利得。而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3項就內線交易所生民事損害賠償金額，明定以「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為基準計算差額，係採取擬制性交易所得計算公式。此既屬立法者就內部人因其資訊優勢所劃定之損害賠償範圍，可認立法者應係本於證券實務之考量及損害額之估算，以此作為計算民事損害賠償數額之擬制基準。則犯內線交易罪之擬制所得既無明文規定計算方法，上開計算民事損害賠償規定，經斟酌其立法政策、社會價值及法律體系精神，應係合乎事物本質及公平正義原則，為價值判斷上本然或應然之理，自可援用民事上處理類似情形之前揭規定，以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作為擬制賣出（或買入）之價格，據以計算「財產上利益」。又內線交易犯罪所得之計算，不論從我國實務一貫見解所採相對總額原則，應扣除未沾染不法之稅、費中性成本；或從我國現行證券交易市場之款券交割結算機制，股票投資人對依規定繳交之稅、費並未實際支配亦無事實上處分權限；或從我國證券交易法原則上禁止上市股票場外交易，並明定違反者應負刑事責任之特別規定唯一合法交易管道觀之，均應扣除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易手續費等稅、費之中性成本（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4349號裁定、113年度台上字第21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按共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如彼此間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參照民法第271條「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之」，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等規定之法理，即係平均分擔之意（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111號判決意旨參照）。

3、林則奘等2人本案買進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之股數合計為1,816,000股（如附表四之一編號55「Y欄」、附表A「A欄」所示），買進金額合計為1,599萬7,910元（如附表四之一編號55「Z欄」、附表A「B欄」所示）；又林則奘等2人於本案重大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內，未賣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故應以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每股9.16元（如附表四之二編號11、附表A「C欄」所示），作為擬制賣出之價格，依此計算擬制賣出股票金額合計為1,663萬4,560元（計算式：9.16×1,816,000＝16,634,560，如附表A「D欄」所示），則本案內線交易之買進股票與擬制賣出之差額為63萬6,650元（計算式：16,634,560－15,997,910＝636,650，如附表A「E欄」所示）；又參酌上開規定有關內線交易之相關證券交易稅及手續費等稅費之中性成本應予扣除，則上開差額63萬6,650元扣除相關之買進股票手續費合計2萬2,773元（如附表四之一編號55「W欄」、附表A「F欄」所示）、擬制賣出股票手續費合計2萬3,704元（如附表A「G欄」所示）及擬制賣出股票之證券交易稅合計4萬9,903元（如附表A「H欄」所示）等中性成本，林則奘等2人共同取得財產上利益為54萬270元（計算式：636,650－22,773－23,704－49,903＝540,270）為其等共同犯罪所得（如附表A「J欄」所示）。另林則奘等2人共同犯罪所得54萬270元之分配狀況，因未臻具體或明確，揆諸上開說明，自應各負平均分擔之責，即林則奘等2人犯罪所得各為27萬135元（計算式：540,270÷2＝270,135，如附表A「K欄」、「L欄」所示），均應沒收；又林則奘等2人於原審審理時，就犯罪所得部分已自動繳交共計133萬5,260元，其等共計溢繳79萬4,990元（計算式：1,335,260－540,270＝794,990，如附表A「N欄」所示），有原審法院收據及收受訴訟款項通知附卷可考（原審卷二第409、411頁，如附表A「M欄」所示），則沒收部分已無須追徵價額之情況。從而，林則奘等2人各已繳交之犯罪所得27萬135元，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至林則奘等2人溢繳部分（如附表A「N欄」所示），應俟判決確定後執行時再為處理，併予敘明。(二)扣押物品部分：

1、袁梅珍於調詢時坦認其均係以撥打電話方式下單交易（107他4198卷二第550至551頁），是附表A(四)所示袁梅珍所有之手機，係供本案內線交易犯罪所用，且難認予以沒收有何過苛或不具刑法上重要性、沒收物價值低微，而應不宣告或予以酌減之狀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

2、至其餘扣案物品，均非違禁物，亦無證據證明屬供本案犯罪所用、預備所用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故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丙、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6日分別發放訂於106年9月13日晚間6時30分召開第1屆第5次審計委員會開會通知，討論案由為「本公司為處分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權案，擬與潛在投資人進行股權買賣合作洽議」事；於106年9月21日下午3時30分召開第16屆第5次董事會開會通知，討論案由為「本公司擬與美商凱雷集團共同處分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權案」，顯示截至此時三方就茂德公司一次收購凱雷集團、東森國際公司所持有之東森電視公司股份已具有高度共識，且有高度成就之可能，足認該消息一旦洩露，將嚴重影響東森國際公司股價，而屬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5項及第6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第2條第2款所規定之重大消息，應認本案重大消息於106年9月6日已臻明確。被告林則奘等2人基於內線交易之犯意聯絡，推由袁梅珍於附表七之一所示106年9月6日至13日期間，由袁梅珍使用其元大證券帳戶買進附表七之一所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嗣林則奘於106年9月13日上午，參與張高祥、廖尚文、東森國際公司顧問雷倩及王令麟間會面，而該次會談中茂德公司表明願以與凱雷集團同一價格收購東森國際公司持有之東森電視股份，並同意以東森電視公司之12倍「EBITDA」作為收購價格，然因凱雷集團與茂德公司間就如何計算東森電視公司之「EBITDA」金額互有歧異，林則奘於知悉買賣雙方價格具有落差，收購破局之可能性提高後，旋接續前揭與袁梅珍共犯內線交易之犯意聯絡，指示袁梅珍盡快將上開期間所買進之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全數出清，袁梅珍遂於附表七之二所示106年9月18日至19日，將上開期間所購買之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全數售出，賺取不法所得為68萬1,500元。因認林則奘等2人此部分所為亦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內線交易罪嫌。

二、按99年6月2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就重大消息之定義，增列「明確」、有「具體內容」之要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同年12月22日修正發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5項及第6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第5條，亦將重大消息之成立時點，由「其他足資確定之日」修正為「其他依具體事證可得明確之日」（其立法理由謂：「所謂重大消息應係以消息對投資人買賣證券之影響程度著眼，衡量其發生之機率及對投資人投資決定可能產生的影響做綜合判斷，而不以該消息確定為必要……」）。是重大消息須達「明確」，並有「具體內容」，始能認已成立。在公司併購案，併購契約之成立，通常須歷經數個階段，包括初步磋商、達成協議、董事會決議、簽訂契約等。雙方之磋商須進行至何地步，始能認為已達明確，並有具體內容，而成為重大消息，須視個案具體狀況而定，屬事實認定範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9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林則奘等2人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附表六編號2所示證據，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林則奘固供稱於106年8月後即受張高祥委託處理本件股權交易案，袁梅珍供稱有買賣如附表七之一至七至二所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之成交紀錄等情，惟均堅決否認有何內線交易之犯行，均辯稱：於附表七之一至七至二所示成交時間，本案重大消息未臻明確，且袁梅珍係自主買賣東森國際公司股票，非受林則奘所指示等語。經查：(一)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6日分別發放訂於106年9月13日晚間6時30分召開第1屆第5次審計委員會、於106年9月21日下午3時30分召開第16屆第5次董事會之開會通知，討論上開理由欄丙一所示案由。袁梅珍買賣如附表七之一至七至二所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之成交紀錄等事實，為林則奘等2人所不爭執（原審卷二第404頁、本院卷一第283至284頁），並有上開開會通知、袁梅珍元大證券帳戶客戶交易明細表在卷可參（110偵2227卷一第109至116、225至233、243至283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二)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6日發放上述開會通知前，未曾與茂德公司正式開會磋商，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8日始委託會計師進行東森電視股權價格合理性評估，東森國際公司與茂德公司於106年9月13日才首度會談表達各自立場，凱雷集團仍不排除僅由該集團出售東森電視股權予茂德公司之可能，且茂德公司此階段仍持續爭執東森電視股權價格，難認本案重大消息於106年9月6日已達明確，說明如下：

1、證人即東森國際公司董事長廖尚文於調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稱：依106年9月1日我傳給宋素英的訊息所載殷尚龍來電告知內容（110偵2227卷一第468至469頁、本院卷一第298頁），當時茂德公司有意願要買東森電視股份，同意東森國際公司跟著凱雷集團一起聯賣東森電視股份，有共識用「EBITDA」的倍數計算交易價格，只有說「EBITDA」用15億來計算，總價大概是205億，沒有談到「EBITDA」是乘以12倍計算，多少錢應該是還沒有確定。我於106年9月6日決定要召開審計委員會、董事會的時候，都還沒有談到價錢。東森國際公司與茂德公司雙方第一次會談是於106年9月13日，凱雷集團沒有參與，該次會議是雙方認識一下，各自表達立場。東森國際公司、凱雷集團與茂德公司三方於106年9月15日約在會計師事務所談「EBITDA」，大家對「EBITDA」數額之計算區間及計算倍數看法不一，茂德公司沒有同意以12倍「EBITDA」計算，且「EBITDA」是採浮動、滾動式。三方於106年9月20日會議中，茂德公司表示出價155億元，不同意凱雷集團認為的177億元，我們東森國際公司覺得要跟凱雷集團一樣價格，三方無共識，談判破裂。凱雷集團建議我們跟他一起賣，股權集中可以賣比較好的價格，我們接受他的建議，所以隔天106年9月21日先後開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決議並公告要和凱雷集團共同出售東森電視股權，看有沒有機會尋找新的買家等語（107他4198卷一第102至104、178至180頁、本院卷二第93至95、102至106、115至117頁）。證人即東森國際公司會計部副總經理兼公司發言人鄭應娜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證稱：本件股權交易案，我只有因為東森國際公司在106年9月6日發出開會通知，而在106年9月8日委託會計師進行股權價格合理性評估，當時我完全不知道凱雷集團跟張高祥談到什麼程度，在評估出來前東森國際公司沒有辦法決定出售東森電視公司的價格等語（107他4198卷一第112頁、本院卷二第38至39、41至42頁）。由上開證人證述內容，並審酌法務部調查局數位證據檢視報告所載廖尚文與宋素英LINE對話紀錄、東森國際公司處分東森電視股權案決策及作業時程表、信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於106年9月8日就事務所參與協助東森國際公司評估處分東森電視公司之股權暨其價款所簽訂之保密協議書（110偵2227卷一第215至

223、468至469頁、本院卷一第298頁），可知茂德公司於106年9月6日前雖有意願購買東森電視股份，並討論東森國際公司與凱雷集團共同出售東森電視股份，以「EBITDA」的倍數計算交易價格，然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8日始委託會計師進行東森電視股權價格合理性評估，於106年9月13日始與茂德公司第一次開會，此前未與茂德公司確定東森電視股權價格，當日亦未確認價格，而後三方就「EBITDA」數值之計算期間及倍數看法不一，茂德公司不同意凱雷集團提出之價格，且係採滾動式之「EBITDA」，「EBITDA」數值將隨著計算期間之不同，而會有不同，是三方於106年9月20日交易破局，東森國際公司因而於106年9月21日公告擬與凱雷集團共同出售東森電視股權，以尋求其他買家。

2、證人即凱雷集團董事暨總經理唐子明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凱雷集團與茂德公司第一次開會大概是在106年8至9月間，我們說到要以12.5倍「EBITDA」計算價值，也有詢問張高祥他們是否要購買東森國際公司、王令麟等人的股權，張高祥表示他們會處理，這場會議中東森國際公司沒有人員出席。後來我查閱資料發現台數科公司交易案是以12倍「EBITDA」計算價值，我有告知張高祥此事，但在106年9月20日的會議前，茂德公司的財務團隊就表示不相信「EBITDA」算出來的數字。於106年9月20日會議中，茂德公司財務長也表示不同意「EBITDA」的算法，而是要直接以台數科公司的價格155億元購買，這與我們算出來的174億元落差太大，所以該次會議就破局等語（107他4198卷三第394至396、490至492頁）。證人即凱雷集團前董事暨總經理殷尚龍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106年7、8月間，凱雷集團開始與張高祥談判，我當時向張高祥表示凱雷集團要出售的價格是按照東森電視公司「EBITDA」的12倍，但後來張高祥又因為價錢部分跟凱雷集團討價還價。106年9月6日當時案子還在談，不一定會成，且當時談的是凱雷集團可以賣、東森國際公司也可以賣，但不見得會是一起賣東森電視股權給茂德公司等語（107他4198卷三第461、463、499頁）。由上開證人證述內容，參以附表五所示凱雷集團製作之東森電視股權交易時序表（107他4198卷三第431至432頁），可知凱雷集團於106年9月6日當時仍不排除僅由該集團出售東森電視股權予茂德公司之可能，又茂德公司於106年9月20日交易破局前並未同意凱雷集團所提東森電視股權價格。

3、證人即茂德公司財務主管袁齊芬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們於106年9月中想要檢閱東森電視公司的財務報表作為購買股權的價格評估，所以向宋素英要相關財務報表，我有委請會計師莊鎮嶽查閱財務報表來推估東森電視公司的「EBITDA」，莊鎮嶽會計師將他推估的財務報表傳給我，告訴我應該不是用台數科公司交易案當時的155億元去推估「EBITDA」，我覺得東森電視公司的財報有出入，就把與莊鎮嶽會計師對話內容截圖，告訴林則奘我認為價格太高，我也有告知張高祥價值高估的事情，張高祥的意思就是不可以買貴，要再殺價，後來就約106年9月20日再行談判等語（109偵24639卷一第59至63、96頁）。證人即茂德公司委任會計師莊鎮嶽於偵查中證稱：106年9月13日開會，王令麟在我身後的白板寫上交易價格，王令麟提出的交易價格計算方式跟凱雷集團一致，也就是12倍「EBITDA」，但張高祥對王令麟的說法沒有什麼表示，該次會議也沒有做成到底該如何計算股權交易價格的結論，林則奘在該次會議前後提到最好不要買東森國際公司那邊的東森電視股權，才是對茂德公司最有利的方案。106年9月15日會議前我有概算出凱雷集團要賣給台數科公司的價格是用11倍「EBITDA」去算，不是12倍，該次會議主要還是針對合約內容及凱雷集團所提「EBITDA」倍數進行爭執，雙方沒有結論。我於106年9月19日有製作出東森電視公司推滾損益表，並且於106年9月20日前有把推算表給張高祥、林則奘等人過目，當時他們有共識可以理解我計算出來的「EBITDA」倍數尚待釐清等語（109偵24639卷一第109至112、11

5、145至147頁）。由上開證人證述內容，佐以林則奘與袁齊芬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內容截圖、莊鎮嶽製作之東森電視公司企業價值概算及推滾損益表（109偵24639卷一第83至84、127頁），可知茂德公司於106年9月13日與王令麟、東森國際公司開會時，王令麟雖有提出12倍「EBITDA」的計算方式，然茂德公司張高祥並未表示同意；又茂德公司財務主管及委任會計師於106年9月20日交易破局前，即已就凱雷集團所提東森電視公司「EBITDA」計算之倍數及價值有所質疑，張高祥因而認為東森電視股權價格應要更低，且林則奘亦建議最好不要買東森國際公司持有之東森電視股權。

4、證人即凱雷集團項目經理即林上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企業的價值評估方法有很多種，我們最常用的就是以「EBITDA」倍數，這個都會變，因為通常會參考很多不同上市公司或是別的交易案倍數去參考，也會隨時間跟環境以及對手是誰變化。實務上「EBITDA」計算方式不一定，我經手過很多案子，有一些是提早就會定了，比如說他先定價格，之後再去談合約；還有一些是合約談到交割前的前一日再去推算前12個月等語（本院卷二第49至52頁）。證人即凱雷集團委任會計師賴冠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實務上「EBITDA」的計算期間，如果是去年的或是某一天往前算12個月，很容易算出來，但如果是滾動12個月去計算「EBITDA」，計算的起點就有關係了，就變成有事後查帳的問題，事後查帳通常也是調整價金的問題。用滾動式計算，如果「EBITDA」是往上走，總價格就會變高，賣方可能不願意鎖定企業價值，這就是要交涉、要談判，且不確定於106年9月19日是否已經談定等語（本院卷二第55至56、61、63頁）。由上開證人證述內容，可知實務上對「EBITDA」的計算期間及倍數如何認定，往往因不同個案而有所變化，且若以滾動式之12個月計算「EBITDA」，更會造成「EBITDA」數值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且由上開證人廖尚文證述可知本件股權交易案係採滾動式之「EBITDA」，「EBITDA」數值將隨著計算期間之不同，而會有不同。

5、觀諸東森國際公司處分東森電視股權案決策及作業時程表，依東森國際公司之認知，於106年9月15日會談時，茂德公司與凱雷集團就東森電視公司應以11倍或12倍「EBITDA」計算企業價值仍有爭議，茂德公司於106年9月20日會談時始不爭執「EBITDA」倍數，惟仍爭執東森電視公司企業價值（110偵2227卷一第217至218頁），核與附表三之一所示林則奘與凱雷集團律師陳劍音之LINE對話內容中，於106年9月14日，林則奘向陳劍音表示「（中譯）「EBITDA」決定價格，但我們對可能的數字完全沒有資訊」；於106年9月15日，林則奘表示「（中譯）如果可以的話，就讓張高祥看一下11或12（「EBITDA」倍數）就好，我們不需要拿到副本」，經陳劍音表示「（中譯）我們會在會議上說明」；於106年9月15日會議後，林則奘又向陳劍音表示「（中譯）1、155E的計算方式，我們還是要明白，我們接受其說明，才會有170E，否則回到155E原點」（原審卷二第91至94頁）相符。足認於106年9月6日後，茂德公司與凱雷集團仍持續爭執攸關東森電視股權出售價格之「EBITDA」計算倍數，茂德公司仍不同意凱雷集團提出之東森電視股權出售價格。

6、再紬繹附表五所示凱雷集團製作之東森電視股權交易時序表，依凱雷集團認知，該集團於106年9月上旬仍與王令麟及東森國際公司討論東森電視公司所有股東共同出售東森電視股權予茂德公司之可能性，或僅由凱雷集團出售，雙方同意分別進行出售流程（107他4198卷三第431至432頁），核與附表三之一所示林則奘與凱雷集團律師陳劍音之LINE對話內容中，陳劍音於106年9月14日向林則奘明確表示「（中譯）關於財務數字，建議你直接向王令麟要。我們不希望參與你們與王令麟之間的價格決定」（原審卷二第91頁）相符。足認於106年9月6日後至106年9月15日三方會面前，凱雷集團仍不排除僅由該集團出售東森電視股權予茂德公司之可能，而不希望參與茂德公司與王令麟之間的價格決定。

7、衡酌106年9月6日所發放開會通知之議案內容，尚難認定交易對象及相關條件，且東森國際公司及凱雷集團是否將依此方向實際執行，仍須視東森國際公司董事會審議情形及凱雷集團之談判態度，始可確定。又依東森國際公司處分東森電視股權案決策及作業時程表所載，茂德公司於106年9月20日會談不同意凱雷集團所提東森電視股權出售價格而離席後，凱雷集團提議與東森國際公司及東森電視公司其他股東合作，一起委託投資銀行尋找買方，應該可以找到不錯的買方，東森國際公司回應可以考慮，但必須召開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討論決議後，始得進行（110偵2227卷一第218頁），可見於106年9月20日交易破局後，凱雷集團即提議共同尋找其他買方。嗣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21日通過「本公司擬與美商凱雷集團共同處分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權案」之議案，此有東森國際公司106年9月21日董事會議事錄附卷可參（110偵2227卷一第281頁）。顯見於106年9月6日開會通知寄發當時，尚不能確定交易對象，就此尚難認定東森國際公司將與凱雷集團併同處分東森電視股權予茂德公司之消息，於106年9月6日時已然具體明確。

8、綜上各情，可見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6日發放審計委員會、董事會之開會通知時，茂德公司雖同意東森國際公司與凱雷集團共同出售東森電視公司股權，並同意以「EBITDA」的倍數計算交易價格，然就「EBITDA」數值之計算期間及倍數等交易價格重要事項並無共識；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8日始委託會計師進行東森電視股權價格合理性評估；東森國際公司與茂德公司於106年9月13日才首度會談表達各自立場，茂德公司張高祥未同意王令麟當日所提12倍「EBITDA」之計算方式，且張高祥因其公司財務主管及委任會計師對於「EBITDA」計算方式有所質疑，而認東森電視股權價格應要更低；凱雷集團仍不排除僅由該集團出售東森電視股權予茂德公司之可能；甚經多次開會討論後，仍於106年9月20日談判破裂，東森國際公司因而於106年9月21日通過決議公告擬與凱雷集團共同出售東森電視股權尋找買家。是以，尚不能認定本件股權交易案於106年9月6日即有高度成就可能而具體明確。公訴意旨以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6日分別發放訂於106年9月13日、106年9月21日召開審計委員會、董事會，討論本件股權交易案，而認此時「茂德公司一次收購凱雷集團、東森國際公司所持有之東森電視公司股份」有高度成就可能，認本案重大消息明確時點為106年9月6日，容有誤會。(三)從而，林則奘等2人於106年9月6日至19日買賣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之行為，尚無積極證據證明亦涉公訴意旨所指內線交易犯行，本應就此部分為林則奘等2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述論罪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四)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6日發放第16屆第5次董事會開會通知時，本案重大消息已臻明確，且為林則奘實際知悉。由唐子明、殷尚龍、張高祥、袁齊芬及林文淵之證述，可認茂德公司張高祥與凱雷集團交涉時，已知以「EBITDA」倍數計算企業價值，雙方未曾就此爭執，且於106年9月6日對於凱雷集團提出東森電視公司企業價值約174億元有所共識，僅就提前交易折扣部分未達成共識，而同時間張高祥亦與王令麟洽談，價格比照與凱雷集團約定方式，是於106年9月6日針對張高祥欲收購東森電視股權之主要價格，三方已有共識，此對市場上一般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的程度。又依證人袁齊芬、會計師黃協興之證述、林則奘寄送給袁齊芬之電子郵件及附件檔案列印資料，足認於106年9月1日至7日間，張高祥團隊在林文淵牽線下與王令麟洽談，因王令麟知悉凱雷集團與張高祥團隊以「EBITDA」12倍計算，於106年9月11日及12日電子郵件中即以「EBITDA」為15億元預估，乘以12倍後為180億元，加上現金預估20億元，東森電視公司持有之東森國際公司股份預估3億元及員工認股權增加之現金預估為6.23億元，合計東森電視公司企業價值為209.23億元，如不含員工認股增資部分則為203億元，此與106年9月1日殷尚龍告知廖尚文之205億元大致相符，亦即王令麟當時已接受此價格，雙方隨於106年9月13日9時30分開會確認，依莊鎮嶽之證述及宋素英於106年9月13日會後晚上7時42分傳訊予廖尚文之LINE對話紀錄，堪認106年9月13日三方就交易計算採同一方式，已有共識，僅剩提前交易的折扣部分尚未談妥。另依附表三之一所示林則奘與陳劍音於105年9月15日至19日LINE對話內容、東森國際公司提供之東森電視公司股權案決策及作業時程表、莊鎮嶽之證述，足認張高祥團隊指派的袁齊芬及會計師於106年9月18日確認「EBITDA」倍數之會議中，已認同凱雷集團主張的與台數科公司交易，亦以12倍計算，故就凱雷集團而言，本件交易買方最大的疑問既已釋疑，則原本安排106年9月20日會議，就倍數應不再是問題，可順利簽約。再依證人張高祥、袁齊芬、廖尚文之證述，足認張高祥於106年9月18日雙方會計師確認「EBITDA」為12倍後，仍堅持提出155億元之目的係在殺價，亦知凱雷集團不可能接受，因從莊鎮嶽計算出東森電視公司「EBITDA」判斷，東森電視公司於103至105年之「EBITDA」呈現往上走的趨勢，從而106年9月洽談計算東森電視公司「EBITDA」時，東森電視公司企業價值只會往上，然張高祥於106年9月20日卻堅持企業價值為155億元，此一價格斷不可能為凱雷集團所接受，且事後不到6天又開始聯繫凱雷集團洽談，益徵張高祥於106年9月20日出價意在測探底價試探凱雷集團，而非鎖定非155億元不買，此不過為談判策略操作，故106年9月20日的會議不是破局而是談判布局。東森國際公司是否參與聯賣東森電視股權的主要條件有二，第一為價格，第二就是王令麟是否同意聯賣，而依前述說明，東森電視公司企業價值既採取「EBITDA」12倍計算，則按東森電視公司前12個月的「EBITDA」、帳上現金、負債及持有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價值，即可確認實際交易數字，是雙方已就交易價格達成合意，只是最後數字須等待交易時才能確定，綜上堪認三方於106年9月6日已對最重要之價格計算方式達成合意，爾後縱張高祥試圖殺價，亦不影響106年9月6日所呈現之協商進度。是從一般理性投資人的角度，凱雷集團多年出售東森電視股權不順，且遭王令麟提告反制，如於106年9月6日知悉凱雷集團、東森國際公司、王令麟與張高祥團隊均同意以上開計價方式出售東森電視股權，即將進入正式締約的過程，此時如該消息公開，將影響一般理性投資人之投資決定，已該當「消息明確」要件，從而，本案重大消息明確時點應為106年9月6日，林則奘等2人於106年9月6日起交易附表七之一、七之二所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均已構成內線交易罪；原判決亦似將「重大消息明確時點」與「行為人是否實際知悉重大消息」混淆等節。(五)惟查：茂德公司於106年9月6日前雖有意願購買東森電視股份，並討論東森國際公司與凱雷集團共同出售東森電視股份，以「EBITDA」的倍數計算交易價格，然就「EBITDA」數值之計算期間及倍數等交易價格重要事項並無共識（已於前述），縱認茂德公司當時不爭執凱雷集團所提計算股權交易價格之公式，惟計算式當中會重大影響計算結果之滾動式「EBITDA」仍屬無共識之變數，而非固定數值；簡言之，即使評估企業價值之計算方式確定，然計算公式中之數額，若屬浮動數值，則計算所得之數值必有所不同，乃當然之理。又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8日始委託會計師進行東森電視股權價格合理性評估（已詳述如前），於106年9月11日及12日始由宋素英與林則奘透過電子郵件討論東森電視股權價格計算公式（109偵24639卷一第67至74頁），實難認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6日發放開會通知前，即已同意凱雷集團計算之東森電視股權價格。另依證人廖尚文、莊鎮嶽之證詞，可知茂德公司張高祥並未於106年9月13日與東森國際公司首次會談時同意王令麟當日所提12倍「EBITDA」之計算方式（已詳述如前），且檢察官所指宋素英於106年9月13日會後傳訊予廖尚文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為「報告，基本上與陳劍音達成以下幾點共識，不過還是要問過凱雷及茂德，EMI（東森國際公司）及我方6％可以先行交割，我方保留5％，放在保管銀行，倘若可以交割就一起交割，如果無法交割時，凱雷會以同樣價格向我買5％，凱雷會先貸款我方將5％股票解質，作為價金的一部分」等語（110偵2227卷一第469頁、本院卷一第300頁），該訊息內容並未敘及張高祥有何同意交易計算方式之情事。再依證人即茂德公司委任會計師莊鎮嶽之證述暨其製作之東森電視公司企業價值概算及推滾損益表，可得知莊鎮嶽於106年9月19日仍認為「EBITDA」倍數尚待釐清，而製作東森電視公司推滾損益表給張高祥參考（已於前述），茂德公司於106年9月20日會談前是否已不爭執「EBITDA」數額及倍數，仍屬存疑。綜上各節，本案股權交易價格於106年9月6日尚具有高度不確定性，而嚴重影響交易是否能順利完成，此時難認交易已有高度成就之可能，而本案重大影響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係至遲於106年10月10日始臻具體明確（詳述如前）。是檢察官上開指摘各節，容有誤會，實難可採。原審就此部分為不另無罪諭知之判決，並無不合。檢察官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丁、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一)被告宋佩蓉受僱於林則奘，任職於揚塵綜合法律事務所擔任行政人員負責會計業務；被告王幸子為宋佩蓉友人；被告李藍玉之前配偶黃序魁（所涉違反證券交易法罪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在東森國際公司擔任投資總處協理；被告謝長仲原係東森國際公司總管理部副總經理，嗣改任東森國際公司顧問，亦擔任東森電視公司之監察人。因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6日發放前述開會通知，本案重大消息於106年9月6日已臻明確。又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11月2日晚上6時30分，始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主旨為「公告本公司擬處分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權案」之重大訊息，是限制交易期間為106年9月6日起至106年11月3日中午12時30分止。宋佩蓉自林則奘處獲悉本案重大消息，王幸子自宋佩蓉處獲悉本案重大消息，李藍玉則自黃序魁處獲悉本案重大消息，故宋佩蓉、王幸子、李藍玉均屬證券交易法157條之1第1項第5款之消息受領人；謝長仲為東森國際公司顧問，亦擔任東森電視公司監察人，於處理東森電視公司對凱雷集團提告營業秘密法案件中，獲悉本案重大消息，為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3款基於職業獲悉消息之人。宋佩蓉等4人均明知倘東森國際公司公告本案重大消息後，東森國際公司之股價勢必上漲，亦明知渠等屬前述證券交易法規定禁止內線交易之人，於實際知悉東森國際公司上開重大消息且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不得於公開市場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賣東森國際公司之股票，猶基於內線交易之犯意，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進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以牟取不法利益，茲將宋佩蓉等4人之犯行分述如下：

1、被告宋佩蓉部分：宋佩蓉於106年9月初，因辦理業務及日常與林則奘等2人聚餐期間，聽聞林則奘談及茂德公司有意向東森國際公司購買持有之東森電視公司股份收購案進行順利等情，而屬自林則奘處知悉本案重大消息之消息受領人，仍基於內線交易之犯意，於附表八之一所示106年9月6日至15日期間，以其開設於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證券）基隆分公司帳號0000-0號證券帳戶（投資人帳號0000-000000-0號，下稱宋佩蓉凱基證券帳戶）、元大證券基隆校二分公司帳號00000-0號證券帳戶（投資人帳號0000-000000-0號，下稱宋佩蓉元大證券帳戶）及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證券）基隆分公司帳號000-0號證券帳戶（投資人帳號0000-000000-0號，下稱宋佩蓉富邦證券帳戶），分別買進附表八之一所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嗣於106年9月20日，宋佩蓉與林則奘等2人聚餐期間，獲悉茂德公司收購東森電視公司股份洽談不順利，旋接續前揭內線交易之犯意，於附表八之二所示106年9月21日至22日，將上開期間所購買之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全數售出。後於106年10月中旬，宋佩蓉與林則奘聚餐期間見林則奘態度積極，且由揚塵綜合法律事務所內之行事曆知悉林則奘密集與茂德公司開會等情狀，得知東森國際公司出售持有之東森電視公司股份予茂德公司有高度成就可能之重大消息，仍接續前揭內線交易之犯意，於附表八之三所示106年10月25日至30日期間，以宋佩蓉元大證券帳戶、富邦證券帳戶及凱基證券帳戶，分別買進附表八之三所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以重大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收盤平均價9.16元計算，擬制不法所得為19萬8,800元。

2、被告宋佩蓉及王幸子部分：王幸子與宋佩蓉不定期見面、聚餐，宋佩蓉得知上開東森國際公司出售所持有東森電視公司股份予茂德公司有高度成就可能之重大消息後，除自行以上開個人證券帳戶購入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外，另基於幫助王幸子內線交易之犯意，於106年10月中旬聚餐時向王幸子提及此事，並稱：「嫂子（閩南語），東森可以買」等語，王幸子明知宋佩蓉任職於林則奘之揚塵綜合法律事務所，如藉宋佩蓉輾轉自林則奘處得知東森國際公司重大消息，仍屬證券交易法規定之禁止內線交易範圍，仍基於內線交易之犯意，於附表九之一、九之二所示時間，以其開設於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證券）公誠分公司帳號00000-0號證券帳戶（下稱王幸子華南證券帳戶），另利用不知情之母親李秀玉開設於華南證券公誠分公司之帳號00000-0號證券帳戶（下稱李秀玉華南證券帳戶），分別買進附表九之一所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嗣於消息公開後陸續賣出附表九之二所示股票，不法所得為17萬900元。

3、被告李藍玉部分：李藍玉與前配偶黃序魁離婚後，雙方仍會就2名子女之生活、接送等事項互為連繫，黃序魁若因公司臨時交辦業務，亦會聯繫李藍玉協助接送小孩。黃序魁自106年下半年起頻繁參與東森國際公司會議，且就東森國際公司出售東森電視公司持股案，曾於106年9月21日參與東森國際公司召開之審計委員會、董事會，黃序魁並曾向李藍玉表示其有負責處理茂德公司收購東森電視股權案件。嗣於106年11月1日，凱雷集團與茂德公司間就出價金額達成共識，進而東森國際公司、凱雷集團就出售持有之東森電視公司股份與茂德公司乙事達成共識，東森國際公司並於106年11月1日定於106年11月2日下午5時召開第1屆第2次臨時審計委員會、於106年11月2日晚間6時召開第16屆第2次臨時董事會，黃序魁得知需列席上開臨時審計委員會、臨時董事會後，恐因與會而無法按時下班，即於106年11月2日上午9時7分許，透過LINE向李藍玉告知因於該日臨時參加董事會，請託李藍玉代為接送小孩，並於同日上午9時57分以LINE傳送東森國際公司臨時董事會會議通知書之電子檔予李藍玉，該臨時董事會會議開會通知書之開會事由載明「本公司擬處分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權案」，而李藍玉明知黃序魁為東森國際公司投資總處協理，頻繁參與東森國際公司出售東森電視股權之會議，且從黃序魁傳送之東森國際公司臨時董事會會議通知書電子檔，得知東森國際公司將召開本件股權交易案相關的臨時董事會，故東森國際公司出售持有之東森電視公司股份乙事應有極大可能成就，係屬自東森國際公司經理人即黃序魁處獲悉重大消息之人，猶基於內線交易之犯意，於附表十之一所示時間，以其開設於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證券）平鎮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證券帳戶（下稱李藍玉統一證券帳戶），於106年11月2日上午10時1分透過手機下單購買附表十之一所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復於附表十之二所示時間全數賣出，不法所得1萬5,600元。

4、被告謝長仲部分：緣於台數科公司有意向凱雷集團購買東森電視公司持股期間，因東森國際公司認法人代表董事唐子明及凱雷集團在臺灣之實際負責人范瑞穎（亦為彼時東森電視公司之董事長）、殷尚龍未經東森國際公司同意，即將東森電視公司營業秘密洩漏予台數科公司，而由謝長仲以東森電視公司監察人身分代表東森電視公司對唐子明、范瑞穎、殷尚龍提出違反營業秘密法等罪嫌之告訴，惟其後東森國際公司、凱雷集團達成和解，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21日發布附表二編號1所示重大訊息，謝長仲則於106年10月6日以東森電視公司監察人身分代表東森電視公司具狀撤回上揭告訴（該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6年度偵字第24881號為不起訴處分），故自106年10月6日起，謝長仲已知悉東森國際公司、凱雷集團已共同尋得雙方可接受之買家，且股權交易應有高度成就可能之重大消息，竟仍基於內線交易之犯意，使用其開設在華南證券大安分公司帳號00000-0號證券帳戶（投資人帳號0000-000000-0號，下稱謝長仲華南證券帳戶），於106年11月2日下午1時11分許起，透過手機下單購買附表十一之一所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復於附表十一之二所示時間全數賣出，不法所得為1萬8,000元。(二)因認被告宋佩蓉、王幸子、李藍玉、謝長仲分別就附表八之一至八之三、附表九之一至九之二、附表十之一至十之二、附表十一之一至十一至二，均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內線交易罪嫌；被告宋佩蓉就附表九之一至九之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幫助內線交易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宋佩蓉等4人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附表六編號3所示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宋佩蓉、王幸子、李藍玉、謝長仲固供稱分別於附表八之一至十一之二所示時間買賣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惟均堅決否認有何內線交易犯行。宋佩蓉辯稱：林則奘係於簽約前數日方知張高祥擬併同購買東森國際公司股權，林則奘非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3款之人，我並無從林則奘獲悉內線消息。我未曾從林則奘獲知任何明確消息，均係基於其自身判斷而購買股票，此有一定風險，與「實際知悉」尚屬有別，且與「重大消息」須來自於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至4款之人之明確消息，尚有不同。又本案重大消息明確時點為106年10月31日以後，附表八之一至八之三所示時間核非限制交易期間，宋佩蓉自無內線交易行為。另王幸子購買附表九之一所示東森國際公司之消息來源，也非我提供。我並無涉犯內線交易犯行等語。王幸子辯稱：我是自行從報章雜誌及財經節目獲悉相關資訊，才購買附表九之一所示股票。宋佩蓉未告知本件股權交易案之具體資訊，我並無涉犯內線交易犯行等語。李藍玉辯稱：我前夫黃序魁於106年11月2日傳送行事曆給我，僅係單純委由我接送小孩，並非傳送開會通知，且黃序魁未實際參與本件股權交易案，亦未曾與我談論相關事項，是我自主決定而買入附表十之一所示股票，並無內線交易犯行等語。謝長仲辯稱：我雖為東森國際公司顧問，然未參與東森國際公司與凱雷集團或茂德公司之洽談磋商。於106年10月6日撤回告訴，係因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21日董事會決議擬與凱雷集團共同出售東森電視公司持股，並於106年10月5日發函給我表示願撤告，我為謀求東森電視公司最佳利益方撤告，與我是否知悉東森國際公司與凱雷集團是否已尋得確切買家談妥交易條件乙事，全然無關，其為附表十一之一、十一之二所示交易僅係單純調整持股，我所知悉之消息與市場上投資人均相同，並無內線交易之情形可言等語。經查：(一)被告宋佩蓉部分：

1、宋佩蓉受僱於林則奘，任職於揚塵綜合法律事務所擔任行政人員負責會計業務，有如附表八之一至八之三所示買賣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之成交紀錄等事實，為宋佩蓉所不爭執（原審卷二第31頁、本院卷一第389至392頁），並據證人即宋佩蓉之夫即揚塵綜合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林宇文於偵查中證述明確（107他4198卷二第532頁）；復有元大證券107年4月2日元證字第1070002306號函所附宋佩蓉元大證券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及電子下單委託回報明細表、富邦證券107年3月30日富證管發字第1070000707號函所附宋佩蓉富邦證券帳戶基本資料表、委託書、客戶對帳單及證券電子式IP報表、凱基證券108年11月12日凱證字第1080004766號函及所附客戶基本資料及年度成交紀錄在卷可參（110偵2227卷一第117至

125、127至139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2、附表八之一、八之二所示買賣東森國際公司股票部分：此部分交易之時間為106年9月6日至106年9月22日，非於本案禁止內線交易期間（期間之認定已詳述如前），自不構成內線交易。

3、附表八之三所示買進東森國際公司股票部分：

(1)宋佩蓉於調詢時供稱：我於附表八之三所示106年10月25日起陸續買進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係因與林則奘聚餐或通電話時，發現林則奘正在密集開會，也有在Google行事曆看到林則奘要去開會，行事曆上通常只會寫「茂德開會」，不會寫開會內容，我覺得他態度很積極，會後心情很不錯，我不需要問林則奘，就知道他是在處理茂德公司跟東森國際公司買東森電視公司的事情，我覺得林則奘這麼密集的在開會，我判斷成功機率很高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353、358頁）。於109年6月4日偵查中供稱：我看到張高祥有去找林則奘，又有看到事務所的客戶卷宗，所以知道張高祥要買東森，但我認知東森電視公司跟東森購物公司是同一個集團，我以為就是股票有上市的東森國際公司。我於附表八之三所示時間再買入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是因為我看到林則奘又高興了，我覺得快成了，我是看他的臉色判斷有什麼狀況。林則奘Google行事曆上面不會記載開會內容，只是寫要去茂德開會，但於附表八之三所示時間買入股票，應該不是從行事曆知道相關行程，我只是看他心情不好很久，突然心情又變好，所以判斷可能又有進展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370、374、377至378頁）。於111年11月9日偵查中供稱：林則奘沒有跟我說過可以買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我在這段期間不是從Google行事曆判斷，單純就是看林則奘的臉色判斷他心情好壞等語（110偵2227卷二第79頁）。

(2)依宋佩蓉上開調詢及偵查中供述，可見其係因觀察林則奘外在情緒轉換，認為判斷本件股權交易案成功機率很高，做為其於附表八之三所示106年10月25日至106年10月30日買入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之依據。而林則奘的情緒反應核非具體資訊，亦不表示某一事件即將發生，況人類情緒可能受到諸多因素影響，亦不必然與特定交易有關。再者，檢察官此部分亦無提出積極證據足可認定宋佩蓉涉犯此部分內線交易罪嫌。準此，尚難認宋佩蓉於106年10月25日至106年10月30日買入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係因實際掌握足以影響理性投資人決策之具體明確消息而為之，該買入股票行為尚與內線交易所欲防杜之利用資訊不對稱進行證券交易之立法目的有別。

(3)從而，宋佩蓉買入附表八之三所示股票，尚不能認其係因自林則奘處實際掌握具體明確消息，而有檢察官所指內線交易犯行。

4、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由宋佩蓉供述、林則奘及林宇文證述，可認宋佩蓉於106年8月間張高祥與凱雷集團密集洽商時，不管是透過林則奘行事曆、或是看到張高祥到臺北辦公室與林則奘開會，甚至整理相關文件，即已知張高祥正在洽商購買東森電視股權，而林則奘係負責本件股權交易案之律師，宋佩蓉透過行事曆可知悉106年9月13日及15日開會，又因自林則奘處知悉洽談順利，因於106年9月13日至15日，短短3天共買進766張（即分別109張、474張、183張）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宋佩蓉係因職務之故知悉張高祥團隊與凱雷集團及東森國際公司洽談股權交易，且透過交易核心人物林則奘及行事曆得所載內容得知交易進行順利及會議進程，始於會前或當日大量買入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宋佩蓉消息來源之內部性程度高，雖消息內容完整性非全部交易過程及細節，然就交易本身是否順利乙節，已屬發生機率高之消息，相較於無從知悉該等消息之外部人，資訊不對等之地位已然產生，即應受內線交易之禁止規範。又宋佩蓉透過行事曆得悉雙方於106年10月20日重啟協商，且聽聞林則奘密集與陳劍音等人聯繫，復自林則奘處得悉交易重啟順利，參以宋佩蓉交易時點為106年10月25日張高祥同意提高企業價值為168億元時，當日大買680張，隔天又買進20張，10月30日又買進10張，期間還主動告訴王幸子可以「買東森」，足認宋佩蓉主觀上認為成交機率較諸前次更高，相較於無從知悉該等消息之外部人，資訊不對等之地位亦再度已然產生即應受內線交易之禁止規範。一次或許是偶然，然宋佩蓉多次交易均予交易進度吻合，足認宋佩蓉辯稱單純看林則奘臉色而做出判斷，尚不足採等語。惟查，宋佩蓉於106年9月6日至8日、14日至15日買進如附表八之一所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宋佩蓉未有如檢察官上訴所指於106年9月13日買進109張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於106年9月21日至22日賣出如附表八之二所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於上開交易期間，本案重大消息尚未明確（本案重大消息至遲於106年10月10日方屬明確，已詳述如前）。又依宋佩蓉之供述，其雖透過行事曆知悉林則奘何時與茂德公司開會，然上開行事曆未記載開會內容，復無積極證據證明宋佩蓉有如檢察官所指透過行事曆得悉茂德公司與凱雷集團於106年10月20日重啟協商、聽聞林則奘密集與陳劍音等人聯繫等情，尚不能認宋佩蓉係因自林則奘處實際掌握具體明確消息而買入附表八之三所示股票。再者，宋佩蓉雖於偵查中表示願繳回犯罪所得（107他4198卷二第379至380頁）並有繳款紀錄（109偵24639卷二第323頁、110偵2227卷二第127至129頁），然實無法以此做為判斷其成立犯罪與否之依據。從而，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所指，尚不能採。(二)被告宋佩蓉及王幸子部分：

1、王幸子為宋佩蓉友人，有如附表九之一、九之二所示買賣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之成交紀錄等事實，為宋佩蓉、王幸子所不爭執（原審卷二第31頁、本院卷一第389至392頁），並據證人林宇文證述明確（107他4198卷二第533至534頁）；復有華南證券107年3月20日（107）華永營字第0168號函及所附王幸子華南證券帳戶基本資料及分戶歷史帳列印資料、李秀玉華南證券帳戶基本資料、授權書及分戶歷史帳列印資料、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107年4月11日基二信社總字第A472號函所附李秀玉帳戶交易明細及傳票影本、證交所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所附李秀玉華南證券帳戶委任授權買賣國內及外國有價證券書、106年10月27日電話下單錄音譯文在卷可參（107他4198卷四第49至58、171至176、343至34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2、公訴意旨固以宋佩蓉供承其於106年9、10月間有向王幸子說「嫂子（臺語），東森可以買」等語，而認王幸子因此知悉本案重大消息，基於內線交易之犯意，而有附表九之一、九之二所示買賣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之成交情形乙節。惟查，無積極證據證明宋佩蓉有何自林則奘處獲悉具體重大消息之情事，已詳述如前，自無從認定宋佩蓉如何不當傳遞內線消息予王幸子。宋佩蓉雖於109年6月4日調詢及同日偵查中供承其有向王幸子表示「東森可以買」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354、375頁），然無其他證據可認定上開談話發生時點及對話脈絡，且無積極證據證明宋佩蓉有向王幸子揭露任何足以影響理性投資人投資決定之資訊，縱認王幸子因宋佩蓉表示「東森可以買」而買入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仍不足以認定宋佩蓉有何傳遞本案重大消息而使王幸子因此買入附表九之一所示股票。

3、王幸子係於106年10月27日至106年10月30日買進如附表九之一所示東森國際公司股票，而在此前之106年10月23日，即有新聞媒體報導標題為「《產業》東森電視三度喊嫁，兩團隊搶親」，內容略為：東森國際與凱雷集團於106年9月已經董事會通過，擬共同處分雙方所持有東森電視股權，而凱雷集團對茂德公司所提出來之價格相當不滿，交易因而陷入僵局。然因外資仍看好臺灣投資環境，摩根史丹利將與廣欣伍股份有限公司組成新團隊，對東森電視股權出售案釋出搶親訊息等語（107他4198卷五第78頁），則王幸子辯稱其係由報章雜誌及財經節目獲悉相關資訊，才購買附表九之一所示股票，並非全然無據，從而，即不能排除王幸子自其他管道認定因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存有利多消息，而依據市場傳聞結合自身經驗判斷，決定購買上開股票之可能。

4、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依王幸子、宋佩蓉之供述，堪認王幸子主觀上自內部負責處理本件股權交易案之員工宋佩蓉處得悉交易案成功機率高，相較於無從知悉該等消息之外部人，資訊不對等之地位即已形成；又禁止內線交易之規範主體中之消息受領人，解釋上亦包含第二手之消息受領人，是王幸子所為應受內線交易之禁止規範等語。惟查，依卷內事證，尚不能證明宋佩蓉有自林則奘處獲悉具體內線消息，縱認王幸子因宋佩蓉表示「東森可以買」而買入東森股票，然無積極證據證明王幸子有從宋佩蓉獲悉本件股權交易案成功機率高之消息，不能遽以內線交易罪相繩。從而，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所指，尚非可採。(三)被告李藍玉部分：

1、李藍玉前夫黃序魁時任東森國際公司投資總處協理，並曾列席106年9月21日東森國際公司召開第1屆第6次審計委員會及第16屆第5次董事會，另因黃序魁收到其須列席106年11月2日第1屆第2次臨時審計委員會、於106年11月2日第16屆第2次臨時董事會之會議通知，乃於106年11月2日上午9時7分許，透過LINE向李藍玉傳送「臨時開董事會」、「如果我來不及，今晚八點你先幫我接祺祺」、「我回去再接他」等訊息；李藍玉有如附表十之一、十之二所示買賣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之成交紀錄等事實，為李藍玉所不爭執（原審卷二第169至170頁、本院卷一第389至392頁），並據證人黃序魁於調詢、偵查及原審審理證述明確（107他4198卷二第253至268、283至287頁、原審卷三第57至71頁），復有李藍玉與黃序魁於106年11月2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106年9月21日東森國際公司第1屆第6次審計委員會及第16屆第5次董事會、106年11月2日第1屆第2次臨時審計委員會及第16屆第2次臨時董事會簽到簿在卷可參（107他4198卷二第275、277至279、107他4198卷五第200、211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2、公訴意旨雖指稱黃序魁於106年11月2日傳送予李藍玉之照片為「本公司擬處分東森電視股權案」之開會通知，並以李藍玉於調詢及偵查之供述、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數位證據檢視報告等為據，然查：

(1)紬繹李藍玉109年6月4日調詢筆錄錄影之勘驗內容（即附表十二所示，原審卷二第183至207頁），就附表十二編號1所示，李藍玉供稱黃序魁於106年下半年在東森國際公司工作，因當時工作很繁忙、壓力很大，打電話交代其要常去接小孩等家常事務；又其於106年11月2日與黃序魁尚無以手機為聯繫，此有李藍玉手機通聯紀錄在卷足徵（107他4198卷四第447至464頁）；就附表十二編號2所示，經提示李藍玉與黃序魁於106年11月2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李藍玉就當日黃序魁所傳照片，僅稱黃序魁係為解釋當日要開會而傳送，然李藍玉未能確認該照片是否為開會通知，亦不能確認是否有記載開會議案內容，有2人上開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參（107他4198卷二第275頁）；就附表十二編號3所示，李藍玉供稱黃序魁有說之後會議會比較少，黃序魁沒有特別講，是其自行研判等語。綜上各情，李藍玉於調詢時，實際上並未能確認黃序魁於106年11月2日是否曾傳送上載議案內容之開會通知予其，且其亦不知悉會議內容究竟為何及是否與本件股權交易案有關。

(2)李藍玉於偵查中供稱：黃序魁傳送的照片沒有寫開會的目的，我不知道他們董事會是要開什麼，也不知道當天的開會內容就是要討論本件股權交易案。黃序魁有跟我說過之後開會不會這麼多，我認為這個專案就是本件股權交易案，但黃序魁沒有這樣跟我說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108至109頁）。是由李藍玉偵查供述，亦無從認定黃序魁所傳送之照片確為「開會通知」而使李藍玉得悉本案重大消息。

(3)證人黃序魁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於106年中曾奉王令麟指示蒐集茂德公司和張高祥相關資訊，但106年6月後已無再處理茂德公司相關業務，我也沒有參與本件股權交易案的任何作業。我於106年9月21日始知東森國際公司有意出售東森電視股權，但要賣給誰我不知道。事後會知道係因列席106年11月2日董事會，但我不確定議事組有無寄發董事會開會通知，所以開會內容我事前不一定會知道。我之所以參加會議，係因議事組指定相關部門出席備詢，並非我有參與任何相關業務。我和李藍玉於離婚後不會跟對方討論工作狀況，只會談及小孩有關的家庭事務，李藍玉不會知道我們公司的會議內容，因為我自己都是到106年11月2日開會才知道本件股權交易案，所以我可以確定沒有將這件事情告訴李藍玉。我雖於106年11月2日上午傳送一張照片給李藍玉，但我只會拍行事曆給李藍玉，那張照片應該就是我的行事曆。我不記得李藍玉有沒有問過我東森電視股權的相關事情，頂多是在106年9月21日前茂德公司有意收購東森電視股權的事情，他詢問我是否跟我們有關，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參與談判或相關作業，我如何能告訴李藍玉（107他4198卷二第257至267、283至286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們離婚後，除了照顧小孩的互動以外，很少溝通聯繫，更不可能分享投資資訊。因我在臺北工作，小孩就學及安親班都在桃園，有時候我會來不及去接送小孩，就會請在桃園工作的李藍玉就近去接送小孩。因我們離婚後基本上沒有互動，所以我如果要請她幫忙，都會檢附相關的事證告訴她真有此事，請她協助。而我在東森國際公司工作的時候有一個Office 365系統，會議時會通知要開會之人，訊息只會顯示時間跟要出席的會議，我就會把這個Outlook行事曆截圖給李藍玉。我們在交接小孩的過程中也不會討論到有關投資的事情。當時東森國際公司要把東森電視股權出售的事情，早已見報。我在偵查中雖然說過李藍玉曾經詢問我有關東森電視股權的事情，但實際上是我沒有任何印象有跟她討論過此事，我之所以在偵查中這樣講，是因為檢察官說李藍玉有這樣說，所以我才這樣回答，但事實上我沒有印象有此事等語（原審卷三第58至67頁）。由證人黃序魁上開證述，可知其工作內容實際上與本件股權交易案無關，僅係單純受指派列席相關會議，且其於106年11月2日開會前，亦不知悉本件股權交易案相關內容。從而，實難認黃序魁於106年11月2日傳送訊息予李藍玉時，業已知悉本案重大消息，並得傳遞該資訊予第三人。再依李藍玉上開所接收之對話訊息，內容僅提及黃序魁須臨時參與會議，並為子女接送安排等日常溝通語句，亦未曾敘明與東森國際公司擬處分東森電視股權予茂德公司之相關資訊，李藍玉縱認該會議與本件股權交易案有關，亦僅係出於其個人主觀臆測，就此自難遽認李藍玉係藉上開訊息而自黃序魁此內部人得悉任何未經公開且具體明確之重大消息。

(4)李藍玉雖於偵查中供陳：我於106年11月2日前一個月左右，有聽黃序魁提過東森有人要買他們的股票，就是有人要併購東森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108至109頁）。然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21日即已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本公司擬與美商凱雷集團共同處分東森電視股權案」，並於106年9月22日、106年10月23日在報章媒體揭露（107他4198卷五第78至79頁），已如前述。且黃序魁於偵查中亦表示，張高祥加入東森電視公司的競標都是新聞媒體的資料，有在關注東森電視股權的投資者都會知道這些新聞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285頁），是李藍玉所得實際掌握之相關資訊，實難認已超出一般市場投資人所能得知之程度。

(5)公訴意旨另指稱，依據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數位證據檢視報告，可見黃序魁平板電腦中存有協議書，可做為李藍玉知悉本案重大消息之證明乙節。然查，該檢視報告之截圖未見黃序魁平板電腦中存有協議書（110偵2227卷一第469至471頁），且依檢察官所提其他事證，亦不足以證明黃序魁有將協議書傳送予李藍玉。

(6)從而，依檢察官所提相關證據，尚難認李藍玉有何透過黃序魁知悉本案重大消息之情事而為內線交易犯行。

3、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由李藍玉供述、黃序魁證述及其等LINE對話紀錄，再參酌黃序魁於106年11月2日上午1時許即以LINE與李藍玉對話，內容為「臨時開董事會」，且扣押之黃序魁持有平板電腦經採證擷取出協議書，可知黃序魁於106年9月至11月間經常請託李藍玉代接小孩，李藍玉因而知悉黃序魁有頻繁開會情況。黃序魁於106年9月21日及106年11月2日列席參與東森國際公司召開有關「擬與凱雷集團共同處分東森電視股權案」之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且李藍玉與黃序魁討論媒體報導有關本件股權交易案之新聞，詢問黃序魁是否與其任職之東森國際公司有關時，明確回答「跟我們有關」。黃序魁復於106年11月2日上午9時7分傳送董事會開會通知或行事曆予李藍玉，並隨於同日上午9時8分告知因「臨時開董事會」，使李藍玉得知東森國際公司將召開本件股權交易案相關臨時董事會，故交易案應有極大可能成就，李藍玉屬自東森國際公司經理人即黃序魁獲悉重大消息之人，仍於106年11月2日上午10時1分購買東森國際公司股票8張，已犯內線交易罪等語。惟查，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21日即已公告「本公司擬與美商凱雷集團共同處分東森電視股權案」，李藍玉僅係就上開已公開之股權交易新聞詢問黃序魁，黃序魁亦僅回答與其任職之東森國際公司有關，且無積極證據足認檢察官所指黃序魁傳送之照片，即可使李藍玉得悉本案重大消息；又縱認李藍玉有因黃序魁傳訊「臨時開董事會」開會資料而判斷與本件股權交易案有關，然此亦僅為李藍玉自行之觀察，尚不能以此臆測率認李藍玉有何獲悉本案重大消息之情事。是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所指，尚非可採。(四)被告謝長仲部分：

1、謝長仲於105年6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擔任東森國際公司顧問，於103年10月25日至106年11月14日擔任東森電視公司監察人。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5月4日函請謝長仲對東森電視公司董事長范瑞穎、董事殷尚龍、唐子明及其他相關人員提出違反營業秘密法及背信等罪之刑事告訴，謝長仲即於106年5月8日以監察人即東森電視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對范瑞穎、殷尚龍、唐子明提出刑事告訴。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10月5日再行函請謝長仲對上開人等撤回前揭刑事告訴，謝長仲於106年10月6日以東森電視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撤回告訴狀；謝長仲有如附表十一之一、十一之二所示買賣東森國際公司股票之成交紀錄等事實，為謝長仲所不爭執（原審卷二第249至252頁、本院卷一第389至392頁）；並有東森電視公司變更登記表、東森國際公司105年5月13日（105）東森總字第119號聘函、106年2月15日（106）東森總字第035號聘函、106年5月4日（106）東森總字第122號函、106年10月5日（106）東森總字第271號函、上述刑事告訴及撤回告訴之書狀、華南證券股份107年3月22日（107）華永營字第0163號函附謝長仲華南證券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在卷可參（106他5873卷第1至12、18至20、339至340頁、107他4198卷三第417至419頁、110偵2227卷一第189至211頁、原審卷二第239至2

40、243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2、公訴意旨雖以謝長仲與證人即東森國際公司關係企業法務主管宋素英於106年9月5日、106年10月3日至5日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107他4198卷二第33、337至341頁），認謝長仲於106年10月6日代表東森電視公司具狀撤回上揭告訴時，已知悉東森國際公司、凱雷集團已共同尋得雙方可接受之買家，且股權交易應有高度成就可能之重大消息。惟查：

(1)謝長仲於106年9月5日傳送標題為「地產大亨茂德要砸110億買東森電視」之網路新聞網頁連結予宋素英（107他4198卷二第33、337頁），至多僅得證明謝長仲此時知悉「茂德公司有意購買東森電視公司」之公開新聞資訊，此核與重大影響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實屬有間。

(2)謝長仲於106年10月3日至5日與宋素英討論撤回對凱雷集團范瑞穎等人上開刑事告訴之相關事宜（107他4198卷二第337至341頁），對話中固有①106年10月3日謝長仲問「我們與凱雷聯賣下若需支付介紹買方的中間人費用要付幾％？」，宋素英答「這部分沒談，只說平分。凱雷主談。」；②106年10月5日謝長仲傳訊「按理講凱雷應善意的與我方儘速完成聯賣，不然我方未出售持股時，東森國際現在『黨政軍成份持有電視台股權』的困境未解前，誰願接凱雷的棒子去面對此環節？」、「除非有人有能耐儘速修法？另NCC正在推擬向下分組付費，經營頻道數最多的東森電視受傷將最重，聯賣宜速完成！」等訊息。然查，上開LINE對話紀錄有關「東森國際公司要與凱雷集團聯賣東森電視股權」之內容，係東森國際公司已於106年9月21日公告之公開資訊，且對話內容未提及買方為茂德公司，尚難以上開LINE對話紀錄認定謝長仲於106年10月6日代表東森電視公司具狀撤回上揭告訴時已知悉本案重大消息。又證人宋素英就上開對話內容，於偵查中證稱：東森國際公司於106年9月21日發了一個要與凱雷集團聯賣東森電視公司的重大訊息，也因此才會願意與凱雷集團達成和解來撤告，不是因為茂德公司的洽購而撤告，我也不知道106年9月20日談判破局後什麼時候茂德公司與凱雷集團又重啟談判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331至333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不是很清楚謝長仲為什麼要傳這些訊息給我，好像中間東森國際公司與茂德公司有破局，那段時間新聞都有在講，後來我們跟凱雷集團是要一起聯賣東森電視股權等語（本院卷二第134至135頁），是宋素英亦證稱係因東森國際公司已於106年9月21日公告要與凱雷集團聯賣東森電視公司，而撤回對凱雷集團之告訴。

(3)準此，僅觀以謝長仲與宋素英上開對話內容，實難認定謝長仲有於本案禁止內線交易期間獲悉本案重大消息之情事。

3、公訴意旨又以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數位證據檢視報告所載謝長仲於106年10月19日（報告誤載為109年10月19日，應予更正）上午9時許以LINE傳訊予王姓不詳友人表示：「簡要補充為何王〇先生下決心要完全出脫東森電視股權及交易後將不再涉入東森電視事宜的最關鍵因素：因他已確認及體認『無論台灣執政者為何黨派，NCC及社會與(按輿)論已不可能核准、允許他或有他參與的投資方去取得東森電視的經營權或主控權』，無論此是否對他公平，但他必需接受此無法逆轉的事實」等語（110偵2227卷一第471頁），及謝長仲於106年10月30日在與法國巴黎銀行總經理蔡鴻青及其秘書Winnie Yeh之通訊軟體WhatsApp對話群組中表示：「僅是與王內部討論」、「沒有具體投資人對象前，王無法要求凱雷與『投資人代表或顧問』會面…」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52頁），據以指稱謝長仲於本案禁止內線交易期間已知悉本案重大消息。然查：

(1)謝長仲於偵查中供稱：約於106年10月間，王令麟前往在中和的東森得易購開會，約我一起過去討論一些網購商務的事，我當時是以東森國際公司兼職顧問身分過去開會，會議結束後，在東森得易購辦公室的走廊，王令麟當面跟我說，凱雷集團是有很積極的跟一些買主在談，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談得成，我們是不是應該自己去找一些潛在買家，看看他們的出價，好作為東森國際公司收到凱雷集團通知優先出價時的評估，我因此才與蔡鴻青成立群組。原本是106年10月13日就要安排見面，但後來沒有約成就改到10月31日。因為會議前蔡鴻青問我凱雷集團是否會派代表出席，所以我才回覆「沒有具體投資人對象前，王無法要求凱雷與『投資人代表或顧問』會面」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43頁）。查謝長仲於106年10月4日確有傳訊邀約蔡鴻青於106年10月13日與王令麟會面，此有謝長仲之WhatsApp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在卷可稽（107他4198卷二第49頁），是謝長仲上開所稱其係於106年10月間即受王令麟所託尋覓東森電視公司之潛在買家、其安排蔡鴻青與王令麟於106月10月13日會面、而後因故改期等情，尚非無據。

(2)又依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數位證據檢視報告所載，謝長仲於106年9月22日（報告誤載為109年9月22日，應予更正）以LINE傳訊予黃姓不詳友人表示：「如果賢兄有接洽到擬購買東森電視的對象（王可配合），請聯絡我。售價參考台數科所出價位」等語（110偵2227卷第473頁）；於106年10月19日（報告誤載為109年10月19日，應予更正）下午9時許以LINE傳訊予蔡姓不詳友人表示：「目前局面是我分別勸唐與王：若倆方不能同時聯賣給同一買主，雙方都出不了場，會有一些買主及NCC都認為二股東互相對卡無解的環節難解而不會僅審查凱雷出場的申請，…因此唐與王本次非合作不可且讓王有50%決定權。故有勞賢兄加緊洽賢兄認為可行的架構中的候選對象們，先不需考慮王未來尚能在電視台能參與的角色，先以能同步取得二賣方mandate，迅速成交為首要考量」等語（110偵2227卷第473頁）。是依謝長仲上開傳訊，益徵其有為東森電視公司尋覓潛在買家，且其於106年10月19日傳訊予友人時仍認為凱雷集團與東森國際公司有可能無法同時聯賣東森電視股權予同一買家，並稱「會有一些買主認為…」，自不能肯認謝長仲知悉東森國際公司出售東森電視公司股權之交易狀況。

(3)從而，尚不能以上開對話內容，逕以認定謝長仲於本案禁止內線交易期間已知悉本案重大消息。

4、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旨在以補強證據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藉之限制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查謝長仲雖於109年6月4日調詢時供稱：我在106年10月31日傳訊息給蔡鴻青，應該是當時王令麟向我表示，凱雷集團洽談賣東森電視股權乙案，有一個潛在的買家快要談成，王令麟擔心這個是由凱雷集團主導，對東森國際公司可能不是最好的買主，而且也擔心最後又談不成，所以希望有一個備案，因此王令麟看中我投資圈比較有人脈，希望我同時向外尋找可能的投資買主，我因為106年10月31日收到王令麟的消息及指示，才會去找蔡鴻青，希望蔡鴻青可以推薦一些人選給我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12至13頁）；並於109年6月4日繳交因附表十一之一、十一之二所示買賣股票之獲利，此有109年6月4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繳納贓證物款通知單、暫收訴訟案款臨時收據等件可考（107他4198卷二第57至62頁）。然縱據上情以觀，王令麟委由謝長仲尋覓潛在買家時，有無透露東森國際公司出售東森電視股權之交易狀況，實有未明，且謝長仲於調詢之供述，就其邀約聚會時間亦與前述其於106年10月4日即已邀約蔡鴻青與王令麟會面之客觀事實不符。自難認謝長仲前於調詢時所為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得以之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5、綜上，因東森國際公司擬與凱雷集團併同處分東森電視股權此事實，於106年9月21日即經該公司公告於眾，而參諸東森國際公司所提處分東森電視股權全案決策及作業時程表，謝長仲亦未曾參與任何與茂德公司間之談判程序（110偵2227卷一第213至215頁），是實難僅因謝長仲曾以監察人身分對范瑞穎等人撤回告訴或受王令麟所託尋找潛在買家，即得認定其對本案重大消息於本案禁止內線交易期間即已知悉，並為附表十一之一、十一之二所示買賣行為。

6、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謝長仲既未參與東森國際公司與凱雷集團、茂德公司之交易，則在茂德公司重啟交涉後，謝長仲不斷與宋素英傳送LINE訊息討論，甚提及王令麟所要求之條件，對照謝長仲受王令麟委託尋找新買家乙節，足認謝長仲傳送給宋素英之LINE訊息，係謝長仲與王令麟討論後，由謝長仲轉達給宋素英，則謝長仲、王令麟怎有可能不談到買家為106年9月5日及22日報導中所提及之茂德公司。縱謝長仲不知真正洽談之買家為茂德公司，然謝長仲透過王令麟已知凱雷集團、東森國際公司與某買家已洽談至成交階段，王令麟怕有變卦而請謝長仲安排蔡鴻青協助尋找買家，謝長仲因而先敲定106年10月13日見面，嗣又改期，於106年10月28日敲定106年10月31日上午見面，經蔡鴻青表示不易尋找，至此，謝長仲透過王令麟已知悉凱雷集團、東森國際公司與某買家已快談成，縱謝長仲不知買家為茂德公司，然其既透過王令麟得悉交易即將談成，亦即凱雷集團、東森國際公司即將出售東森電視股權給某買家，卻仍於106年11月2日買進東森國際公司股票。謝長仲雖辯稱若有獲得重大影響東森國際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為內線交易犯行，依其資力也不可能只買40多萬元，然禁止內線交易的理由，即在資訊公開原則下，所有市場參與者，應平等取得相同資訊，一旦有人先知而利用，勢將違反公平原則，故公司內部人於知悉公司內部消息後，若於該內部消息尚未公開前，即在證券市場與不知該消息之一般投資人，進行對等交易，則該行為本身，即已破壞證券市場交易制度的公平性，足以影響一般投資人對證券市場的公正健全信賴，自應予以非難等語。惟查，檢察官所指謝長仲與宋素英LINE對話內容，均未提及買方為茂德公司，尚不能僅因謝長仲受王令麟委託尋找新買家，逕予推論王令麟有向謝長仲提及買家為茂德公司。又謝長仲雖於109年6月4日調詢時供稱：我在106年10月31日傳訊息給蔡鴻青，應該是當時王令麟向我表示，凱雷集團洽談賣東森電視股權乙案，有一個潛在的買家快要談成，王令麟擔心這個是由凱雷集團主導，對東森國際公司可能不是最好的買主，而且也擔心最後又談不成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12至13頁），然於同日偵查中供稱：我想就我調詢筆錄作更正，王令麟應該沒有跟我說有潛在買家要談成了，但王令麟有說擔心凱雷集團主導的洽購找到的買家，對東森國際公司不是最好的買主等語（107他4198卷二第42頁），因而尚不能僅以謝長仲先前之調詢供述，遽認謝長仲有透過王令麟得悉交易即將談成，且王令麟於偵查中證稱：我沒有告訴謝長仲說東森國際公司要與凱雷集團一起出售東森電視股權給茂德公司等語（109偵24639卷二第304頁），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謝長仲係因於106年11月2日前知悉本件股權交易案即將談成而買入附表十一之一所示股票。從而，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所指，尚難採之。(五)綜據檢察官所舉證據及卷內訴訟資料，經本院逐一論證，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被告宋佩蓉等4人有罪之心證。從而，檢察官上訴所指，客觀上尚不能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宋佩蓉等4人有檢察官所指內線交易犯行，自屬不能證明宋佩蓉等4人犯罪，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即應諭知宋佩蓉等4人均無罪之判決。

五、原審審理結果，認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宋佩蓉等4人涉犯內線交易罪嫌，而為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原判決此部分既已詳敘其依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經核並未悖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本案起訴書所列證據及卷內訴訟資料，已經本院逐一論證，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尚難遽以推測之詞，逕為不利宋佩蓉等4人之認定，且與證明犯罪所要求之嚴格證明程序，須達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尚不相當。檢察官就此部分上訴所指各節，業經本院論駁如前，其上訴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唐仲慶提起公訴，檢察官王鑫健提起上訴，檢察官陳彥章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17　　日刑事第二十四庭審判長法　官　林庚棟法　官　陳思帆法　官　姜麗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有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無罪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書記官　巫佳蒨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1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下列各款之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

一、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二、持有該公司之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四、喪失前三款身分後，未滿六個月者。

五、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前項各款所定之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非股權性質之公司債，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賣出。違反第一項或前項規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第一項第五款之人，對於前項損害賠償，應與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提供消息之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提供消息之人有正當理由相信消息已公開者，不負賠償責任。第一項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其具體內容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二項所定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規定，於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準用之；其於身分喪失後未滿六個月者，亦同。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三項從事相反買賣之人準用之。

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五百萬元。犯前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有第一項第三款之行為，致公司遭受損害未達新臺幣五百萬元者，依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及第三百四十二條規定處罰。犯前三項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圍內加重罰金；如損及證券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二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至前項規定處罰。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二項至第七項規定，於外國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適用之。　　附表A、B、一至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