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按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性侵害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0000-000000之父(年籍詳卷，下稱Ｂ男)與上訴人0000-000000 (年籍詳卷，下稱Ａ女，以下與Ｂ男合稱上訴人，分別逕稱其名) 為父女關係。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前對A 女為妨害性自主行為，被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審酌本件係被上訴人涉嫌對Ａ女為強制性交不法行為，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於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以107年度原侵訴字第3號審理期間，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各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0萬元慰撫金及法定遲延利息，嗣經花蓮地院刑事庭移送同院民事庭審理。是故，本案侵權行為事實既涉及性侵害犯罪，為避免他人得憑本案推知Ａ女之被害身分，爰依前揭規定，就上訴人、Ａ女之祖母（年籍詳卷，下稱C女）、曾經之居住所、就讀學校等資訊，均不予揭露，其等年籍詳如卷附當事人姓名、住所對照表及個人戶籍資料(原審彌封袋)，合先敘明。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Ｂ男與Ａ女為父女關係，Ｃ女為Ａ女之祖母，被上訴人與Ｃ女曾為男女朋友關係。被上訴人於民國99年12月間某日下午，明知Ａ女當時就讀國小3、4年級，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基於強制性交之故意，在Ａ女、Ｃ女當時位於花蓮縣新城鄉之住處廚房內，不顧Ａ女掙扎抗拒，仍以左手環抱Ａ女之強暴手段使其無法離去，並親吻Ａ女，以手指插進Ａ女之陰道內，對Ａ女為加重強制性交1 次得逞，致Ａ女之貞操及性自主權等人格法益受到嚴重侵害，造成Ａ女憂鬱、情緒低落等情緒疾患，更經醫師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疾患，受有精神上痛苦；Ｂ男亦因此事每日積鬱於心，鬱鬱寡歡，衡諸父母子女間生活緊密，Ｂ男之身分法益顯受有重大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訴人慰撫金各30萬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我沒有對Ａ女為起訴書所載的強制性交行為。且上訴人請求之慰撫金過高，Ａ女都是由Ｃ女在照養，Ｂ男沒有盡到為人父親的責任，請求相同金額之慰撫金，亦無理由等語。

三、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聲明：被上訴人應各給付上訴人3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人於原審之訴駁回。經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為：原判決廢棄，請求判准如訴之聲明。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為：上訴駁回。

四、查，Ａ女為90年00月間出生，其於刑案指訴於99年12月間某日下午，遭被上訴人性侵害時，為未滿14歲之未成年女子，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署) 檢察官以106年度偵字第2093號提起公訴，由花蓮地院刑事庭以107 年度原侵訴字第3 號刑事判決以被上訴人為對未滿14歲女子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7年6月；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復經本院以108年度原侵上訴字第11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等情(下稱刑案，尚未確定) ，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件刑案卷宗核閱無誤，復有相關卷證影本及各該刑事判決可稽 (原審卷第13頁至第27頁，本院卷第135頁至第210頁、第241頁至第365頁) ，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㈠被上訴人有無對Ａ女為上開妨害性自主之侵權行為？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慰撫金，各應以若干為適當？

五、本院之判斷(一)被上訴人有對Ａ女為上開妨害性自主之侵權行為：⒈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民事判決參照)。又民事案件認定事實之證明度需達高度蓋然性，即法官對於待證事實之真實性有完全之確信，此一確信，需符合與生活經驗所需之高度蓋然性，但不要求絕對之信實，懷疑雖不須完全排除，然應已沉默。故民事案件認定事實之證明度自較刑事案件需達無合理懷疑之絕對確信證明程度為低，學說及實務並無異見。也就是說：裁判上的事實認定，與自然科學領域的事實認定迥異，前者乃係一探究相對的歷史真實之作業。審判作業所謂的「事實經證明」乃係指得以證明肯認至不容合理懷疑之「高度蓋然性」之情形 (或不容『合理』反說程度的證明) 。又所謂的高度蓋然性並不是指全然否定反對事實之存在可能性，就抽象之可能性而言，縱存留有反對事實存在之疑慮，然參照健全社會常識及一般社會經驗，得以判斷為該疑慮並無一般合理存在可能性時，法院仍得為事實的認定。而且，如僅駐足停留於思考、想像上之反對事實單純蓋然性、疑惑性，往往會認定不具合理內容之事實，並會使待證事實存否之最終判斷陷入意想不到的誤判危險。⒉經查：⑴被上訴人與Ｃ女於98年至103 年為同居男女朋友關係，同居期間並與Ａ女共同居住生活，知悉Ａ女於案發時就讀國小。被上訴人母親於99年12月間手部開刀後，為方便回診與復健，曾至Ｃ女住處同住一段時間等情，乃被上訴人於刑案所是認，可逕採為本案認定之依據。⑵Ａ女為90年次，於99年12月間未滿14歲，尚屬年幼，被上訴人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於99年12月間某日下午 (即於其母術後至Ｃ女位於花蓮縣新城鄉住處同居期間) ，趁Ｃ女不在家之際，在上址廚房內，以左手從後方環抱Ａ女坐在餐椅上，使Ａ女無法離去，不顧Ａ女掙扎表示拒絕，仍親吻Ａ女，並以手指插進Ａ女陰道內，對Ａ女強制性交得逞等情，業據Ａ女刑案證述甚明。⑶審酌：①Ａ女於刑案偵查及法院審理時，關於被告性侵時間、地點、遭被告拉至廚房，以左手環抱，將右手指插入其陰道等與構成要件相關之重要事實的證述，前後堪稱一致，無重大瑕疵可指。其於案發時尚屬年幼，涉世未深，若非確有其事，當無法為如此鮮明、逼真且具體之陳述，堪認其指訴之內容，應非虛妄。②本案係Ａ女因他故而於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接受輔導期間，於105年12月8日向心理諮商師陳淑芬言及，經陳淑芬轉知學校後依法通報，始為偵查機關循線查悉。惟Ａ女因抗拒後續偵查及開庭程序，於警詢即明白表示不願提告，有Ａ女警詢筆錄、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結案報告表可參(警卷第12頁《原子筆頁碼，下同》、原審刑卷第145頁，原審彌封袋)，可知，Ａ女自始並無追究被上訴人刑事責任之意願。再依被上訴人供述：我與Ｃ女於105 年過年前分手後就未再聯繫，交往期間沒有不愉快，也未與Ａ 女發生過爭執等語(警卷第3、7頁，花蓮地檢署106 年度偵字第2093號卷《下稱偵卷》第42頁)，可證Ａ 女向心理諮商師陳述本案時，被上訴人與Ｃ女早已分手，交往期間並無不快或衝突。基上，從Ａ女、Ｃ女與被上訴人過往關係平和，Ａ女無意追究被上訴人刑責，僅被動接受調查等情，可推知Ａ女應無構詞欲入被告於罪之動機與必要。再者，證人即心理諮商師陳淑芬於刑案原審證稱：Ａ女於105年12月8日諮商時提到童年性侵經驗，當時有明白表示加害人是奶奶的男朋友；奶奶在該次諮商時也提到因對方是她的男朋友，她不知道如何處理，覺得很痛苦，當時奶奶非常生氣，說已經過了這麼久，現在也沒辦法處理了，為什麼Ａ女不能把它忘記等語(原審刑卷第201 頁正反面)，且證人陳淑芬於105年12月8日諮商紀錄確實記載：Ａ女記得曾告訴Ｃ女，但Ｃ女說那是大人看她可愛所以逗她；Ｃ女在該次諮商情緒激動表示自己很無奈，因事隔已久，現在說也無法處理，也對Ａ女無法釋懷感到生氣，有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結案報告表可參(原審彌封袋)，亦見Ｃ女對於Ａ女向心理諮商師陳述本案被害過往之反應，係不想再惹是非，責怪Ａ女為何不能釋懷遺忘，而非煽動Ａ女提告，自無虛編情節教導Ａ女為不實指訴之可能。從而，應可排除Ａ女刻意為虛偽指訴或受不當干擾、誘引致影響記憶正確性或形成偽記憶之疑慮。③其次，證人Ｃ女證稱：印象中Ａ女在國小3、4年級時，有天傍晚打電話給我，哭說「阿嬤，阿公親我又舔我耳朵」，我立刻回家，看到Ａ女在哭，我問被告為何對要小孩子這樣，被告當時有喝酒但沒醉，回說他沒有。我當時不知道被告將手指頭插入Ａ女陰道這麼嚴重；當時被告母親坐在靠門的椅子上睡覺，他母親有重聽，聽不到廚房的聲音。後來，Ａ女國中時在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下稱門諾醫院)壽豐分院住院期間，有一天被上訴人買便當來，Ａ女看到被上訴人就整個頭趴在我身上，表示不想看到他，還問為何被上訴人會來等語 (偵卷第14頁至第16頁，原審刑卷第85頁至第87頁) 。經對照Ａ女與Ｃ女所述，其等關於Ａ女遭被上訴人性侵後立即打電話給Ｃ女，電話中告知被親吻，惟未提及手指插入陰道，當時家中有上訴人及上訴人母親等情，所述堪稱一致。佐以被上訴人供承其母親於99年12月間術後確有與Ｃ女同住，及Ａ女為90年次，99年12月間適為就讀國小三年級之學齡等事實，堪認Ａ女、Ｃ女上開所述，應指同一事件，Ａ女指訴確有其事而非憑空幻想。又依上訴人自承，案發時間，他與A 女共同住居於事發地，且依C 女所述，案發時候，她並沒有在事發地內，加上，事發時後，A女就讀國小3、4年級(約10歲左右)，相對於此，上訴人則約為40餘歲(55年3月1日生，本院卷第157頁)，2 人的身型、體格、力量等有一定的差距，從這諸點來看，應認上訴人有對A 女實施性侵行為的可能性及機會性，從而，也可以此間接事實(情況證據)擔保印證A女指述的真實性。④再者，Ａ女因遭被上訴人性侵，呈現創傷後壓力症狀，業據證人即門諾醫院身心科醫師王迺燕及心理諮商師陳淑芬證述明確，復有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下稱慈濟醫院)鑑定報告 (鑑定日期：109年5月27日)可參(本院卷第191頁至第210頁) 。尤以，證人陳淑芬證稱：若案發於被害人小時候，大人又說這只是在逗你玩時，可能被害人恐懼的感覺是模糊的，但一旦進入教育階段，受到很多教育後，被害人的恐懼感就會升高等語(原審刑卷第202 頁)。證人王迺燕證稱：Ａ女對過去創傷事件一開始沒有講得很清楚，這很常見，因為她必須與Ｃ女一起生活，於多年後才講出來，一點都不奇怪。Ａ女至少有兩次壓力經驗，一次是公園性騷擾，一次是Ｃ女男友，依我看來，當然是Ｃ女男友事件對Ａ女影響較大等語(本院卷第174頁至第177頁)。而上開慈濟醫院鑑定結果也明白認定：Ａ女國中階段應符合創傷後壓力症及重度憂鬱症之診斷，目前症狀解緩。Ａ女創傷後壓力症狀內容與性相關，原因應與本案有關，亦與國中性騷擾事件有關。未能被Ｃ女理解可視為加重因子。Ａ女無離現實之病症等旨(本院卷第196 頁)。據此，益徵Ａ女指訴，洵屬真實可信。故被上訴人以：Ａ女經數年後才出現創傷反應，應屬不實且與本案無關等語置辯，並無憑據，空言抗辯，應不可採。⒊至被上訴人辯稱Ａ女就本案發生時、地、內褲有無被脫下、事後有無告知Ｃ女等情，所述不一，可見指訴不實等語。惟Ａ女就其遭受被上訴人性侵害經過之重要情節，前後證述大致相符而無重大瑕疵，如上所說。至於其餘犯罪經過細節，因案發時Ａ女年幼，個人觀察、記憶能力有限、時間久遠遺忘、犯罪時間短暫、受害時驚慌恐懼而無從注意等因素，而未能完全清楚記憶，實符合人之常情，難以此些微瑕疵率而全盤否定Ａ女指訴之真實性。至Ａ女事後告知Ｃ女之事實，核與Ｃ女於原審證述情節尚屬一致，並無被上訴人所稱不符之情事。⒋此外，花蓮地院107年度原侵訴字第3號、本院108 年度原侵上訴字第11號刑事判決就Ａ女所指上情，亦均同此認定。是以，本件刑案雖因被上訴人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而尚未確定，然依卷附事證，本於一般人生活經驗法則，已足使本院對於被上訴人有對Ａ女為前揭妨害性自主侵權行為，獲致確信之高度蓋然性，堪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對Ａ女有上開妨害性自主之侵權行為，應為真實，被上訴人抗辯未對Ａ女為強制性交行為等語，並不可採。(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身體權係指以保持身體完全為內容之權利，破壞身體完全，即構成對身體權之侵害。而貞操權之內涵，在法律體系明文肯定此一權利後，即應由傳統觀念強調女子性生活之純潔無暇，轉變為強調個人身體自主權與性自主權不容侵害，係為保護個人對性行為或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之自主決定權。⒉次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為民法第1084條第2 項所明定。此為父母對未成年子女因親子關係所生之人格法益，即指親權，而所謂保護係指預防及排除危害，以謀子女身心之安全，包括對其日常生活為適當之監督及維護；至所謂教養為教導養育子女，以謀子女身心之健全成長。而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金額，民法第195條第3項、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所稱「身分法益」乃指基於親情、倫理、共同生活扶助所繫之一切利益而言，包含二個權利主體間，彼此基於上開特定身分關係所發生之親權(監督權)、配偶權及繼承權等。故父母對子女之親權受到不法之侵害，自屬基於父、母、子、女關係之身分法益受侵害，應有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3 項規定之適用。又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間身分之身分法益受侵害，且情節重大者，始得請求因此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至其情節是否重大，應視個案侵害程度、損害狀況、被害人之痛苦程度及忍受能力等個別情事，客觀判斷之。⒊經查：⑴本件被上訴人對Ａ女之前揭妨害性自主行為，自屬侵害Ａ女身體權及性自主權。Ａ女於案發時為未滿14歲之幼女，被上訴人當時本為其信任之同居家屬，竟未盡長輩呵護照養之責，反而悖於倫常，對Ａ女為上開性侵害行為，使尚未涉世之Ａ女，甚感不安、不悅、恐懼，對人性、兩性關係亦感羞愧、憤怒及不信任，致Ａ女於國中時期因創傷後壓力症住院治療，足認被上訴人之不法行為，已侵害Ａ女身體權及性自主權。從而，Ａ女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⑵Ｂ男為Ａ女之監護人，對未成年之Ａ女負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被上訴人不法侵害Ａ女之行為，侵害Ｂ男基於父女關係所生應預防及排除危害，謀求Ａ女身心安全及健全成長之親權行使，自屬侵害Ｂ男身為Ａ女父親之身分法益。又Ｂ男先前與Ａ女親子關係雖屬淡漠，然於本案揭發後，因Ａ女身心病症，積極給予Ａ女關心、互動，負起照顧責任及負擔部分照顧費用，有花蓮縣政府個案匯總報告可參（原審彌封袋）。可見父女血緣至親，情感自然流露無遺，則Ａ女受此性侵害，Ｂ男往後需陪同Ａ女面對此一創傷，予以協助、扶持、輔導，避免Ａ女之身心狀況、兩性關係產生偏差，不僅須較平時付出更多之心力，對於Ａ女身心之安撫、照顧、教育，勢必增加其困難度，而須付出更多精神、心力，心疼、自責之情必使其精神受有相當痛苦，應認被上訴人不法侵害Ｂ男之身分法益，情節自屬重大，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被上訴人就Ｂ男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亦應負賠償責任。(三)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金額之認定：⒈按法院對於非財產上損害之酌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46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⒉審酌Ａ女現就讀高中，尚無經濟能力；Ｂ男為高中肄業，現為臨時工，月收入約2萬元；107年度，Ａ女僅有1 筆薪資所得2000元，Ｂ男則無所得，2 人名下均無財產。被上訴人為高中畢業，現為臨時工，月收入約2萬元，107年度無所得及財產資料等情，業據兩造陳明在內(原審卷第57、90頁)，復有原審職權查詢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及被上訴人提出之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參（原審卷第33頁至第42頁、第59頁至第61頁)。參諸被上訴人為本件侵權行為時，Ａ 女為年僅約9 歲之幼童，心智稚嫩，身心未臻成熟，卻因被上訴人不法侵權行為，妨害其性自主權，影響其未來之人格發展，Ａ女所受心靈創傷，顯然深遠，亦造成Ｂ男對Ａ女未來人生能否順利成長之擔憂，堪認精神上均受有一定程度之痛苦；暨考量被上訴人於行為時為Ａ女同居家屬之身分、被上訴人之社會地位、兩造之經濟能力、本件不法行為情狀，及花蓮縣政府上開個案匯總報告(見原審彌封袋)所載：上訴人有同住，親子關係於本案揭發前疏離，之後因Ａ女身心症狀，Ｂ男開始關照Ａ女之親密程度等一切實際情況，認Ａ女請求被上訴人賠償3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堪稱允當；至Ｂ男請求賠償相同金額，則屬過高，應予以酌減為10萬元，方為公允，其逾此數額之請求，為無理由。

六、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經上訴人起訴請求賠償上開損害而未為給付，上訴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七、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Ａ 女30萬元、Ｂ男10萬元，並均自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07年5月12日，見附民卷第4頁之送達回證）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難認妥適，上訴人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不應准許部分，原審駁回Ｂ男之請求，所持理由雖與本院不同，然結果並無二致，應予維持，上訴人上訴指摘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予以論述，併予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3 日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法 官 劉雪惠 法 官 廖曉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3 日書記官 廖子絜